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皮果提，”贝西小姐打开客厅的门叫道，“端茶来。
你的女主人有些不舒服，别闲着到处蹓跶。”
贝西小姐发号司令那样子俨然像自打有这房子起她就是当然的一家之主了。听到这陌生的声音。吃惊的皮果提端着蜡烛穿过走廊走来。两人打过照面后，贝西小姐又关上门，像先前那样坐下，双脚放在炉栏上，卷起裙裾的下摆，双手叠放在一只膝盖上。
“刚才你说你要生一个女孩，”贝西小姐说，“我毫不怀疑，准是女孩。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那么，孩子，这女孩一出生……”
“也许是男孩呢？”母亲冒失地插言说。
“我告诉你了，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贝西小姐说，“别顶嘴。这个女孩一出生以后，我想做她的朋友。我想做她的教母，我请求你叫她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一·个贝西·特洛伍德一生不应做错事，不应滥用·她·的爱情。可怜的孩子，她应当受到很好的教育，被很好地监护，这样，她才不会愚蠢到相信她根本不该相信的事物。我一定会把这个看做·我·的责任。”
贝西小姐每说完一句话，她的头就痉挛似地摆动一次，仿佛她旧日的过失仍在折磨她，而她要尽力克制着不流露出来。至少，我母亲借着微弱的火光看她时是这么想的。我母亲太怕贝西小姐了，她太惴惴不安，也太软弱胆怯而茫然无措，所以她没法清楚地观察任何东西，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大卫对你好吗，孩子？”沉默了一会后，贝西小姐又开口道，这时她的头也渐渐不再摆动了，“你们一起过得快乐吗？”
“我很快乐，”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对我除了太好没别的了。”
“什么，他把你惯坏了吧，我想？”贝西小姐紧跟着就这么说。
“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又孤身一人了，凡事都得靠我自己了，从这一点来看，是的，我想他把我惯坏了。”我母亲哽咽着说。
“行了，行了！别哭了！”贝西小姐说，“你们并不般配，孩子——如果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般配的话——所以我问你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孤儿，对不对？”
“是的。”
“当过家庭教师？”
“我在一家做保姆兼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造访了那一家。科波菲尔先生待我很和蔼，对我特别关照，非常关心体贴，最后他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他。我们就结婚了。”我母亲一五一十地说。
“咳！可怜的小毛孩！”贝西小姐沉思道，并依旧望着炉火皱眉头，“你知道点什么呢？”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夫人。”我母亲怯怯地说。
“比方说在料理家务方面。”贝西小姐道。
“恐怕知道得不多，”我母亲答道，“不如我想知道的那么多。不过科波菲尔先生教我……”
“他自己又懂多少！”贝西小姐插言道。
“……我希望我已有了很大进步，因为我当时学习的心情迫切，而他教得又很耐心，要不是因为他的不幸去世……”说到这里，我母亲又哽咽了，再也没法往下说。
“行了，行了！”贝西小姐又说，“别再哭了。”
“……我敢说，在这方面我们从没有闹过一言半语别扭，除了有时科波菲尔先生不满意我把3和5写得几乎没分别，或写7和9时加上了弯弯曲曲的尾巴，”另一阵悲痛袭来，我母亲只得又停下了。
“你这样会把自己弄病的，”贝西小姐说，“你知道这一来无论对你还是对我的教女都非常不好。快别这样了！你决不能这样！”
这番话对我母亲也还起了点镇静作用，虽说她身体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了。接下来两人谁也没说话，只有贝西小姐间或发出一声“咳”打破这沉默，她还是把脚放在炉架上那么坐着。
“大卫用他的钱买了一笔年金，我知道”，过了一阵，贝西小姐又说，“他为你做了什么安排呢？”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有些吃力地答道，“考虑得很周到，也很厚道，他把一部分年金给了我。”
“多少？”贝西小姐问。
“每年一百五十镑，”我母亲说。
“他本可以做得更糟，”我姨奶奶说。
她这话可说得正是时候。我母亲的情形这时比先前更糟了。端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皮果提一眼就看出了这点。如果屋里光线稍稍好一点的话，贝西小姐也早就可以看出这点来了。皮果提连忙把我母亲弄上楼，并马上打发她的侄儿汉姆·皮果提去请护士和医生。这些天来，汉姆神不知鬼不觉地住在我家，就是为了在这种紧急状况下可以送信请人，不过我母亲不知道罢了。
这支联合大军的成员一到就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没料到会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怪怪地坐在火炉前，帽子挂在左胳膊上，一个劲往自己耳朵里塞棉花球。皮果提从没听说过我姨奶奶这人，而我母亲也没提起过她。她坐在客厅里显得分外神秘。她似乎装了一口袋的珠宝商用的棉花球，并不住地往耳朵里塞，但这一点无损于她那凛然的庄严。
医生到楼上去过后又下来了。发现对面坐着这么一位陌生女子，又推想可能会这么一起待上几个小时，医生就——我猜想——努力表现得有礼貌并善交际。在他那个性别中，医生可算是最举止谦卑的了，在小人物中他也是最温顺随和的。在屋里进进出出时，他总侧着身子走路，唯恐多占了地方。他的脚步像《哈姆雷特》中那个鬼魂那么轻柔，而且比其更慢。他的头总是歪向一侧，并总谦卑地贬低自己，或是谦卑地讨好别人。如果说他从没有对一条狗说过什么无礼的话，那还不算什么了什么，他就是对疯狗也不会说什么厉害话的。他对疯狗也只会和顺地说一句，或说半句，或仅仅说几个字，因为他说起话来就像他走路那样慢。他决不会对一条狗粗暴，他决不会对一条狗急躁，无论如何也不会。
齐力普先生温和顺从地看着我姨奶奶，头歪向一边向她微微鞠躬致意后，便指着他自己的左耳以示意说的是那些珠宝商的棉球道：
“局部炎症吗，夫人？”
“什么？”我姨奶奶把那些棉花一下子像拔一个塞子似地拔了出来。
齐力普先生被她这种粗暴吓了一跳——他后来告诉我母亲说——差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但他仍然温和地重复说：
“局部炎症吗，夫人？”
“废话！”姨奶奶说罢又把耳朵塞上了。
齐力普先生这下再也不好干什么了，只得坐在那里怯生生地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就这样他们坐着，直到人们请医生上楼去。医生在楼上过了一刻钟的样子又下来了。
“怎么样？”我姨奶奶把靠近医生那一侧耳朵里的棉花扯出来问道。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们正……正慢慢进行呢，夫人。”
“呸……！”我姨奶奶发出这个表示蔑视的字眼时还加上一串纯正的颤音。然后，她又把自己耳朵像先前那样塞了起来。
的确——的确——齐力普先生后来告诉我母亲说，他几乎要吓得闭过气了，从职业的观点来看，几乎闭过去了。可他当时还是坚持坐在那里，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就这样，他们坐了近两个钟头，直到人们又一次把医生请上楼。离开客厅后不久，医生又回来了。
“怎么样？”我姨奶奶把那侧耳朵的棉花扯出来后问。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们正……正慢慢进行着呢，夫人。”
“嘘……！”我姨奶奶只发出这种声音。这种无礼的待遇使齐力普先生觉得绝对忍受不了了。他后来说这简直是存心让他精神崩溃。在人们再来请他之前，他宁愿坐在又黑又当着风口的楼梯上。
第二天，汉姆·皮果提报告说这事发生后一个钟头左右，他碰巧又在客厅门口往客厅里瞅了一眼，不料被正激动得踱来踱去的贝西小姐瞥见并一下抓住了，他这下可没法跑掉了。汉姆进过免费的国民学校，对教义问答回答得挺不赖，所以可以算是靠得住的证人。他说，楼上传来阵阵脚步声和其它声音，当这些声音变得很大时，那女士就一把把他揪住，把他当作供她渲泄过剩的激动的出气筒那样；他说，据此可以推断，那些棉花并不能挡住楼上的声音。他还说，那女士揪住他的衣领后就把他拖来拖去，好像他服用了太多的鸦片酊一样。女士摇晃他，抓乱他的头发，揉皱他的衣领，塞住他的耳朵，仿佛分不清他的耳朵和她自己的耳朵一样，还抓他，打他。他自己的姑妈证实他以上所述属实，因为她在十二点半那会儿——也就是她刚被释放的时候——看到他，声称他当时和我一样那么红通通。
就算温顺的齐力普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怀有恶意的话，在那时也不可能了。他刚忙完，就侧着身子走进了客厅，非常和蔼地对我姨奶奶说：
“嗯，女士，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
“祝贺我什么？”我姨奶奶严厉地说。
我姨奶奶这种极其严厉的样子又把齐力普先生吓懵了。为了让她温和一点，齐力普先生向她微微鞠了一躬，又微微笑了一笑。
“天啊，这人到底怎么了？”我姨奶奶不耐烦地叫道，“他不会说话吗？”
“冷静点，夫人，”齐力普先生用他最温和的口气说，“现在，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了。夫人，冷静吧。”
打那以后，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件奇迹——我姨奶奶居然不去摇晃他，不去摇晃他逼他把话说出来。她只对他摇了摇自己的头，不过那模样也让他够怕的了。
“哦，夫人，”齐力普先生感到鼓足了勇气马上说，“非常高兴地祝贺你。一切都好了，夫人，圆满地结束了。”
齐力普先生投入地做了五分钟左右的演说时，我姨奶奶仔细端详他。
“她怎么样？”我姨奶奶抱着双臂问，其中一只胳膊上还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