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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小姨，因为比我还小，我一直就叫她小名的，他们夫妇，我叫他们小妹和远汉，他们家刚办了我老外婆－－就是妈妈的老姨奶奶的丧事。老外婆活到了九十来岁，就在家里老去。那天，正是妈妈进医院的一天。妈妈和老外婆感情很好，每年都要给老外婆送生日礼物，去年春节，老爸老妈还去老外婆家打麻将。老外婆已经坐不住了，主要是和我的六外公、六外婆打。老外婆在的时候，我妈妈的家族是六代同堂，所以大家聚在一起，就吃湖南菜，品评东安鸡。麻将哗哗响起，我就想起一只英文歌：过去的好日子。天气冷，老人们手脚蜷缩，不断有人招呼吃喝、调整取暖器，大家都是既高兴又力不从心的样子。
在我的印象中，我的母亲和老外婆，本性上都是传统的旧式妇女。虽然妈妈一直上班，就像解放后大多数妇女一样，但在我的印象中，她既不喜欢上班，也不问政治。是不求进步，中间偏落后的群众一类。妈妈喜欢家里的生活，喜欢自己的一家人，还有自己的亲戚们。妈妈尤其喜欢做那些旧式妇女的活，诸如缝纫编织烹饪。可她自幼跟外祖父长大，外公戎马倥偬，把她送到自己军校的老师蒋百里校长家中照顾，让她上到大学，并不曾作什么家务。解放了，妈妈也随大流参加工作。发了钱，她忍不住就要买花布、买好看的毛线，毛衣还没织出来，月底就过不去了，没有生活费了。妈妈和爸爸就争辩不休，论题是究竟应该如何管家，由谁来管。妈妈老老实实上了二十几年班，退休工资是人民币三十八元，行政二十三级。当年是如何的温了不能饱、饱了不能温，过来人可想而知。生活教会妈妈接受了爸爸的原则，吃饱放在第一位。有许多年，妈妈没穿过象样的衣裳。记得当年有一种不要布票的软布，黄和黑的格子，绵绸不像绵绸，化纤不像化纤，一洗就照着一寸飞快的缩小，我当新衣服穿了一季，然后买了一袋黑蓝的染料在锅里煮，把衣服煮熟了给弟弟穿。弟弟穿了不要了，然后是妈妈穿。那衣服，拉不直、拽不平，黑道蓝道深一块浅一块，现在给人当抹布也没有人要，当年全国的老百姓谁又不是穿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样。我其实一直也没有搞懂，我妈妈是如何接受了这样贫穷的生活，她出身富贵之家，穿过绫罗绸缎，戴过珠宝首饰，出门不仅有车，连坐飞机都是免费，因为她嫁的第一位夫君是空军教官。总之，妈妈像最普通的老百姓那样渡过她解放后的工作生涯，而她无比羡慕的就是别人家的主妇会持家，一点点钱养活一大家人。文革中爸爸是历史加现行反革命，妈妈被调到公园看大门，每天妈妈扛一把大扫帚，扫地，收门票。还有一段时间，妈妈每天要扫完屈原纪念馆－－这个馆变成红卫楼，里面陈列的不再是文物字画，而是伟大领袖和小将的图片；妈妈再走到湖的另一头去扫几层高、楼梯弯弯绕的行吟阁－－这个阁当然也改成了红卫、革命之类的阁。妈妈干这些活都无甚所谓，好象她从来就是这样生活，随大流吧，既然当时时兴的就是扫大街，扫厕所，扫公园岂不是最愉快的扫地场所。再后来，妈妈就到了五七连，五七连是什么东西，现在的人要查文革辞典才搞得明白，妈妈当时就是去干纯粹的体力劳动，在苗圃拔草种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妈妈在这里交了后半生最好的朋友，是不折不扣的劳动妇女，纳鞋底、种菜，腌干萝卜，无所不会，养家糊口，独立谋生，丈夫死了一个人拉扯一大群孩子。妈妈于五七连退休，终于还原了她家庭主妇的本色，时值七十年代之初，妈妈接手做饭，一日三餐，还有纳鞋底，腌胡萝卜，泡白萝卜。从此上医院看病自由自在，不必看领导脸色。
近十多年，妈妈给我写的信越来越简单，基本上都是平台上的花又开了几朵，包馄饨里面要放葱，我没有害病，每天看小说等等。我们长大了，妈妈变成了小孩，大家对妈妈都是瞎三话四，报喜不报忧的。弟妹回到家中，总是给妈妈带零食，葡萄干、话梅、包装好看的新鲜东西，两个人一起吃。弟弟的朋友，也都知道帮弟弟担待。弟弟去为公司奔命的时候，他们会来帮着换煤气，也会开车带老人去散心。他们叫老爷子老太太出去玩啊，老太太喜不自胜，早早穿上花边衬衣，绣花的毛衣，跟他们出去吃饭。这都是他们晚年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爸爸则不会忘记带上照相机。
（三）
天终于亮了，天气阴冷，车子分头去接亲友，我随车先走。父亲一早起来，就点了三炷香，对着妈妈遗像拜了三拜，插在香炉里。弟弟的朋友大余他们昨天就为我们捧来了香炉、线香、烛台等，他们还替我们买来了香皂、毛巾，毛巾包着香皂，扎成一个方块，这是还敬给前来吊唁、送丧仪的人以及敬给帮忙办事的人的。他们自己分了工，到了殡仪馆，由婷婷散给那些工人。
我坐在弟弟的朋友，开餐馆的老板小杜的车上，妈妈最后一次去外面吃饭，就是在她的“天街食府”，妈妈住院的五十天里，小杜让她的师傅煮过甲鱼汤、母鸡肚片汤、豆花鱼，一锅一锅地往医院送。我懵懵懂懂地说着母亲最后的情景，从头一天到这一天，我像祥林嫂一样，把不堪回首的那些情景在心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妈妈心里晓不晓得她的情况呢？
妈妈晓得。就在几天前，晚上，半夜里，妈妈总是不睡觉。我把她的眼睛合拢，她又自己睁开。有一天夜里，妈妈说：我要走了。我说：到哪里去？妈妈说：我要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我一时谔然，无言以对，起身到洗手间，自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欲哭无泪。我再坐到妈妈身边，说：妈妈，哪里也不去。倒数第三天，爸爸下午如常来看妈妈。天气进入武汉最冷的季节，爸爸说：我走不动了啊。明天天气不好，我可能就来不了啊。但是每天下午爸爸都来了。爸爸摇摇晃晃走到妈妈床前，妈妈说：你带我回去。医生又来吸痰，吸痰管从鼻子里插下去，妈妈摇头，我万般无奈，只能帮医生扳着妈妈的头，无法帮妈妈。爸爸看不下去，掩面离去。吸痰管像一个拖布，在鼻子、咽喉里出出进进，痰是吸出来了，渐渐地也有淡红的粘液出来。那是鼻咽部的粘膜受了损伤。
我对吸痰这件事是如此矛盾的心情，我打心眼里不希望医生来吸痰，可是由痰堵带来的呼吸困难非如此无法缓解。何况没有其它任何一种办法来改善妈妈的处境，医生早有言在先，弄得不好就是人财两空。弟弟说，不惜一切，也要救妈妈。我说，妈妈还在接受治疗，我们不能抬妈妈回去。回去就是放弃。单位说，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吧，我们来结帐，退休职工按百分之九十报销。爸爸说，妈妈的单位好啊。如果是我们教育系统，根本没有钱。医生说，上“泰能”吧，最好的消炎药。反正是一锤子买卖了。掰得过来就掰过来了。护士说，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争取让你妈过春节。我们看着最好的“泰能”上来了，那么一小瓶子，再加上防霉菌感染的药，一天照着上千块的价钱走。最好的消炎药令我恐惧，这意味着再次出现菌群紊乱，妈妈将不停地拉肚子。
妈妈拉肚子和便秘的时候，是全家最为齐心协力的时候，先帮妈妈翻身，小史去把斜倚的床摇平，弟妹保着妈妈打吊针的手不被压着，弟弟抱着妈妈的臀，爸爸在周边指挥，我在床的另一侧蹲着，用手套或手纸接大便。小史嘴里帮着妈妈用劲，我随时报捷，弟弟显出他马屁精的本色，大声欢呼：妈妈拉出来了，全世界人民都高兴！与此同时，我们所有人心里都是沮丧的，这件事做得如此艰难，妈妈的前景在哪里？
妈妈变成了更小的孩子，她有时大叫：我要拉巴巴我要拉尿我要放屁！叫得护士听到了问我们是不是拉得一塌糊涂？妈妈说要穿裤子，坐痰盂拉。弟弟把家里的高脚痰盂带来宽她的心，让她放心拉。医生根本不允许我们给妈妈大翻动，明摆着，妈妈的心功能连床上的活动，如吞一点米糊，咽一口水都越来越难以耐受了。
在殡仪馆，打开那图书馆卡片箱一般的柜门，我在想，会不会出现奇迹？妈妈会不会一下子摆脱病痛，从冰冷中复活？又或者，妈妈在冷柜中呆了一夜，她的面容会不会改变？我旁边弟弟的朋友提醒我，不要自己推担架车，我还是忍不住拢过去，守在车旁。两位殡仪工中的一位是个中年妇女，相貌很干练，也很慈和，她说，您放心，我们来。她从口袋里掏出香水，在包裹妈妈身上洒。然后她把昨天护士长打的纱布结解开，妈妈的脸露出来，和昨天一样安祥，只是两颊好象塌陷了一点。女工师傅又拿出粉饼、眉笔，三下两下在妈妈脸上涂了涂，现在，妈妈看上去好象脸上有了一些红润。女师傅穿着白大褂，活儿干得很让人踏实。按我说的，她把我带去的棉帽子给妈妈戴上，外面再裹上了美丽的丝绸围巾，又用织锦缎的龙凤被面换下了妈妈头天盖的绣花布被面。我看见地下扔了一堆半新不旧的被面，大约都是这日换下来的。根据我头一天在这个房间的黑板上看到的记载，这日里火化的有无名尸两具，有小孩年仅八岁，妈妈是这日里最高寿者，七十九岁，按中国虚岁，是进八十了。
我们随着师傅到了我们包下的灵堂，这是最大的一间。亲友们把一只只花篮摆在妈妈遗像下，车子陆续到来，花圈也都抬进来了。我们单位的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