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引这段话的目的在于，当小说的叙述几种距离之间、类与别、男性与女性、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性别交错的复杂关系里时，作者很好地尝试了换装的游戏，通过这个游戏，他对性别差异作了深及肉体和心灵的表达。而这中距离不存在了之后，“我”完全融化于姐妹的同性爱之后，这种对异类、异质的追逐也被放弃了，小说中那种双性的成分也就统一到一个声音里了。可以说，他的类之想象展开了，不过也许我们应该期待一次更充分的完成。
～四、性别与叙事人～
女性写作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而质疑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主张面对社会的女作家提出超性别写作，对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讨论作出充耳不闻的姿势。而持激进的女性主义立场的女作家，坚执“个人化”写作的大旗；这种情形在某些男性批评家眼中又好象是犯了自闭症的疯女人。在我看来，对性别经验的正视和描述无疑是女性文学在二十世纪以来最有冲击力的一举；但除此之外，性别于文学的意义仍可在多个层面，诸如形式技巧的层面、叙事的层面来讨论。据报道，伦敦剧坛最近的新鲜事是《李尔王》换了女人来演，主题也变成了女王的经历和母女之间的纠葛。去年更轰动的是舞台上的上帝是女人，许多信教的人反对，但观众多维护艺术创作有自由。（１４）
回到小说上来，我以董启章的小说为例，意在表明，无论作家本人属于何种性别，他在小说叙事中，全然可以有逆向的和多重的选择。叙述，可以是性别的重建。说到底，我和小说作家一样，对于写作，对于小说，抱有同样的信念，即这些都是“一个自我开发和测试的过程”。（１５）选择一个性别，最终是选择一种叙事想象，而在作家自己，正需要承接某种异己的身份并将异性的素质纳入己身。。正是《奥兰朵》的作者强调了这一点，她说道，一个纯男性的脑子和一个纯女性的脑子都一样地不能创作，像莎士比亚那样伟大的脑子都是半雄半雌的，“一个人一定得女人男性或是男人女性。”其作品才能走进别人的心灵。“在脑子里男女之间一定先要合作然后创作的艺术才能完成。男女之间必须先完成一段婚姻。”（１６）
那就是说，类之何在、何为？要问作家自己，问那叙事的精灵。
（１）董启章：《双身》，台北，联经，１９９７年初版。（２）心猿：《狂城乱马》，香港，青文书屋，１９９６年８月初版。因为篇幅限制，这里只是提到这部作品，作为考虑和比较的线索。以下不做讨论。（３）董启章：《安卓珍尼》，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９６年２月初版。（４）平路：《令人眼睛一亮的丰富文本》，（《附录一》），见《安卓珍尼》，第７９页。（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月第１版，第１９８页。（６）同上，第１９９页。（７）同（１），第９０页。（８）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第１版，第２８９页。（９）［美］Ｏ．Ｖ．魏勒：《性崇拜》，历频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１１月第１版，第２、６页。（１０）同上，第６页。（１１）参见［美］Ｃ．Ｓ．霍尔、Ｖ．Ｊ．诺德贝著：《人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５月第１版，第５２、５６页。（１２）转引自玛丽．雅各布斯：《阅读妇女（阅读）》，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１７页。（１３）同上，第４０页。（１４）程步奎：《假如孔子是女人》，《民主中国》，中文电子版，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５）董启章：《得奖感言：甲虫与女人》，《双身》，第ｉｖ页。（１６）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２月第１版，第１２１、１２８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