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钱理群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题目？还是先从一件小事说起。一位同学告诉我，他看了在学校放映的电影《鲁迅》，非常感动。我对这部电影的印象也很不错，能拍成这样，是很不容易了。在拍摄过程中，编剧和导演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因此我注意到编剧的一个陈述，强调鲁迅〃兼有〃儿子〃、〃丈夫〃、〃父亲〃、〃导师〃、〃朋友〃等几重身份〃，整部电影也是围绕这五方面来展开的，着重从日常生活中来展现鲁迅情感的丰富，同学们看了电影以后，觉得亲切而感人，这说明电影是成功的，它有助于年轻一代走近鲁迅。但我可能受到鲁迅的影响，喜欢从另一面来看来想，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问：〃今天我们花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来拍这么一部大型彩色故事片，难道仅仅在于告诉今天的观众：鲁迅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吗？〃这其实就内含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我们中国并不缺少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但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呢？这正是我们所要问的：鲁迅对于现代中国，对于我们民族的特殊的，仅仅属于他的，非他莫有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鲁迅研究界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这又显然与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时代思潮直接相关。
是的，鲁迅和我们一样：他不是神，是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但，鲁迅又和我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他是一个特别，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们才需要他。这样说，强调这一点，不是要重新把他奉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向〃，〃主将〃，〃导师〃这些说法，恰恰掩盖了鲁迅真正特别之处。
鲁迅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主将〃，无论是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学、文化运动，他都是既支持，参加，又投以怀疑的眼光。
鲁迅从来就不是，也从来没有成为〃方向〃，他任何时候（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成为〃方向〃，因为他对任何构成〃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而且，鲁迅还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画家陈丹青按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断定〃不管哪个朝代〃，鲁迅〃恐怕都是坏公民〃，这是确乎如此的：鲁迅就是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和〃坏的公民〃。
鲁迅也不是导师。从古代到现代，到当代，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导师〃和〃国师〃情结，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鲁迅是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少数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导师》一文里说，知识分子自命导师，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轻人不要上当。但他又说，我并非将知识分子〃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在我看来，他也这样看自己：他不是〃导师〃，今天我们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如果想到鲁迅那里去请他指路，那就找错了人，鲁迅早就说过，他自己还在寻路，何敢给别人指路？我们应该到鲁迅那里去听他〃随便谈谈〃，他的特别的思想会给我们以启迪。是〃思想的启迪〃，和我们一起〃寻路〃；而非〃行动的指导〃，给我们〃指路〃，这才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
而鲁迅思想的特别，就决定了他对我们的启迪是别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独有的。
鲁迅思想的特别在哪里？同学们从我刚才连说的三个〃不是〃不是〃主将〃，不是〃方向〃，不是〃导师〃，就可以看出，鲁迅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话语结构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始终是少数和异数。
他和以充当〃导师〃、〃国师〃为追求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从不看重（甚至藐视）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体制的收编，他愿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他就是要在体制外的批判中寻求相对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当然，他更深知，完全脱离体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独立和自由极其有限，他甚至说，这是〃伪自由〃：他连自己的追求也是怀疑的。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讲〃正统〃、〃道统〃，同化力极强的文化结构与传统来说，这样的〃好的怀疑主义者〃，这样的体制外的，边缘的批判者，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幸亏有了鲁迅，也许还有其他的另类，才形成某种张力，才留下了未被规范、收编的别一种发展可能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收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只是指体制的收编，也指文化，例如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编。这就说到了鲁迅的另一个特别之处：他的思想与文学是无以归类的。鲁迅因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蝙蝠》，文章特意提到一则寓言：〃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去，又因为它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鲁迅显然将他自己看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蝙蝠〃。这是很能显示鲁迅的本质的：他和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存在着既〃在〃又〃不在〃的关系；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体系，也同样存在着既〃是〃又〃不是〃的关系。他真正深入到了人类文明与中华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来〃，又时时投以怀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进得去〃（而我们许多人都只得其表，不得入门），又〃跳得出〃（而我们一旦入门，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编），始终坚守了思想的独立自主性、主体性。他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正是从根本上跳出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站队〃意识，而对一切问题，都采取了更为复杂的分析态度，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达的缠绕性。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误解与各方攻击，在现实生活中，他就不得不时时处在〃横站〃状态中。但这同时就使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了许多超越时代的未来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后几代人（他们常常拘于二元对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只能片面理解，而要在历史的复杂性逐渐显露之后，才能为后来人所醒悟。或者说，当后来人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时，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启示性才真正得以显示，并获得新的现实性。我们今天读鲁迅著作，总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们的现实中，其原因即在于此。
我们在这里已经讨论到了，鲁迅这样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少数，异数，这样的无以归类的〃蝙蝠〃，对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今天的中国读者的意义。
首先，它是一个检验：能否容忍鲁迅，这是对当代，以及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宽容度、健康度的一个检验。而我们这里所发生的，却是人们争先恐后地以各种旗号（其中居然有〃宽容〃的旗号）给鲁迅横加各种罪名。尽管明知道这种不相容是鲁迅这样的另类的宿命，今天的新罪名不过是鲁迅早已预见的〃老谱袭用〃，但我仍然感到悲哀与忧虑，不是为鲁迅，而是为我们自己。
当然，任何时候，真正关注，以至接受鲁迅的，始终是少数：一个大家都接受的鲁迅，就不是鲁迅了。我曾在《与鲁迅相遇》里说过：〃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接近鲁迅了〃。换一个角度说，当你对既成观念、思维，语言表达方式，深信不疑，或者成了习惯，即使读鲁迅作品，也会觉得别扭，本能地要批判他，拒绝他；但当你对自己听惯了的话，习惯了的常规，常态，定论，产生不满，有了怀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冲出几乎命定的环境，突破自己的内心欲求，那么，你对鲁迅那些特别的思想、表达，就会感到亲切，就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启发。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他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
而鲁迅同时又质疑他自己，也就是说，他的怀疑精神最终是指向自身的，这是他思想的彻底之处，特别之处，是其他知识分子很难达到的一个境界。因此，他不要求我们处处认同他，他的思想也处在流动、开放的过程中，这样，他自己就成为一个最好的辩驳对象。也就是说，鲁迅著作是要一边读，一边辩驳的：既和自己原有的固定的思维、观念辩驳，也和鲁迅辩驳，辩驳的过程，就是思考逐渐深入的过程。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正是鲁迅，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
而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矛盾重重，问题重重，空前复杂的中国与世界。我自己就多次发出感慨：我们已经失去了认识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坚持处处要求〃站队〃的传统，这就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困境，同时也就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