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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火焰只能吞没档案，无法改变历史。每一个人留在历史上的足迹，如铁铸刀刻一般，无法任意涂抹。
何况众多的历史见证人犹在，何况当年的公安办案人员犹在，何况印在《中央日报》上的《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犹在，更何况姚文元无法一手遮天——他可以在上海为所欲为，尚不能把手伸进公安部，公安部档案室所保存的姚蓬子的档案犹在，姚蓬子在一九五五年所写下的《我在南京狱中叛党经过》，仍然完好无缺地锁在那儿的档案柜里。
姚蓬子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呢？
第二章 曾经是左翼作家
本是阔少爷
或者象我一样／泪向心窝倒注去，
伤情的话涌到喉头／又重复咽下，那未，露丝，你心碎了，也让我不知道／灯光是如此惨白，情调又如此凄迷／强欢假笑是不成了，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吧／露丝，在撒手前……
本来，这样抒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小诗，连同他的作者——二十年代混迹文坛的姚蓬子，早已被历史的浪潮所吞没。
只是因为其子姚文元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个，姚蓬子随之成为众所关注的人物。
细探姚蓬子的人生色彩，最初是灰色的，后来曾是红色的，忽地变成黑色，渐渐又褪为灰色。其中那一段黑色的历史，不仅是他的一块一病，也成了姚文元头上的一块癞疤。在姚文元平步青云成为“中央首长”之后，曾以“严防扩散”之名为姚蓬子遮掩。正因为如此，云谲拨诡，姚蓬子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其实，就连姚蓬子本人，也曾在其诗集《银铃》的“自序”中写过：“人是没有方法逃避历史的支配；正如草木不能逃避节季的支配一样。”如今，撩开那神秘的面纱，为姚蓬子曝光……
姚蓬子，其实是笔名。他写文章，常署“蓬子”。
他的本名叫姚梦生，“梦笔生花”之意。字“裸人”。他又名姚梦圣，“梦见圣人”也。他取笔名“蓬子”——“蓬瀛之子”，总是跟幻梦、圣人、仙境之类扯在一起。
姚蓬子乃浙江省诸暨县姚公埠人氏。
姚公埠是个小镇，离诸暨县城四十来里路。从杭州坐火车到诸暨湄池下车，再转公共汽车到姚公埠。倘若坐小火轮，更方便些：从杭州沿钱塘江航行，转入支流浣江，可以直抵姚公埠。上午开船，下午便到了。
诸暨是浙江的望县，当年越国的古都，西施的故乡。民国以来，嗜暨列为浙江的“一等县”。一九八九乎冬，当笔者访问诸暨时，这里正在由县改为市。
诸暨文化发达，名人辈出。就以本世纪而言，国民党少将以上有一百多人是诸暨人，如蒋鼎文、宣铁吾等。共产党著名活动家俞秀松、谢侠父、宣中华、张秋仁、汪寿华、冯文彬、钱之光、钱希均（毛泽民之妻）等，也是诸暨人。诸暨也出了不少文化人，如北京大学校长何燮侯、诗人何植三、翻译家孙大雨等。诸暨农业也发达，这里流传一句话：“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意思是说，诸暨湖田的粮食熟了，可供天下人吃一餐粥。
姚公埠在诸暨县城东北，本是个姓柴的人居住的小村。相传宋朝时姚家从河南开封南迁至浙江富阳。不久，有姚姓两兄弟亨德、亨利迁往诸暨，亨利被柴家招女婿，改姓柴，而姚亨德也在这小村住下成家。此后，柴亨利家族衰落，姚亨德家族兴旺。人云：“这是以柴烧窑（姚），“窑（姚）越烧越旺，柴越烧越少”。于是，小村遂成为姚姓天下。
小村濒临浣江，相传是西施浣纱之江，又称浣纱江。当时，江上无桥，姚氏祖先置一渡船，供人公渡，那小村便被叫做“姚公渡”。后来，渡口设船埠，遂改名“姚公埠”。姚公埠日渐发展，由小村变成小镇。
姚公埠是一个建在堤上的小镇。它的一边是浣江，另一边是农田。农田的地势低，不得不沿江筑堤。人们的房屋无法建在那低湿的地里，只好建在堤上。于是，姚公埠成了一个沿江而建的狭长的小镇，象一条带鱼似的。
姚公埠的居民，差不多家家姓姚。据说，是由一个姚姓老祖宗繁衍下来的。
在姚公埠，有一座房子，人称“九间头”——那房子南、东、西各三间，共有九个房间。在“九间头”对面，有一座象北方四合院的房子。走进大门，是一个四方的院子。院子的三面，是平房，正面是两层楼房，上下各为三间（后来扩建为上下各为五间）。这便是姚家老屋。
老屋的主人胖墩墩的，那喉咙又响又亮，站在园子里喊一声，连“九间头”的糊窗纸都要抖几抖。此人姓姚名西曜，有田一百二十亩，在姚公埠下村算是数得上的地主了。这些田地，是从曾祖父姚杏生、祖父姚麟秀、父亲姚宝槐手中传下来的。姚宝槐是清朝秀才，两度赴绍兴考举人，未中，疯癫而死……
光绪三十年，吹吹打打，一顶从二十里外盛兆坞抬来的花轿，使姚西曜有了妻室。新娘姓张，按老规矩，也就唤做“姚张氏”。
姚张氏过门不久，为姚家添了一个胖小子，那是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事。“翻译”成公历，也就是一九零六年。
姚西曜希望儿子成个秀才，取名姚梦生，亦即姚蓬子。
子肖其父，姚蓬子的声音也格外响亮，不论在讲坛上；在家中，当他慷慨激昂起来，声音常常会使窗玻璃为之不断震动。
姚张氏是个和颜悦色的人。虽说姚西曜发起脾气来翻江倒海，使姚张氏一声不吭，使鼓槌如同敲打在丝棉被上一般。姚张氏把姚家料理得整整齐齐，没有一把歪放的椅子，没有一个倒了的油瓶。
姚家的日子渐渐兴旺起来，加盖了三间楼房，后来又扩建为上下各五间。
姚西曜当上了“圩长”。那里把堤称为“圩”。圩分段“承包”。圩长，也就是某一段江堤之“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圩长”大约相当于居民小组长。
在生下姚蓬子八年后，姚张氏又生一女，取名姚舞雁。梁实秋先生于一九七四年写的《槐园梦忆》中，有一句提到姚舞雁。那是述及他的妻子程季淑在一九四八年冬从北平逃抵南京时，“第二天她得到编译馆的王向辰先生的照料，在姚舞雁女士的床上又睡了一晚”。梁实秋乃编译馆馆长，姚舞雁多年来在梁先生手下干事。
姚西曜在乡下当了一辈子土财主，希望儿子有点出息。在姚公埠念过私塾之后，姚西曜就把儿子送到绍兴上中学，后来姚蓬子讲话有点“绍兴官话”的味道，便是绍兴中学给他留下的“印记”。
中学毕业之后，他远走高飞，考入了北京大学。
一九二四年夏日，姚张氏常常发烧，气喘，不断地吐浓痰。
不知怎么回事，她的脸上还长出许多红点。
就在这个时候，十八岁的姚蓬子从北京大学急急奔回老家，探望重病的母亲。姚张氏的病越来越重，水米不进。
姚西耀赶紧从几十里外请来医生。医生只略微看了一下，便连连摇头，写下处方，连饭都不吃，就拎起出诊皮包走了。
医生不吃病家的酒菜，这意味着病人已病入膏肓。
医生临走留下一句话：“如果病人脸上的红点褪去，那就不行了。”
姚西曜还来不及去抓药，妻子脸上红点褪去，一命呜呼。
仁立在母亲坟头，姚蓬子久久无言。他把无限哀思，凝在一首题为《自从我死去了母亲》的小诗里。
逝者长眠，很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流逝。白色的纸花、黑色的布幔刚刚扫去，姚家小院挂起了红花、红布，燃起了喜庆的鞭炮。
一顶花轿进了小院。姚西曜在姚张氏死去的当年便娶了继室，叫冯雅琴。比起姚张氏来，冯雅琴显得更为精明能干，尤其是擅长理财。两年之后，冯雅琴生一女，取名姚飞雁。又过三年，冯氏再生一女，取名姚鸣雁。
一九三七年，姚西曜明显地消瘦下去，胃口越来越差。他不断地吐出紫黑色的血块，终于一病不起，死于姚家老屋。
冯雅琴成了一家之主。靠着佃户耕种姚家土地，她在姚公埠过着无忧无愁的日子。直到临近解放之际。她知道世道要大变，便卖了土地，家产，逃到上海，住在姚蓬子家中。
她与姚蓬子之间的感槽，不好，也不坏……
生母姚张氏的病逝，曾使姚蓬子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他的大学同学周颂棣住在离姚公埠八十里路左右的地方，托人带来口信，邀他去做客，散散心。
姚蓬子来到周家，结识了周颂棣的姐姐。他有心，她有意。
本来是为了驱散丧母之痛，却迎来了爱情之蜜。
沉醉在诗的梦幻中的姚蓬子将情思化为情诗：
你小小的唇正象一颗酸果儿，
虽然颜色是红晶石似地鲜艳，
味儿却酸酒一般苦。
因为我正想试尝苦的滋味呢，
故而我们的唇儿触着时，
我的眉间透露了笑意。
爱情虽然滋润了他枯萎的心田。但是，对自己未来充满种种幻想的姚蓬子，不满足乡间的平淡生活，他常常梦想着哪一天成为一个大人物，大圣人。于是，他告别了浣江的水，告别了母亲的新家，告别了恋人的红唇，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
象征派诗人
把青春的火花凝固，那就是诗。
青春焕发的姚蓬子，沉醉于诗的幻梦。
一九二四年盛暑，料理了母亲的丧事之后，借助于一位同乡的介绍，来到了上海，在光华书局当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