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这使我突然的一阵轻松。自从他家进驻了这伙红卫兵，整条弄堂就都笼罩着沉
闷的空气，小孩子不再到弄堂里玩耍，人们即便在自己家里，说话也都压低了声音，
那些喜欢聚集在后弄里说长道短的奶妈保姆们，现在安分地各在各的家中。人们怀
着恐惧的心情，想象他们全家老小这时的情形。有一些可怕的传说在邻里间流传，
说是他家老先生从二房太太处带到这里，七天七夜不被允许睡觉，轮番审问。我们
几乎都没有见过这位老先生，心里以为他又老又衰弱，要熬不过去了，这一家也要
熬不过去了。可是，却出人意外的，阿大的母亲竟还在淘米起炊。
不久，他家的生活有了变化，二房太太、三房太太全集中到这幢房子。而底层
则没收去，重又分配进两户人家。这两户人家显然来自遥远的城市边缘，江北人聚
集在棚户区。他们说苏北话，多子女，因申请不到煤气在后弄里生着煤球炉子，烟
熏火燎的。他们喜欢户外活动，我们安静的弄堂顿时变得嘈杂了，开始接近隔壁弄
堂的气氛。而前边的院子里则堆满了杂物，引火的木柴，花木凋零了，只剩下一颗
夹竹桃和一棵枇杷，兀自花开花落，青枇杷落了满地。而围墙上的碎玻璃早已在第
一次抄家的时候，邻弄的孩子闻讯赶来，欢呼着爬上墙头，扫得个一干二净。玻璃
碴子飞溅起来，反射着五彩阳光。这一刹那有一种残酷的美丽。
这一段日子，真是朝不保夕，说不准什么时候，红卫兵就来了。红卫兵来了，
邻弄的“野蛮小鬼”也来了。不是说过，弄口是一个小学吗？小学虽没有明确指令
参加文化大革命，可上课是上不下去了。小学生们正感无聊，这时也蜂拥而来，汇
集此处。一时上，简直像庙会一样。里面在抄家，外面墙头坐一圈人，墙下也是人，
又不知是谁领的头，还呼起了口号。和任何革命的时期一样，在大革命的浪潮之下，
进行着一些狗肚鸡肠的小过节。前来助威呐喊的小学生中间，有一个女生特别活跃。
她显然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所以虽然还不是红卫兵，却也穿上了一身洗白了的旧
军装。她革命最积极，并且又会爬墙又会上树，是墙头上唯一的女生。我们都同在
一个小学，她比我低一级，和阿大的妹妹阿二同班。有一回，她正爬在他们家墙上
呼着口号，突然一回眸，看见了躲在自家院子里听动静的我。她刷的一转身，指着
我大声喝到我的名字：你给我出来！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可我已没处逃跑
了，只得拉开门栓走到弄堂里。她纵身跳下墙头，冲到跟前，点着我的鼻子骂道：
是你说我偷东西吗？她的气势完全压倒了我，我很无力地辩解说：不是我说的。她
吼了一声：你还赖！就在此时，我看见她身后有一个人影，畏缩地一闪，心便使劲
往下一沉。这是我们弄内的另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搬舌头，你明明知道她靠不住，
可当她来到面前，甜言蜜语地一说，你又相信了她，告诉了她极其机密的事情。我
确实很不谨慎地和她说过这话，至于是从哪里听来，我自己也忘了，很可能只是空
穴来风的只言片语。我回答不出她的责问，退又无处退，逼得无奈，便很卑屈地瞎
指了一个。这是一个最无权辩解的人，那就是这家的阿二，与这女生同班的同学。
我说：是她告诉我的。她听罢头也不回地冲进他家院子，挤在抄家的人堆里，大声
叫着阿二的学名，要她出来对质。这实在是一个恶劣的诬陷，在这样的情势下，可
谓火上浇油，不知道会给他家带来什么祸事。他们一家已经够倒霉的了。她没把阿
二叫出来，随她而来的是阿二的母亲，也就是阿大的。她脸上含着微笑，不慌不忙
的。也不知怎么的，这女生此时也平静了一些，对着我说：她说她并没有对你讲过。
我嗫嚅着，不知道这事该如何收场。阿大的母亲向我微笑着，没有一点追究的意思，
她说阿二的脑子稀里胡涂，说过了也会忘记的，又说算了算了的，那女生竟也敛了
声，放了我过门。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阿大的母亲，感激她的宽容，也感激她替我
打了圆场。
阿大的母亲就是这样，你可以说她会做人，会做人有什么不好？会做人终究是
她照顾别人，别人受益于她，和她在一起，你就会感到放心，舒服，愉快。那时候，
寂寞的我，总是不识相地在任何不适宜的时间里，出现在她家，找阿大阿二做伴。
她从来都对我亲切、和气，有说有笑。我们正处在发育的年龄，胃口特别旺盛，却
苦于时世不好，经济都很拮据。我家的情形略好些，还能有五分一毛的零用钱，我
们就一起出去逛街，到合作食堂喝牛肉清汤。那汤是真正的清汤，什么也没有，可
是强烈的咖喱味和味精味却使它显得味很厚的样子，能解一些馋。喝得胃胀，然后
很激奋地走在马路上，互相挽着胳膊。阿大的天性十分快活，开朗极了，处在这样
不安的困窘的境遇之下，依然不存什么忧虑。这大约也得益于她母亲的遗传，处惊
不变。这一种气质是非常优良的，它可使人在压榨底下，保存有完善的人性。其时，
他家基本已是靠变卖东西度日。我们逛街的又一个内容就是去旧货店看她家的东西
有没有售出。一旦售出就赶紧跑回去向她母亲报喜。在这样发发可危的境况下，阿
大母亲还是生活得从容不迫。她每天一早就去买菜，买菜回来的路上，打一缸淡豆
浆，回到家里，慢慢享用。有几次，她在马路上撞见我和阿大结伴喝牛肉清汤，吃
熟菱角什么的，事后就笑话我们没口味，急煎煎的也不惬意。使得我们很感惭愧。
有一天，阿大兴奋地奔到我家窗下，很神秘地向我展开一张五角的纸币。这可
是一笔大财富，够我们享用一大阵子的了。是阿大母亲给阿大一个人的，还要她保
守秘密，别让阿二等妹妹们知道。从这捉襟见肘的财政中划出这样一笔钱，可是不
容易的，这够阿大母亲喝大半个月的淡豆浆了。其实这是在帮阿大还情，也是给女
儿面子的意思。这一天，我们破例在合作食堂里要了一份两面黄炒面，再加上牛肉
清汤，真是无法形容的满足。
她家的女儿均长得清秀端正，也是得自母亲的遗传。稍成年之后，我母亲就起
意给阿二介绍男友。为什么给阿二而不是阿大，是有人人皆知却不便明言的理足由。
那就是，其时阿大还在农村插队，衣食无着，前途无着，阿二则分配在上海工厂里
做了一名操作工，是可考虑终身大事了。这虽然合情合理，可对阿大多少是个伤害。
虽然非常尊敬革命同志的我母亲，但阿大母亲还是婉言谢绝了。理由是阿大还没有
朋友，阿二怎么能先有。母亲虽然遭了拒绝，但却十分服气。就这样，阿大的母亲
虽然在复杂的世事里应付得很婉转，可却坚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都是与
人为善。多年以后，我母亲到沪上一家著名宾馆赴宴，见隔壁餐厅前写着喜宴的字
样，新人竟是他家阿大的名字，便寻了进去。没等母亲从如云宾客中寻见阿大，阿
大母亲就已迎了上来。她特意将新人引到母亲跟前，行了三鞠躬礼。据母亲说，阿
大母亲竟然一点没有苍老，依旧美丽动人，穿着得朴素而得体，一点看不出是这对
晚婚的新人的母亲。他们的婚礼是沪上布尔乔亚的一种，隔墙听来，没有半声喧哗，
只在喜宴将临结束时，齐声唱起“祝你新婚快乐”的歌子。唱毕，轻轻地鼓了一阵
掌，便高尚地、文雅地、礼貌地结束了。
那医生家的，美丽的，高贵的，娇嫩的，公主般的新媳妇，在文化大革命的残
酷遭际当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承受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首先担起了这个
家庭涉外方面的事务。比如买菜，比如里弄里的学习。每当召集有问题的人家开会，
她便提个小板凳走过弄堂，走到那弄堂拐角处，狭小的、漏风的、晒顶的、油毛毡
搭建的小屋里，静静地坐着，领受着照章宣读或者即兴发挥的训斥。她双手放在膝
上，脸色很平静，美丽的眼睛看着门外，并不胆怯地接受着人们好奇的注视。再比
如每周四弄堂大扫除。她身穿高统套鞋，提着铅桶，将头发编成两条辫子，因为天
寒，而在头上包一块羊毛方巾，围到颏下，系一个结。看上去就像苏联电影里的女
主人公。她看起来还相当有力，提着一桶水稳稳地走着，拿扫把的样子也挺好。再
然后，她便到里委生产组去接洽活计，编织小孩子的风雪帽或者连衣裤的活计。她
频繁地出入于弄堂，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但她的美丽并不因此而受损，她依然引人
注目。她的美是那种会对人形成威慑的，所以也容易激起人们触犯它的危险。其实，
他们一整个家都具有这样的气质，会叫人自卑而气恼。他们家说起来真没什么大事，
可却惹来了大祸，恐怕就缓出于此。
隔壁弄堂的“野蛮小鬼”，还有“野蛮小鬼”的已成年的兄长们，他们对这一
家格外地垂青，几乎每晚都要上门骚扰一番，以此寻乐。他们吃过晚饭，洗过澡，
吸着拖鞋，就来了。砰砰地敲着门，终究也不知是要干什么，没来由地将这家出来
应付的那个训斥着，提出的责问也是不知所云，因此便无从答起，于是就是“不老
实”，再接一轮训斥。出来应付的往往是这家的长子，他压着脾性，不得不赔着笑
脸，与这伙人周旋着。有一回，周旋得火起，竟挨了那当头的人一耳光。这于他如
何能受得了，向来是养尊处优，这伙人在他眼里，是与“瘪三”无异的。心里头是
天翻地覆，可也发作不得。那当头的一位，年纪也不小了，不知是个青工还是社会
青年。他衣冠很整齐，足登皮鞋，样子也还不顶粗鲁，却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