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十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自然，有许多木乃伊或活死人，因为在坟墓中睡惯了，坟中的黑暗正适合于他们的视觉，坟中的腐烂正适宜于他们的嗅觉，坟中的死寂正适宜于他们不会翻身的身体。他们再也不相信人间是有太阳和花，火与血，面包与情欲，狂风与暴雨了。”
“大概是我没有睡熟吧？我听见外面有风与雷之交响，我从墓缝中看见了外面有火与血的飞迸。在坟里我觉得气闷。于是我开始在坟墓中爬着。”
“这些诗，是我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潘汉年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不管怎么说，那些小诗毕竟是蓬子的创作，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当然，这些小诗在杂志上发表，蓬子所拿到的稿费，如同沾在胡子上的饭粒。
姚蓬子徜徉在四马路上。一九不五年夏日，忽见四马路麦家圈口豫丰泰酒馆的楼下，热闹起来，挂出了新牌子：北新书局发行所。
姚蓬子踱了进去。人称他是“巡阅使”，什么书店都爱进去翻翻书，打听出版界的最新消息。
一回生，二回熟，姚蓬子结识了那里的老板李志云。
北新书局原是一九二四年秋在北平创办的。当时，开设在李志云家中——北平翠花胡同。
上海毕竟领中国出版界之先。一九二五年夏，北新书局便南迁上海，总店设在上海宝山里，而在四马路开设了发行所。
姚蓬子从李老板那里得到重要的出版信息，北新书局正准备推出一套“欧美名家小说丛刊”。
姚蓬子感到机会来了，马上告诉李志云：“我正在细读法国名家果尔蒙的小说，打算着手翻译。”
“书名叫什么？”
“《处女的心》”
“好，好，好一个《处女的心》！这样的小说，销路会不错。”
李老板当场拍板，同意出版《处女的心》译本。
就这样，姚蓬子从诗人“改行”，成为翻译家了。
一九二五年冬，十九岁的姚蓬子出现在诸暨姚公埠老家。一顶花轿把恋人周修文抬了进来。
新婚不久，新郎就匆匆赶回上海了。新娘回到娘家去住。过了些日子，姚蓬子把她接到上海，从此姚蓬子算是在上海安家了。
一九二七年初，北新书局发行处的书架上，出现了一本新书，印着：“《处女的心》，果尔蒙著，蓬子译”。
这是姚蓬子平生的第一本书。
李老板果真有眼力。《处女的心》上架之后，很快就销光了。
到了一九二七年八月，北新书局又再版《处女的心》。
也就在四马路上，姚蓬子结识了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使他从象征派的颓唐的泥潭里挣脱出来，振奋起来，走上了坚实的布尔什维克之路。
论年纪，小伙子比姚蓬子还小三岁。他是江苏宜兴人，长得风流倜傥，上舞台演小生不用化妆。此人本来也在光华书局，在张静庐手下当小伙计。他又是郭沫若的密友，是创造社的一员。当郭沫若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部”时，他又成为郭沫若手下的小伙计。一九二六年，郭沫若和郁达夫一起，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南下执教。创造社的两员大将走了，那在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便由此人和周全平，叶灵凤三名小将支撑着，人们称这三人为“创造社小伙计”。虽说他们的出版部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的三德里，可是他们编的《幻洲》半月刊，委托光华书局印行。《幻洲》半月刊用四十开印袖珍本，内容分上下两部。
上部为文艺版，由叶灵凤主编；下部叫“十字街头”，登载评论。
杂文，由那小伙子主编——他居然因此自称“下部编辑”。
常来常往，“下部编辑”便与姚蓬子熟悉起来。
这位“下部编辑”幽默。开朗、爱说爱笑，象一块炽炭一般，总是热乎乎的。姚蓬子常跟他谈诗、谈小说，渐渐地谈社会，谈文学的前途，谈内心的向往。虽说姚蓬子年长于他，可是，当论及人生时，“下部编辑”那种不凡的谈吐，深遂的思想，使姚蓬子对他个由得敬慕起来。
此人便是潘汉年。一九二五年，他才十九岁，便已是C。P。——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这位“下部编辑”悄然把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借给了姚蓬子。姚蓬子意识到，“下部编辑”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一九二七年二月，“下部编辑”突然从上海消失了。据他说，父亲潘莘华病重，他不得不回宜兴照料去了。
“下部编辑”半年后，方才露面，脸晒得黑黑的，显得老成得多。半年之间，他仿佛长了好几岁。
其实，那是他接到郭沫若的一封信，投奔江西南昌去了。那时节，郭沫若已经不在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了，投笔从戎，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在南昌，要办一张报纸，需要得力的编辑。他记起了潘汉年，把“小伙计”请来了，出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在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二十一岁的潘汉年成为领队，带着一批共产党员回到上海，向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到。
表面上，潘汉年还在编他的《幻洲》半月刊。还在做他的“下部编辑”。几个月的戎马生涯，使他迅速地变得成熟起来。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为了加强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工作，决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潘汉年为“文委”第一书记。
潘汉年着手在上海文化界发展中共党员。他考虑到姚蓬子虽然正陷于颓唐，却是因为对国家的前途失望而忧心。他委婉地向姚蓬子透露了自己的意思。姚蓬子当即表示了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愿望。
于是，由潘汉年作为入党介绍人，姚蓬子在一九二七年底，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小伙计”，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对诗集《银铃》的自我否定
自从成为“C。P。”，近朱者赤，姚蓬子在潘汉年的影响下，从灰色的阴影中迈上了光明之路。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号的上海《新文艺》杂志上，刊登了水沫书店的“水沫丛书”新书广告——蓬子诗集《银铃》出版。广告是这么介绍《银铃》的：
“篷子先生是研究着象征派的法国文学的人，所以他（的）
诗也完全有着象征派的法国诗风。《银铃》一集是他以前的诗底精选集。据作者自己说，以后的诗格又要改变了，那么这集将成为他的诗艺上可贵的遗产，爱读作者之诗的人不可不购一册。”
确实，自《银铃》诗集出版之后，蓬子的“诗格”变了。他从忧伤转为激进，从彷徨转为前进，从月儿花儿露丝菲菲转向进军的鼓点，他的诗从颓废中振奋起来。
他的《银铃》，自一九二九年三月初交上海水沫书店刊印，才十几天——三月十五日，就出现在上海各书摊上了。初版印了一千册，薄薄的六十五页，定价三角。
《银铃》共收入蓬子早期诗作三十八首，即《秋歌》、《破琴》、《野柳》、《今晚》、《新丧》、《莫要娇笑》、《酒后》、《蹀躞》、《悼——》、《寄S。M。》、《黄昏》、《痴》、《从此永别》、《小诗》、《古城》、《红灯憔悴后》、《重来》、《岁暮》、《荒村》、《春情》、《银铃》、《田间》、《在你面上》、《怪松》、《他》、《莫心痛》、《秋》、《小诗》、《医生》、《To Mary》（本书作者注：即《致玛丽》）、《自从我死去了母亲》、《雪夜》、《歌舫》、《是葡萄憔悴在蔓藤上的夜了》、《苹果林下》、《坂道上》、《我枯涩的眼光》、《我愿我的心是一条可爱的小径》。
他选取了其中的一首《银铃》，作为诗集的名字。这首《银铃》如下：
新雨之后荒园是泥泞地，
啄木鸟儿丁丁地伐木园树上，
更啄落了潮润的新鲜的红蕊。
我穿上了古老的，宽大的木屐，
独自漫步在，漫步在雨后的荒园。
我心儿忽地疼痛，流注着血般。
“什么东西刺伤了你？”我禁不住自问。
“衰老的记忆又重回心头了！”
老旧的故事幕开在记忆里：
一群漂亮的，红面庞的女孩，
和我同坐接骨木的长凳上面，
（争夺地讲述着故事，背诵着诗篇）。
啄木鸟儿抛下树皮在她们帽檐。
她们的笑声好似一串银铃儿摇荡！
她们的笑声好似一串银铃儿摇荡！
如今郁金香依旧似旧的娇美，
啄木鸟儿依旧丁丁地伐木园树内。
但流亮的，清丽的笑声沉默了！
再听不见一串银铃儿的摇荡！
哦，《银铃》，原是留在他的记忆之中、久久难忘的她们的银铃儿般的笑声！
姚蓬子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为《银铃》所写的《自序》，倒是他自己当时思想的真实剖析。这篇《自序》，写及了自己往日的烦闷，后来的沉默，今日的奋进，可以说是他加入共产党以后思想日渐进步的印证。
这篇《自序》是姚蓬子早年思想的自我剖析，颇为难得，故全文照录于下：
人是没有方法逃避历史的支配的，正如草木不能逃避季节的支配一样。梭罗古勃革命后不再写什么文章了，苏德曼寂寞地度着他凄凉的暮年。从这两位去年刚逝世的老文豪的晚年的殁落，我们可以证明历史是不会对任何人殉私情的。
中国近十年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自然，有许多木乃伊或活死人，因为在坟墓中睡惯了，坟中的黑暗正适宜于他们的视觉，坟中的腐烂正适宜于他们的嗅觉，坟中的死寂正适宜于他们不会翻身的身体，他们再也不相信人间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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