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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为科学家和分类学家所独具的想法，在柳比歇夫身上也可以找到。每个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一种特性，那就是要把混乱的东西归纳成体系，发现其内在的联系，总结其规律性。但对柳比歇夫来说，分类则是他主要的学术研究。分类同太阳系，同元素表，同平衡系统，同植物分类，同血液循环系统都有关系：无处不存在着体系，到处他都能发现体系。
搞分类学是他的使命；分类学能引伸出哲学、历史；分类学是他的武器。
他想成为林耐那样的人……
他想发现蕴藏在大自然中的那些未被发现的，日益深奥的体系……
他在自己一九一八年的札记中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体系，甚至建立了令人发笑的体系——他的傻劲有时是有用的，有时是有害的，有时是进步的，不一而足。他写到大学章程的缺点，就立刻要求建立一个体系，规定章程的体系。
他用各种各样的体系把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他有保管资料的体系、通信的体系、保存照片的体系等等。
无数的日期、姓名、事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应用起来简直得心应手，这是因为他把这些材料都按一种巧妙的体系分别铭刻在头脑之中。至少可以这么认为，当需要的时候，即使不能“记忆如泉涌”，他也能象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需要的手册一样，在脑中找到这些材料。
他是首先在生物分类学中应用鉴别分析的人中的一个。他用数学来加强分类学——我想说，他视分类学为至宝。生物学体系，或者说生物学中的体系，能引起他纯美学上的欢乐；同时，分类学不可企及的复杂性和大自然的完美性又使他感到畏怯和悲哀。
同一类昆虫的构造中有着惊人的多样性，这既不会妨碍他，又不会使地撒手不干，只能引起他的惊诧。这种惊诧往往引导科学家们去发现。他幻想弄清生物真正的类目，可也懂得这一任务是一眼望不到边的。
“看来，多数人认为，很多部类——例如飞禽类、哺乳类、高等植物——的分类，基本上是结束了。但这方面可以回想一下伟大的卡·冯·伯尔的话：‘科学的永恒性就在坚持不懈的寻求之中，科学就其容量而言，是永不枯竭的，就其目标而言，是永远不可企及的。’……”
我过去同很多人一样，对于昆虫分类学抱着一种极其轻视的态度。它不能称之为科学，至多是一种嗜癖而且。一个成年男子犯得上去捕捉蝴蝶和形形色色的虫子吗？这能算一件工作吗？什么样的虫子用大头针别在什么样的虫子旁边……古怪透顶，除非是儒勒·凡尔纳的主人公们才会因此而增添几分光彩。
再说，今天分类学已成为一门使用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的复杂学科。分类学日益广泛地使用分类理论、数理逻辑和形形色色的数学分析。
昆虫学、小甲虫、分类学……用大头针钉住的张着翅膀的蝴蝶标本、蝴蝶、扑蝶网——这些玩意儿都可以说是轻佻的象征。可就有一些科学家，他们成年累月地研究蝴蝶翅膀上的花纹。乍看起来，哪儿也找不到象这样脱离生活的、毫无用处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抽象科学了……然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的朋友，列宁格勒的科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施万维奇对照这些花纹，思考图案的比例、色彩的配合，从中获得了大量对形态学和进化论问题有用的材料。花纹对他来说，已变成文字。完全可以阅读这些花纹。大自然就是这样来安排的：在最不起眼的瓢虫身上，蕴藏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就是这些花纹，也不仅仅是花纹而已，它们是普遍美的一部分，这种美至今还是一个谜。我们用什么来解释贝壳、鱼类的美，花朵的芳香和优雅的形态？这种完美和惊人的色调又是为了谁？……大自然究竟怎么把从审美观点来说简直毫无瑕疵的花纹画到了蝴蝶的翅膀上？……
在我们的时代，决心献身于一种旁人看来极不严肃的工作，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的。需要勇气和热爱。当然，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总是热爱自己那一门科学的。特别是当科学研究的对象本身是很美的时候。不过，除了星星、蝴蝶、云彩、矿物而外，还有美的东西，不过这种美，除了专家，谁也看不见。这大部分是抽象的东西，如数学、力学、光学。
有些人完全能从不寻常的角度来观察自己研究的对象。例如，知名的细胞学家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亚历山大罗夫曾兴高采烈地向我描述细胞的举止行动；他告诉我，细胞无疑是有灵魂的。柳比歇夫当然深信，最高尚的科学是昆虫学。昆虫学使人保留童年时代的优秀品质：天真、纯朴和容易对事物表示诧异。首先，他根据亲身体验感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仪表端庄的人，突然无机身旁的行人，跨过水洼去追一个甲壳虫，一个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婴儿般的纯洁和不顾一切的品质。他说，人们把昆虫学家们看成是傻瓜，这有时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昆虫学家们就可以毫无危险地闯入最富“掠夺性”的地点，反正人们会把他们当作无害的怪物加以嘲笑的。
他们实际上也确实是怪物。他们之中有些人真是爱上了自己的昆虫。卡尔·林德曼说，他爱三种生物；步行虫、女人和蜥蜴。他捉住蜥蜴后，吻一吻它们的头，又放走了。柳比歇夫打趣道：“看来，他对女人大致也是如此。”
在奥赫金公墓的施万维奇的墓碑上，雕刻着他心爱的蝴蝶翅膀上的花纹。
查尔斯·达尔文也是作为一个昆虫学家开始自己的事业的。他回忆道：
“……在剑桥大学时，对哪一项工作，我都没有象收集小甲虫那样热心，哪一项工作也没有象收集小甲虫那样使我满心喜悦……任何一个诗人在读到自己初次出版的长诗时所感到的喜悦，都不及我看到斯蒂芬斯出版社出版的《大不列颠昆虫画册》上‘查尔斯·达尔文先生收集’这几个具有魔力的字时所感到的那种狂喜……”
柳比歇夫对昆虫学的偏爱竟使他丧失了他固有的宽容大度、公正不阿，甚至幽默感。他不能宽恕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因为普希金就蝗虫问题向伏伦卓夫写了那份言语恶毒的报告。他进行了论证，说普希金改变自己对伏伦卓夫的态度，就是由于那次有关蝗虫问题的“嘲弄性”的出差所引起的委屈情绪。在那以后，伏伦卓夫在普希金眼里就成为“一半无知和一半无耻”的人了。
蝗虫飞呀飞，
飞来就停下，
停在那里吃庄稼，
吃饱肚子又飞光。
“我很清楚，”亚·亚·柳比歇夫写道，“普希金的报告，用语是很恶毒的。我并未看出那次出差有什么嘲弄的意味。据我所知，普希金是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官员。当时并无昆虫学专家，因此派遣一位有聪明才智的人去，是完全合适的。何况他在那儿也并没有遭遇任何危险，还可以在那里体验一下当地人民的生活……而且在对敖德萨淑女们，包括伏伦卓夫夫人在内。献够了殷勤之后，正可以在那里稍事休息。无疑，向淑女们献殷勤所费的时间和精力肯定比调查虫害要多得多。”
柳比歇夫深信，由于自己从事的是一项无比美好的事业，因此才有他如此良好的健康状况和旺盛的工作能力。对昆虫进行研究也是他生活方法的一个内容，既增添了体力劳动，同时也增添了这项事务性工作的兴味。
尽管为了昆虫学、分类学、土甲虫要同新达尔文主义者花费不少唇舌，但这项工作是远远避开个人焦灼不安的紧急科研任务的避难所，是可爱的学院式的避难所，是最不得罪人的工作……还有什么工作能比这项工作更使人安宁和不受骚扰呢。
正文 第十二章 一切都得付出代价
第十二章一切都得付出代价——
三十年代，柳比歇夫在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研究所当时设在列宁格勒卡缅诺耶岛的叶拉庚宫。
柳比歇夫那时正在研究害虫的经济价值。当柳比歇夫从数学的角度考察这个问题时，得出了一个颇使大家震惊的结论——他认为害虫的害处被人们大大夸大了。实际上，害虫的危害性要比当时公认的低得多。他到波尔塔瓦地区去，在受草地螟蛾虫害的地方进行调查。大田看起来很不正常：看不见甜菜，到处长着滨藜。拨开滨藜丛，柳比歇夫发现了受滨藜影响的甜菜，嫩芽完全无恙。他开始明白，螟蛾与此事毫无关系。农在领导人分辩说，螟蛾来过，肯定是它们把甜菜吃光了，后来在田里喷了杀虫药，才挽救了作物。柳比歇夫无法反驳，因为螟蛾已经无影无踪了。到了第二天，他偶然看到一块种着甜菜的宅边自留地。眼前美好的情景使他大为惊诧：作物长势茁壮，没有一点受害的迹象。这下一切都弄明白了。事情经过非常简单：主人精心管理了自己宅边的自留地。最后，农庄主席和农艺师不得不承认，农庄在员不肯到大田去出工，任凭甜菜自生自灭，螟蛾确实与此事毫无关系。
北乌克兰的调查使柳比歇夫明白，在其它地区，螟蛾实际上也不曾带来危害。北高加索一有虫害的苗头，柳比歇夫就赶到那儿去，并仔细观察区领导人所提到的那些田地。可是哪儿也没有发现虫害留下的严重后果。说得温和一点的话，就是情况被夸大了，虫害问题是值得怀疑的。
他发现虫害的苗头便跟踪追击。在罗斯托夫，有人向他报告说，在某国营农场，向日葵被吃光了。赶到那儿，他才弄明白，原来向日葵压根就没有种。他曾到齐莫夫尼基去研究黄鼠的危害性；到阿塞拜疆去研究玉米锈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