，是不是就不革命，反党呢？不能这样说，回忆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中央曾经犯过四次严重路线错误。陈独秀领导时，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把中国革命搞失败了，但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这一场革命斗争中，还是革命的，很多人为革命奋斗牺牲，他们的主观愿望还是革命的。第二次是瞿秋白领导时，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第三次是李立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第四次时间更长些，王明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这四次路线错误时期，也不能说党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主观上还是革命的。但是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领导要负责任，但不能说他们不革命。这和反党集团，闹独立王国，分裂党，搞另外一个党不同，要区别开。所以对上海市委，有同志问过我，是不是我打电话说，他们不是黑帮，他们还是革命的？确实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不革命的。对情况要调查清楚，是不是正确，我还没有检查，红卫兵可以讨论。界线要搞清楚。在这样情况下，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一下都提到敌我矛盾上去，如果根据材料调查真实，变为敌我矛盾，也必须报党中央和毛主席定，做出正确回答。除了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作了结论的，如前北京市委，是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其他的要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审查定案。对党内外犯错误，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必须要作这样审查。社会上是不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那当然有，这就是说敌对阶级，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或资产阶级右派，为非做歹，破坏我们社会主义正常秩序，有反革命活动。这些都是敌视我们无产阶级政权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可是，我们不能把整个地富反坏右全部消灭。我们必须加以分化，改造他们，要看他们有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在解放后，土改后，他们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接受监督，那还给他们改造成为新人的机会。这是人大代表会的决定。现在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对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民愤极大的暗藏、逃亡、有血债的分子要法办或下乡改造。我们不是对已经老老实实劳动接受改造的也重新进行法办，重新张法网。当然，红卫兵对他们批判，杀杀他们威风是对的，他们总有不满意和对立情绪。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有剥削行为，我们要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对他们进行改造，成为社会新人。一方面对人民，对劳动人民，对青年进行文化革命的阶级教育，使我们从思想上与他们划清界限，从破“四旧”立“四新”中改造我们自己，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叉的情况。但是我们主要的斗争锋芒是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们妨碍、阻碍，甚至破坏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就要打击他们。次之，要打击那些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右，暗藏的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把他们揪出来。这样才能打击最少数，争取团结最大多数。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很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在这场斗争中，中学生走得更远些，行动更激烈些，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一说他们干得对，二称赞他们干得好，三告诉他们长期这样做是不行的，要违反政策，我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
第四、校内和校外的问题。我们红卫兵战斗，不仅在学校内，而且要走到社会上。一个时期在学校内斗、批、改，另一个时期，在社会上斗、批、改，就变成更重要的方面。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说：“从学校内的斗、批、改走到社会上的斗、批、改，这两个东西是互相关连，相互交换变化的，一时在学校里，一时在社会上，然后再回到学校。”
第五、在本地搞，还是在外地搞。两种都要。开始都在北京，在学校里搞，然后到社会上搞。现在你们不是出发到全国各地去了吗？过去各校出去，因为外地要求去支援，这种行动应该称赞。现在我们有组织了，应该有计划，有组织的出去，到全国各地支持他们。这方面也是相互交换的，一时在北京，一时在外地，回来以后，外地需要再去。校内外，本地外地，这两种都需要，不要互相争论。有的大学人走的差不多了，有的走没了，就生气了。不要生气，他们总要回来的，不要责备他们。有的学校，出去的少，有他们的原因，因学校里的斗、批、改没有搞，他们想自己搞好了再出去，也有他的道理，也不要怪他们。这两方面要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
现在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红卫兵出去的多。红卫兵是红五类子弟为核心、为主体、为基础的，你们戴红袖章，说话发言权大一些。不是红卫兵，就没有出去走一走，也不敢出去，走到街上，没有红袖章，说话没有劲儿。这种情况能不能改变一下？这已经成为大学、中学当前主要的矛盾。初期一个学校成立几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队、红旗……，我们都是承认的。只要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之下按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以十六条为基础，领导相同，方向相同，基础相同，只是见解不同，意见不同，因而有分歧是允许的。对这些组织都可以共存一个时期。只要承认党、毛主席的领导，在十六条的指导下，你们可以分道扬镳，我们相信万水朝东归大海。你们最后都会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的大海里的。这个争论大体已经过去。现在问题转向是红卫兵和不是红卫兵的问题。红五类出身的，在大学大约有半数，中学也是这样。其他半数，大概有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如中农、手工业者（独立手工业者）子弟，还有剥削阶级的子弟。后一部分大都没有参加红卫兵。在学校里，红卫兵工作最忙，而他们没有什么工作。闲的闲死，忙的忙死，没事的就看小人书，做另外一些事，好一点的还温习功课。这个矛盾如何解决？红卫兵怎样成为依靠力量，然后争取团结教育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后达到毛主席教导的，在学校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今天我提出来，办法由你们去想，由你们去做。
外地来的，来取经，来革命串联，来看一看，更多的人等着见毛主席。到北京来的数量很大，现在初步计算有七十多万。我们担负很大的招待任务。现在，有些同志有急躁情绪，认为他们不应该在北京住那么久，这个情绪可以理解。但是，外地来的同学没有见到毛主席就不走，我们也不能下命令。有的同学忍耐不住了，就贴标语，表示不欢迎，甚至贴在北京车站，说什么样的人留下，什么样的滚回去。这不是团结。我们要高举团结的旗帜。他们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都──北京，毛主席所在地，我们连这点气量都没有，怎么还能做毛主席身边的好学生，好战士呢？我说的时候，不但向你们提出批评，也对我批评，我办事很迟缓，所以我昨天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住下，就是我住的地方，也让给外地同学了。我们天天在毛主席身边，你们也天天在毛主席身边，即使今年见不到，明年也可以见到；在外地的同学，有的一辈子也见不到，这次有机会来，为什么不让见到毛主席呢？如果把你们换一个地位，你们是外地的，不能见到毛主席会怎么样？希望你们回到学校，向这些同学作工作，改变这个看法，多让人家住几天，招待好一些。要把我们真正的革命感情、阶级感情拿出来，让他们住好、吃好，把医疗卫生条件搞好，交通工具准备好，政治宣传搞好，做到五好。只有这样，才能算生活在北京城的毛主席身边的好学生，你们走到外地也才会受到欢迎。这次你们到南方去，到长沙、广州、南宁、成都、重庆、贵阳去，是不是南方出了问题呢？不是，因为前一时期去东北，西北派了一批人。广州、南宁是我们边防前线，国庆快到了，广州有许多外宾，又有一个国际贸易交流会，有很多重要问题，让你们去是为了给你们机会去锻炼。
第六、本国和外国的问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国内必须进行到底，时间需要多长，就搞多长，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对国外可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方针、政策进行宣传，不能把我们的主张强加于他们。
国外来的人，有左派，中间派，还有反动的资产阶级人员，我们要加以区别。对他们斗争的方式，就是宣传，不采取行动。如对苏联大使馆，可以照女二中那样，把杨威路改成反修路，在那地方坚持了十天功夫，举行了揭幕典礼，有四、五十万人参加反修示威游行。但有界限，大使馆不能进去，墙上不能贴大字报，因为我们与苏联还有外交关系，要保持这个界限。我们与苏联，还有对开的国际列车，对苏联的列车不应去干涉。有同学不懂，要上去，贴大字报，我劝他们，大字报贴到车站上去。在海拉尔，有的同学上了车，我打电话讲，有外交关系不让上，他们就下来了，很听话，很好。我们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与苏联人民还是友好的，不能认为他们都是修正主义。这样，我们更应该做好宣传。你们到广州、南宁，都会碰到这样的考验，怎样对待？对国外要宣传，不要干涉人家，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总起来，我们做战斗队，要区别文斗武斗，区别今天明天，区别两类矛盾，区别校内校外，区别本地外地，区别国内国外。要掌握分寸，要在斗争中锻炼，在行动上，战斗上，应该区别行动和宣传，还要区别倡议和通谍。
你们不是很爱下通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