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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补充一句：依照我个人的观点，在当今的社会中不是完全有可能当一个好的基督徒，而又不致被饿死的，关键在于你的能力。你必须有勇气坚持真理，百折不回地去爱，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屈服。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伦理”使宗教丧失了另一条腿，它不再能够充当一个向人们宣讲价值观念的角色了。但是，看来人们不愿意也不能够完全脱离宗教。人不同于一般的动物，不能只靠面包活着，他需要梦想、需要信念，以便使他的生活增添乐趣。现代的人对偶象崇拜已经不再感到兴趣，但在本世纪确实出现了一门新的宗教，我想称它做“技术的宗教”。
这门宗教有两个主要的内容，其一是对于满足无休无止的需要的梦想。人就象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永远张开嘴吸吮给予他的一切。这是使我们变得懒惰和消极的穷奢极欲的天堂，技术使人们乐于食来张口，衣来伸手。
另一个内容要复杂得多。从文艺复兴时代起，人们就在竭尽全力去思索和探求自然的秘密，竭尽全力去控制自然。有这样一种愿望深深植根于人的头脑并成为他的动力：不再仅仅做自然的旁观者。而要做一个世界的创造者。很难十分准确地表述这种愿望，但如果极而言之，我可以说：是人类自己想成为上帝，想做一切上帝能做的事情，当第一个宇航员登上月球的时候，我们目睹那神奇而又壮观的场面，不是有点象某种异教的崇拜仪式吗？那个时刻标志着人类冲破了自身的界限而成为上帝。连基督教的报纸也认为，对月球的征服是创世以来的一次伟大事件。对于基督徒来说，谈论一件比道成肉身（Incarnation）① 更重要的事件似乎有些不够谨慎，而在人们亲眼看到自己战胜了地心引力而开始走向无限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那些禁忌了。
① 道成肉身：基督教基本教义和信条之一，即三位一体的上帝中第二位的圣子（道，亦即逻各斯）为拯救世人而降生，取肉身而成为人。
你们可能认为我有些夸大事实，其实我只是想引起你们对这一趋向的注意。有比登月引起了更热烈反响的科学事件吗？好象没有。实际上有更加神奇的科学成果，但人们往往无动于衷。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偶象崇拜正在兴起，技术或人自己成为新的上帝，字航员成了高级教士。当然，没有人承认这点，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基督徒，需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找一些掩饰。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新的宗教里而也还有一些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动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新的宗教并不宣扬任何道德准则，唯一的准则就是去做技术上可行的事，技术能力本身成了道德准则，成了道德的源泉。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如果上帝死了，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认为已有的道德全都基于对上帝的信仰。但如果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如果上帝不再是指导他们思想和行动的实体，他们是否有可能不变成完全丧失道德的人？是否有可能再去寻求另外一种道德准则？如果悲观一些，答案就是否定的。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交战各国共同遵守两条国际公认的规定，一是不得杀害平民。二是禁止折磨和虐待行为。而今天，任何战争中都会有平民被杀害，因为交战各方已经不再接受任何对于使用武力的限制。而且，技术本身也不允许进行任何区分，我们按下电钮来杀人，分不出平民还是军人。我们根本看不见对手，也就用不着去同情和怜悯，而折磨和虐待在今天已成为家常便饭，人人否认这一点，但是人人都知道它是如何的普遍。
我们可能不愿意说野蛮的风气在不断增长，但也很难否认人性和道德在日渐衰落。不过，我们也能看到一种新的道德准则在兴起，我们在青年一代为了和平和生活，反对战争和破坏的斗争中发现了它，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许多年轻人（并且不只是年轻人）宣称他们开始信奉新的、更好的价值观念，千百万人对于非人性的战争越来越不能容忍。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的、信奉爱的道德准则开始站出来反对当今的消费社会。我们还看到了伴随着无数为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而出现的自我牺牲的政治信念。新的道德准则还有许多缺陷，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由于出现了这些令人鼓舞的事情，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太极端了。佛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建立道德规范并不一定非要树立一个权威。这些规范不能是强制的，只有当它从人性中产生，并植根于人性的土壤中时，才能花繁叶茂。人不能脱离道德．那会使他们失去内心的平衡与和谐。但是他们如果总是被告知：你们必须服从，必须只顾自己的利益，必须去杀人，同情心会毁了你们，等等，那么就会在道德的表面下产生不道德。这种声音听得多了，他们就不再能够听到发自内心的人性的声音，他们就真的会觉得，一旦上帝死了，人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让人类全面地发展
青年一代，特别是激进派分子，在当前的道德危机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我所说的“激进派‘”不是那些自封的，认为任何暴力行为只要冠以“激进”一词就变得合理的极端分子。那些人只是乳臭未干的无知者，患上了列宁曾经说过的“左派幼稚病”。
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年轻人，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是激进的，而且对于权力社会的伦理规范持有同样的态度。任何革命都要反对某种权威，但他们的矛头同时指向了植根于这种权威的道德准则。这一准则使人们在不顾权威的命令而依靠自己的感觉、依靠人性行事时产生犯罪感，而这些年轻人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帮助人们摆脱这种犯罪感，同时努力寻找新的道德规范。
这一代年轻人所具有的另一特点是诚实。他们不再象老一代那样总要为自己做的事寻找某种托词，不再自欺欺人。我们不敢承认“完全非人性的东西使我们异化”，因为这么一来就会把我们推向反抗的边缘。然而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了人具有正反两面，只有在那时，我们才成为真正的人。
对于忠诚问题，弗洛伊德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在他之前，我们只是从表面上看待忠诚的价值，相信人们的“良好动机”。但在弗洛伊德发现和系统地研究了无意识之后，强调“良好动机”已无任何意义。我们开始认识到，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存心不良，与在自我意识中找一些理由将其掩饰起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确实如此，有些人用心险恶，但却是诚实的；另一些人同样用心险恶，却能在自己的意识中将其压抑下去，在真和善的伪装下更好地达到目的。
自弗洛伊德以来，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有意识和“良好动机”负责，也要对自己的无意识负责。是行动而不只是言词代表我们说话，有时言词甚至不说明任何问题。我们不光是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得出这一结论，而是亲眼看到了谎言如何诱使我们陷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千百万人深信自己是为了忠诚而战，自愿地走向死亡。他们是谎言和空洞口号的牺牲品。
我认为弗洛伊德这方面的学说对于西方世界的影响比所谓“性解放”重要得多。“性解放”也常常被认为起源于弗洛伊德，但我却认为它是一个消费社会的必然结果。我们怂恿人们去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怎么能要求他们克制自己的性欲呢？在一个消费社会里，性也必然成为消费品。有许多产业是由于为性服务而开设的。许多钱用于保持性行为的吸引力。这种情况代表了一种变化，但却不是一场革命，而且很难把它归咎于弗洛伊德。
真正具有积极意义的是青年人不再对性生活负有犯罪感。如果权力主义的伦理声称性冲动是“罪恶的”，那么我们大家都会成为永不枯竭的罪恶的源泉，因为人的构造决定了他们不能没有性冲动。对性的压抑导致犯罪感，而犯罪感又被用来维系权力主义的伦理。
年轻人（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些老年人）终于摒弃了这种犯罪感，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在消费社会的引导下，性不断地被用来掩饰人类之间的疏远。我们用肉体的贴近来掩盖人情的离异，但却无济于事。两个人之间真正和谐的情感接触可能与肉体的接触有某种联系，甚至可以来源于肉体的接触，并反复地以这种接触做为验证，但这两种接触毕竟是两回事。
青年一代反对家长制和消费社会，却又屈服于另一种消费主义，表现之一就是吸毒。父亲母亲买汽车、买衣服、买首饰，而孩子们就吸毒。可能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原因促使他们吸毒，而且陷得越来越深，但是无论什么理由，依靠吸毒而生活是表现出了一种消极和懒惰。他们批评自己的父母是“消费人”，而今自己也以不同的方式重蹈覆辙。他们也是常常在期待着某些外在的东西，期待着毒品的迷幻，期待着性交的激动，期待着摇滚乐队强烈的节奏；希望这些东西使他们麻醉，将他们从地上托起，然后消失在虚无中。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忘却了自己，变得放荡和消沉。一个积极的人从不忘记自己，他就是他自己，并在不断成为他自己。他不断长大，变得成熟、老练。一个消极的人，如我刚才提过的，就象一个待喃的婴儿，他只知吸吮瓶子里的东西，什么也不用操心，这样的人从来不运用自己的心理力量，最后变得疲倦和嗜睡。这不是使人恢复精力的健康的睡眠，而是一种被无聊折磨得精疲力尽后的麻醉。你们又会说我夸大其辞，但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这种感觉。帮助制造虚假需求的宣传机器也在喋碟不休地让我们相信，我们文化的高级阶段正是由这样的消费水平来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