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回城，很快就要迁走户口。她们的样子看起来有些可怖，那一扇亮着灯光的玻璃
门也有些可怖。再有，房间里壅塞着一种气味，像是洇透了烟火油酱的木器的气味，
来自我身椅的木桌，另一边的碗橱，还有橱隔档里的砧板什么的。温热的，熟腻的，
也叫人丧气。我心跳着，盼着早点走出这套间。可她们将身子倾向我，说个没完。
她们看上去非常渴望与我交谈。她们的口腔和身上、发上，也散发着那种烟火、油
酱与木器混合的气味。那扇玻璃门后头的灯光一直照耀着，却没有一点动静。这间
套间也给我鼹鼠的巢穴的印象，里面居住着旧朝代的遗民。他们的生活没有希望可
言。尽管，其时，我们苦闷，前途莫测，可我们有希望。
就是这样，我们觉得，只有我们的生活是光明的。在我们快乐的小学生活之外，
都是些离群索居的人们，他们的历史，已经隐入晦暗之中。
直对着我家弄堂口，是叫做思南路的小街。街身细长。于是，两边的梧桐树就
连接得更紧了，树阴更浓密，蝉鸣也更稠厚了。这是一条幽静的马路，两边少有店
铺，多是住宅，有一些精致的洋房，街面看上去比较清洁，和繁闹的淮海路形成对
照。它是比较摩登的，也比较明朗，可它依然是，离群索群。它的摩登带着没落的
寂寞表情。这是我家弄堂前的淮海路上，特有的情景，所有的摩登一应都带有落后
的腐朽的征兆。这是一种亮丽的腐朽征兆，它显得既新又旧。这些亮丽的男女，走
过淮海路，似乎是去赶赴上个世纪的约。他们穿着很“飞”，这是人们对摩登的俗
称，还是对颓废的俗称。他们出人的场所均是昂贵的，华丽的，风雅的，比如西餐
社。弄前的淮海路上有着一些著名的西餐社，“宝大”，“复兴园”。复兴园在夏
季有露天餐厅，在后门外的一片空地上，桌上点着蜡烛。记不得有什么花木了，但
从街前映过来的夜灯却有旖旎的效果。它有一道菜，名叫虾仁杯，杯中的虾仁色拉
吃完后，那杯子也可入口，香而且脆。那时的色拉盘就像奶油蛋糕样，可应顾客要
求，在上面用沙司裱出“生日快乐”等庆祝的字样。“老大昌”是西点店，楼下卖
蛋糕、面包，楼上是堂座，有红茶咖啡、芝士烙面。在六○年的困难时期，这城市
里的西餐社前所未有的生意兴隆，从下午四时许，门厅里就坐满了排队等座的顾客。
虽然粮票是有限制的，但餐馆用餐则凭另一种，叫做就餐券的，专门购买糕饼的票
证。而在那年头，许多贫困的家庭均是将就餐券放弃的。所以，它表示着粮食，却
并不紧张。西餐社里排队等座的总是一些富裕而有闲的人们，那样的摩登的男女就
在其中。他们穿扮得很讲究，头上抹着发蜡，皮鞋锃亮，裤缝笔直，女的化着鲜艳
的晚妆，风度优雅。可这决不妨碍他们坐在西餐社的门厅里，耐心地等待着此一轮
餐桌空出来，然后坐上彼一轮的，大快朵颐。有时候，餐桌实在周转不过来，不得
不和完全陌生的人们拼桌。彼此的汤菜几乎混在一起，稍不留心就会伸错刀叉。倘
若正好都在低头喝汤，不知情的人会以为，这是一个亲密的大家庭在融洽地进餐。
而他们并不在意，毫不影响他们的食欲。好在，在此时进入西餐社的，大抵是一些
相同阶层的人，经济水准也旗鼓相当。而我们虽然是新来这城市的居民，但因为父
母是解放军南下的干部，父亲虽已贬职，但两人的薪水还比较可观。再加上少子女，
没负担，这使我们生活优裕。母亲有时候，会对我嘲笑那些小姐们的吃相，她们带
着文雅的敷衍的神情，然后冷不防地，张大嘴，送进一叉肉，再闭上，不动声色地
咀嚼着。这城市的淑女们，胃口真是很好的。
那段日子，上午九十点钟的光景，爸爸妈妈会带着我去“老大昌”二楼堂座吃
点心。为能容纳更多的顾客，楼面上均是长条的大统桌，人们像开会似地排排坐着。
喝咖啡不同于吃饭，是一种比较从容、悠闲的活动。一般来说，它的意义不在于吃。
虽然在这非常时节，吃的意义变得很重要。可人们还是保持了它的消遣的优雅的性
质。大家矜持地坐着，不太去动面前的西点，只小口小口地呷着咖啡和加奶的红茶。
当热腾腾的烙面上来的时候，人们也是漫不经心地用叉子轻轻凿着烤焦的边缘，好
像是迫不得已才去动它的。由于是和不相识的人坐在一起，也不方便谈话，所以大
家就只是干坐着，看上去不免是有些无聊的。只有我们三个是目的明确的，那就是
吃。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奶油蛋糕，爸爸妈妈则欣赏着。吃完一块，他们便说：第一
幕结束。然后，第二幕开始。我的不加掩饰的好胃口，也引起了周围人的惊羡，他
们会对我父母说：这个小孩真能吃啊！其实那时节，谁不能吃？我想，他们惊羡的
只是一个孩子能够如此坦然地表达出旺盛的食欲。
我觉得他们也是没有希望的。他们的享乐与摩登里，总是含着一股心灰意懒。
他们倒不像隐居的鼹鼠，而是像后来我们课文中学过的一种寒号鸟，它老是唱着：
得啰啰，得啰啰，寒风冷死我，明天就垒窝。他们得过且过，今日有酒今日醉。他
们的华丽是末世的华丽，只是过眼的烟云。“文化革命”初潮时期，在这个城市首
先受到冲击的，是摩登男女的尖头皮鞋和窄裤腿。这显得粗暴而且低级，却并不出
人意外，而是，很自然。这种不合时宜的华丽，终会招来祸事，只是个时间的早晚
问题。但真到了看着这些趾高气扬的男女们赤着足，狼狈地在街上疾走，心里竟也
是黯然的，好像临头的不仅是他们的末日，也是自己的。
大约是七二年的光景，也就是“文化革命”的中期。那时我们有一伙人长时间
地离开各自插队的生产队，聚集在上海，活动着投考地方或部队的文工团。我们互
相串来串去，交流着学习音乐的感想。有一日，我们相约到某女生家去，听一名老
师讲和声技法。这是名插队江西的女生，曾在音乐学院附小就读，专攻大提琴。她
的长相略有些粗拙，穿着朴素得近乎土气，但态度很沉静，流露出良好的教养。她
家住在喧闹的静安寺附近，走过一条嘈杂的菜场，弯进一个背静的短弄，敲开第一
幢楼的底层大门，就走入了她家的公寓。这公寓里竟是，竟是这样的生活！棕色的
打蜡地板发出幽光，牛皮沙发围成一角，一盏立灯下，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先生正
在看报。客厅的这一角，立着一架荸荠色的钢琴。与沙发那角，隔着餐桌。客厅通
往卧室、或者卫生间的门，半开半掩着，有一身着睡衣裤的女人里外走动着，是这
家的母亲。由于客厅阔大，距离略远，她的活动又基本局限于那一个角落里，灯光
从后头照着她，有一股慵懒的、闲适的气氛。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
说佟振保夜里看见王娇蕊从卧室里摸出来，到穿堂里接电话，在暗黄的灯照里的气
氛，就有些类似。这样的布尔乔亚式的生活，保存得这样完好，连皮毛都没伤着。
时间和变故一点都没影响到它似的。在疾风暴雨的革命年头里，它甚至还散发出一
些奢靡的气息，真是不可思议。这客厅，你说放在哪个年代不成？三十年代，四十
年代，五十、六十也勉强可以，然而，这是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关头。说他们没
希望了，可他们却依然故我，静静地穿越了时代的关隘。它们也可说是落伍，和时
代脱节，可看起来它们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并不倚仗时代，也就一代一代地下来了。
在我家的弄底，住着一户医生的家庭，老先生是沪上小有名望的小儿科医生。
要知道，在他那个时代，小儿科作为一门专科，是表明了西学的背景。他原是开着
一家私人诊所，他家的住宅就是按着诊所的需要，在这新式里弄房屋的基础上扩建
和改造过的。它要比其余几幢房子都大，扩建的部位占去了一个后弄的弄底。所以
它的后门不是与其他的后门并列开设，而是成直角，直对着后弄口。改造的部分则
在前门，一律的长方形院子，他们则切去了一条，做了一个门厅，门厅里设挂号的
窗口，还有候诊间，就像一家真正的医院。我从来没有进过他们家，他家门户也很
森严。只是他家那半边院子里，繁茂的花木，从院墙伸出了枝头。他家有三儿二女，
其中一儿一女承袭父业，学西医，也是小儿科。老先生后来关了诊所，受聘于一家
儿童医院任院长。从这点来看，他似乎是一个谨慎的人，因为在那时节，私人开业
的医生还有一些，政府并不禁止。再有，他有时候会来向我母亲打听一些事情。他
向来称我父亲母亲为“同志” ， 前面冠以姓字。他很信赖我母亲的政策水平。到
“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家也搬离了这条弄堂，有一日，他和师母竟还寻来，与我
母亲商量退休好还是不退休好的问题。他极少在弄堂露面，上下班都有小车接送。
他们的家庭在这条普通的弄堂里显得很神秘，倘不是他家的保姆与弄内其他人家的
保姆结伴来往，传出一些消息，人们就再无从了解。他家长年用两个保姆，其中一
个据说是师母的陪房丫头，后因紧缩家政，离开他家，到隔壁一户人家帮佣，但却
依然自由出入他家。从这保姆身上，也可看出他家的生活是何等养尊处优。与其他
保姆不同，这保姆是单独开伙的，她的饮食要比她的新东家精致得多，自己慢慢地
在厨房里享用。从她的言谈中得知，老医生家的保姆是不上灶的，只做些下手，师
母亲自烹饪。每天天不亮，那保姆则要负责磨出一罐新鲜豆汁，同大米煮成米粥，
给老先生做早餐。他家吃饭实行严格的分餐制，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