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做梦也是一种心理需要。即使在睡觉时．我们的神经仍在活动，如果这种活动被剥夺，人就会失常。
动物心理学家哈娄在他的实验中，让猩猩去拆除一个复杂结构上的零件。哈娄不给它们任何奖励，也不以惩罚相威胁，却发现这些猩猩一连十小时饶有趣味地做这项工作。这表明了动物——特别是黑猩猩也可以根据兴趣而不是奖惩原则来行动。
人类在三万年以前就已开始进行艺术活动。今天的人往往贬低这些作品，认为那不过是用来达到某种巫术或魔法目的的东西。但是想一想我们在那些洞窟里看到的是多么精美和优雅的壁画呵！当然它们可能被用来记录狩猎的成绩，但难道这种实际的用途能用来解释它们的美吗？我们今天仍然在欣赏那些精美的壁画和陶罐、花瓶上的装饰花纹。如果只为了魔法和记数的目的，完全用不着制造如此精美的艺术品。这说明当时的人除了将其作为工具和器皿的实用考虑外，还另有兴趣：他们想通过创造得到积极的生活，想发挥自己的潜能。
德国心理学家卡尔· 布勒首次提出一种可称为“快乐功能”的观点，指可以带来快乐的积极活动。人们乐于从事某种活动、并不是出于对物的需求，而是因为这种运用自身能力来造出某些东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经历，一位杰出的意大利教师玛丽娅· 蒙太索里认识到，在旧有的教育体系中，可以根据奖惩原则来训练孩子，但无法运用同样的原则来教育他们。很多人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检测和研究，结果表明：当学习过程本身能够给人以一种内在的满足感时，学习的成绩就会变好。
我相信，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运用自身内在的动力，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时，他才具有了真正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中只是占有、使用而没有存在，他的生活就失去意义，他就会退化而成为物。真正的乐趣来源于真正的积极；而真正的积极有赖于发掘和运用人的活力。我们不要忘记，勤于思考会促进脑细胞的生长。脑量的增长类似于通过额外的锻炼增强肌肉：如果不给肌肉施加它所习惯的以外的压力，它就总是保持原样，永远达不到它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
现在，我想在我们关于富足的讨论中引入一些社会和经济的思考。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历史分成几个阶段，而从类人猿进化到人的阶段可能长达十几万年。没有决定性的一步和关键的一刻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完成，这是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现代人的祖先大约在六万年前完成了进化，与我们相似的“智人”，大约在四万年以前出现，而真正的现代人则出现得更晚。
是什么使人区别于动物？不是直立的姿势。在类人猿的大脑远未发达之前，它们已经在直立行走了。同样也不是工具的使用。这是一种全新的、前所未知的品质——自我意识。动物有的是对物的意识，意识到此物与彼物的区别，而当人类诞生时，却产生了对于本身的意识。他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己与自然和其他人的区别，意识到自己在思想和感受。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从未在动物的世界中发现类似的东西，正是这种特殊的品质使人成为人。
我们称之为人的生物在出现后大约三万年中，都生活在绝对的艰苦和持久的短缺之中。他们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还不知如何耕种。后来出现了新石器时期，这一伟大的进化大约发生在一万年以前。人开始生产、制造物品。他不再依赖偶然拾到的东西和狩猎而生活，而是开始成为农夫和牧人。他开始生产出多于需要的东西，开始运用自己的远见、智慧和技能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第一批农夫和他们使用的简单的犁今天在我们看来十分原始，但他们是不再完全依赖大自然喜怒无常的施舍的第一批人。他们开始运用头脑、想象力和自身的能量去影响世界、去为自己创造一个更舒适的环境。他们开始着眼于未来，并且第一次达到了一个相对富裕的状态。他们很快将农业和畜牧业的原始方法抛在后面。他们开始发展文化，建立城市。我所说的“相对的富裕”是指这样一种阶段：早期的贫困和短缺已被克服，但新的富足又十分有限，无法使人人有份。支配社会的少数人把最好的东西归为己有，多数人只能得到剩下的部分。虽然过于简单，我们仍旧可以说，相对富裕（或相对贫困）是新石器时期的规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今社会的规律。
相对富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可以藉此发展文化，是建筑房屋、组织国家、资助哲学家等等活动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相对贫困的结果却是一小部分人不得不去剥削一大部分人。离开了大多数，经济无法发展，战争无法进行。战争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一旦有了值得从别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一旦人们建立了群体的生活，战争就成了一种制度。我们经常把自己参加战争的原因复杂化：“我们受到了威胁！”以此来说明战争的正义。其实，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伴随着新石器时代而产生的相对富足，一方面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了战争和人剥削人。从那个时代起，人类就多多少少有些象生活在动物园中。这样，基于对人的观察而建立的整个心理学领域就必然出现了一种情况，类似于基于对动物园里的而不是对野生动物的观察而建立的生态学的情况。索里·米克曼观察了伦敦动物园中的狒狒，发现它们非常富于侵略性。开始他想狒狒的秉性如此，但后来另一些科学家通过对野生狒狒的观察所做的结论却并不如是。身陷囹圄、失去自由和厌倦会使在自然环境中并不存在的侵略性发展起来。
我相信人和动物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异常表现。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的处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而在我们的世纪达到了顶点：一夜之间，机器的力量取代了由动物和人类提供的自然力量。一个新的希望由此而生：如果能将这一伟大的力量纳入正确的轨道，则最终多数人都可以分享富裕的果实。
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革命——工业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机器不仅取代人的体力，还要取代人的思想，我所指的是以某种机器操纵其他机器和生产程序的控制论科学。控制论的急速发展使生产能力成倍提高，我们可以由此预言：如果不发生大量毁灭人类的战争和瘟疫，新的生产方法将会造成人人有份的绝对的富足。人类生活可能会受到生产过剩的干扰，但却永远摆脱了贫困、饥饿和暴力的威胁。
现代社会不仅造出了物，也造出了对物的需求。我的意思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对于物的需求永无廪足，总是在追求吃、喝和更舒适的住宅。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周围，你会发觉广告和装潢对于需求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需求已经不是出于人本身，而是出于人以外的原因。当广告对一种过剩产品大肆宣扬时，一个本来过得不错的人也会觉得自己过于寒酸。在我们现存的制度中，创造利润是生存的条件，因此工业将毫不扰豫地去创造需求，然后再来满足它。目前的经济制度立足于最大量的产出和最大量的消费，而十九世纪时经济还是立足于尽可能的节省。我们的祖父辈认为购买自己无力偿付的东西是一种罪恶，而在今天这种作法已成为一种美德。相反，如果有谁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或是从不欠债，反而会被人认为不正常。这种风气将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我可以告诉你：无节制的消费将会造就出一种以商品做为宗教信仰的人。他对于天堂的解释大概就是一个硕大的、应有尽有的百货商店，并且他有足够的钱去买下不仅是他想要的，还要比他的邻人稍多一些的东西。这是一种综合症的一部分：他对自己价值的理解就在于占有的多少，而他如果想成为最好的，就不得不成为占有最多的。这种恶性循环产生消极、嫉妒、贪心；最终导致人内心的虚弱和自卑。他对于自己的估价基于他有什么，而不是他是什么。
父权社会的危机
我们已经看到，将消费做为生活的目的会导致挥霍无度和厌倦。而这一问题与一场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危机密切相关。由于我们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了这场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内在的原因上，因而对于它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我所指的就是家长制的，权力主义的社会结构的危机。
这种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使我想起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瑞士学者巴霍芬。是他第一个系统地说明了，一切社会都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原则：女性或母权制的或是父权制的。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在旧约和罗马史里看到的父权制社会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在那里，父亲拥有和统治家庭。在原始的父权制法律中，妻子和子女同奴隶和畜群一样，属于父系家庭的财产。父亲对于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想想今天的年轻人，我们会感到自己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但是不要忘记，父权制在大约四千年以来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统治着西方世界。
在母系社会里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最受尊敬、被认做当然的一家之长的是母亲。父爱和母爱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这种差异是十分重要的。父爱常常自然地成为一种有条件的爱，子女必须符合某些要求才能得到它。说到这里我请大家不要误解，我所说的父爱不是指哪一个父亲对自己子女的爱，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父亲最爱那个最符合他的希望和要求的儿子，而这个儿子——一般是长子，但也有例外——最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如果你看一看《旧约》，就会发现总有一个最受喜爱的儿子，他因为服从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