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包括白领工人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选择了品格分析的手段。这种手段完全不是只针对希特勒本人的，但的确是第一次，对极权主义者的品格进行分析。具有这种品格的人偏好服从，也需要去发号施令，两者相辅相成。真正民主的或革命的气质对两者都不能接受，只有人的平等和尊严才是至高无上的。
我们的理论前提是：一个人在想什么是不太重要的，因为它脆弱、易变，并且被一些他所听到的口号、家庭传统、社会环境和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一个人所想的和其他人所想的多少有些相同，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观点”的东西。观点是很容易改变的，环境不变，观点才能不变。说一点题外的话，所有的民意测验在这方面都有重大的缺陷，因为这种测验所能确定的只有意见和观点，而对于这样的问题则无能为力：如果明天条件完全变了，你的观点将会如何？但是在政治学中，这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于是最重要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人在当时恰好在想什么，而是他如何生活和行事，而这又将取决于他的品格。如果这样来提出问题，则需要一个你刚才提到过的新概念，即“信念”。信念根植于人的品格之中，而不象观点那样只存在于人的头脑里。信念是人的根本和存在的产物，而观点往往取决于一个人听到别人说了些什么。由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只有那些在信念上与希特勒主义不相容的人，而不是那些只与他的意见相左的人，才能够起来反抗他。
舒尔茨：您的研究结果令我十分兴奋。很难想象今天的各种民意测验方法能得出与您类似的结果。但并不仅是舆论界忽视了人的品格问题，所谓的政治学教育和新闻界也只对人们的观点感兴趣。
弗洛姆：这正是多数政治学研究政治教育的重大失败之处。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所一直强调的概念，即政治是经济与阶级利益的表现。我认为总的说来这是对的，但也有一个缺陷。我们不能只考虑经济和社会的动力，也要考虑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要考虑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经济学的因素相关。人们不但不能脱离经济利益而活动，同样地也不能脱离与人类的存在和条件密切相关的精神需求而活动。如果要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在政治上取这种或那种态度，是需要彻底熟悉这两大类因素的，它们在“社会品格”中表现为一个整体。
在我们的知识结构中，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空白。心理学和政治科学还都没有将它做为研究的课题。在法兰克福，我们开始试图确定在德国的蓝领和白领工人中占主导地位的品格类型。我们向两千人寄出了问卷，并收回了六百份。我们没有采取通常的选择式答案，即在每一个问题后面标明“是”、“不是”；或“完全同意”、“部分同意”、“完全不同意”等等。答案是由被提问者自己写的。然后，我们采取合理分析的方法分析这些答案，即注意答案的无意识成份的重要性，和这些无意识如何与答题人有意识的思想相对立。我们发现用这样的方法，几百份答卷能使我们不仅了解这些人在想什么，还能了解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好恶；什么激励着他们、什么吸引着他们；他们想鼓励什么和反对什么。
举一个例子。当问到：“对孩子应不应该实行体罚？”一个人说应该，另一个人说不应该。但这样的回答没有多少意思。但如果一个人说：“这样做会限制孩子的自由，而一个孩子应该学会不胆怯。”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一个权力主义者。如果另一个人说：“孩子就是应该敬畏和服从父母，所以体罚是必要的。”我们就可以做出相反的解释。当然，你不能仅凭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做出结论，但在看过对十个问题的回答后，我们都十分惊讶地感到这些回答是多么的一致，你甚至可以十分准确地猜出这个人将如何回答后面的问题。
最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答题人中有约百分之十的人具有权力主义的品格。这些人在希特勒掌权前后会成为狂热的纳粹分子。另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具有反权力主义的品格，理论上的估计是，他们不会成为纳粹分子。他们是否有勇气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是另外的问题，但他们将永远在内心里反对纳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具有混合品格，就象在中产阶级中通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我们估计这些人既不会成为坚定的纳粹分子，也不会成为抵抗战士，他们可能在随大流中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热情或疏远。
虽然没有详细的统计数字可资证明，我估计很多人都会认为我们的研究结果相当准确。只有很少的德国工人加入了抵抗运动，更少的人成了坚定的纳粹分子，多数人两者都不是。抵抗运动也就一直没成气候。我们使用的方法不仅能在预测希特勒的政治前途上起重要作用，也可以用于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民。一旦我们抓住了信念与观点的区别，就可以着手进行具体的社会分析学研究。
舒尔茨：您刚才提出你们的研究从未发表，为什么？
弗洛姆：主要因为研究所的上层不同意发表 。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发表，那就是题外话了。
舒尔茨：很可能是害怕和谨镇。回想起来。这件事情很有些可惜。如果当时把这篇东西发表出去，可能会在唤醒舆论方面发挥一些作用。
弗洛姆：确实如此。可它们一直被束之高阁。一些人甚至想根本否认它们的存在。当然，这是无济于事的，它们确实存在。
舒尔茨；现在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研究结果？
弗洛姆：据我所知还没有。我的同事迈克尔·马柯比和我曾在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里，以同样的指导思想写过一篇东西（见《弗洛姆选集》第三卷。题为“心理分析与品格学的理论与实践”——英译者注）。我们不仅涉及了“权力主义”和“反权力主义”的品格倾向，也涉及了其他问题。迈克尔本人也用相同的方法作过一篇有关美国各个不同阶层中，有嗜尸癖者和热爱生命者之间区别的研究论文。除此以外，还未发现这一理论的新发展和应用。
舒尔茨：弗洛姆教授，我们如何能够在政治领域中，对人的品格更具有判断力？大多数政客们当然并不希望我们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但我认为对于健康的民主制来说，人民对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具有锐利的分辨眼光，是相当关健的。电视使我们可以从近处看清他们的面孔、他们的姿态，以便观察隐于其言辞背后的某些东西，但究竟应该怎样做到这点？
弗洛姆：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怎样才能避免民主陷入煽动的陷阱？民主国家的人民好象是在自己做出判断。但如果他们只注意政客们的言辞并受它的影响，又如何做出判断？美国的选民们用很多的办法来评价竟选者的诚实、虚伪、耿直、风度和躲闪等等品格，德国的选民们也如此，但这样做的地方毕竟还很有限。
一个民主政体要得以正常运转，需要许多先决条件，在此当然无法一一列举。但可以说，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人民能够看出政治家的主要倾向和情感所在，以及何种哲学或宗教的品格指导着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这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摒弃某些成见，然后才能学会如何全面而完整地观察一个人。
有趣的是，在我们做生意的时候，通常在这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本领。当我们要雇佣一个人、或是要与他合伙时，决不会只听他如何讲述自已的一大堆优点，而是仔细琢磨他的整个为人。越是与已切身相关， 我们就会越注意判断对方的品格。但是，当事情与我们自身以外的社会与政治利益相关时，我们却不愿意费这份心思，只想坐在后排的椅子上，听听那些能使自己愉快的话，然后跟在别人后面走。其实，无论是孩子、青年和成年人，都可以在社会的实验室中，在每日的日常经验中学会观察一个人的本质。当然，读书也是一个办法。遗憾的是心理学、尤其是学院派心理学，虽有不少成功的作品问世，但在社会与政治的科学方面还没有很多成果。品格学、或关于品格的科学，对于政治、教育、婚姻、友谊等等都非常重要。比起那些学院派心理学的发现来，品格学与生活有着更紧密的关系，但是在心理学领域中，这一学说尚未占据重要的一席。
舒尔茨：请原谅我提一个与我的职业有关的问题，也许我过份夸大了它的重要性：记者是不是应该比其他人更应该在品格学方面有所造诣？这样才能在对政治形势和其他重大事件做出评价时，不至为幻象所迷惑，而具有一种清晰和敏锐的洞察力？
弗洛姆：当然，我们大家都希望如此。但不能忘记，运用品格学的方法需要有勇气。说一个政治领导人的好话总是容易的。但要说此人是个骗子，说他的目标与他所声称的相反。他将把我们引向毁灭，这是需要有些胆量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很难被证明，并且人的品格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
舒尔茨：最后一个问题带一点总结的性质：反抗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行动，需要专门的训练才能完成。但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的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无能为力、不愿承担风险和责任。您能否简短地评论一下，反抗需要在何地何时开始出现，才能在暗杀这类行动成为必要之前产生效果？
弗洛姆：如果在希特勒已经赢得胜利后再反伉他，你是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失败了。因为进行反抗需要内在的核心，需要信念。你必须信任自己，学会批判地思考。你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一只羊。要做到这些，要学会“生与死的艺术”，是需要不少努力、实践和耐心的。象其他技艺一样，这也是要学习才能掌握的。如果一个人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他就能知道好与坏——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