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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尝到了自由，尝到了透骨的甜蜜。
我开始激动，这有点儿像对过去苦难生活的报复。然而，在这种淋漓尽致的甜蜜感觉中，我并没有十分张狂，而只是静静地消受着，到了后来，竟渐渐地品到了一种酸楚，因为我知道，那些仍然蜗居在被称之为刘家洼的偏僻乡村中的许多人还没有哪一个能够像我此刻这样！而我，此刻也不过只是吃了几块糖，我的明天或许还能得到更多的甜蜜，但他们却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存在于我所经历过的苦难里。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八（2）…（图）
忽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他：“你为什么不画漫画，画漫画或许是你人生的最后的一招……”他想，但愿漫画能像一盏小油灯，照亮他的生活……但愿。
我作品里对吃的描写很多，也很投入，饥饿的特殊经历，不会不使人对口腹之乐抱有近乎贪婪的渴望。这几乎是病态。但老实说，以我之贱命，所向往和所能承受的，也只能是普通的糖块和蒸馍，而非美酒佳肴。我甚至一直以为，人最好的饭食莫过于一碗面条、几叶青菜。在部队里，我之所以能够立住脚、混下去，靠的也就是这个。
事实上，一个年轻人在部队里能不能有所发展，第一年很重要，而这重要的一年里头，前三个月更尤为关键。此所谓第一印象。在这百十天里，新兵们时刻都在连排长的监视之下，他观察你的言行，注意你的为人，以考虑你将来的安置，同时，上级机关也不会放过这一年一茬的新兵，他们会以很大的耐心倾听连排长的报告，有时还亲自下到连队，考察挑选，因而这一时期，对新兵来说，每时每刻都可能意味着机遇，并多有戏剧性。我便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被团司令部选中，做了军务股的打字员。
我认为我了解军人，特别是中国军人。他们大多都出身农民，绝大多数人与其说热爱军旅倒不如说热爱军衔。这是很正常的，因为真正的军人是战争的产物，和平年代的军人，已退化成一种职业。这些军人里也不乏出类拔萃之辈，他们绝大多数也都适得其所没有被埋没。应该说，在部队里，很少出现怀才不遇的。所以，优秀的年轻人到部队锻炼锻炼，很有必要。
部队会让你迅速成熟，并培养起你对社会的责任感来。
部队给我的不仅是吃粮的饭碗，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它将我从一个农民逐渐变成为一个开始有了国家和民众意识的公民。总之，自从我从连里调出来，坐在团部的打字机旁边，我就已经意识到，从此刻始，自己开始挣脱农家孩子那层厚重的壳子，真真正正地再生了。
打字员是机关里最辛苦的工作，但我来自苦难，比这大得多的苦都吃过，这点儿苦简直算不得什么。做打字员之后，我开始偷着读《红楼梦》。我将书塞进打字机下面的抽屉里，利用打字的间歇阅读，一有人敲门便塞进去。大家都忙工作，没人注意到我。到了节假日，大家都休息了，我反而放下书本，争分夺秒地大干，这倒让顶头的首长感动不已，我也因此屡屡受到表扬。后来我把这段经历讲给我的朋友们听，我的朋友们听了都哈哈大笑，末了还忘不了说一句：你太鬼了。
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至今我还记得，一次团队换防，我认识了三营文书麦天枢。麦天枢与我同龄，入伍却早我两年。他是一个聪颖超常同时又很精谨细密的人。他宏观的感知能力和精确的逻辑思维似乎与生俱来。我们都知道，这两种出色的特征常常不可能为一个人所共有，但造物主却为他一时疏漏，将灵光过多地眷顾于较之我的渭北旱塬更为贫困的地方，投在了宁夏那片草木稀疏之地的一户贫民人家，投给了麦。后来的经历也证明，他的确是一个从农家土院里走出的十分优秀的思想者。
没过多久，我们又在同一个团队里相遇，几乎又住在一起。他由于出色的新闻写作才华首先被破例提干，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工作。我们两人因此经常形影不离。一天不见他，我都觉得是一种缺憾。他有着非常实用但又绝不落入俗套的智慧，他的许多言行，对我有着无形的影响。
我们二人在荒凉的大草原上散步。草原的中央有一条生锈的钢轨。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迈动年轻的双腿，沿着铁轨朝前走，谈着各自的志向。那时候，我们都刚刚二十岁出头，充满着诗意和幻想，同时也培养着野心。相同的苦难经历使我们气吞山河。
两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七八年，我们在干部股林（文端）干事的帮助下，参加了地方的考试，当年整个军区的数百名考生中，就考上我和他两人。他为山西财经学院录取，我考入了青海师专中文系，两人自此各奔东西。时光飞逝，一晃就是十七年，其间我们既没有谋面，也没有互通过讯息。或许我们都在想，对于我们这种人，除了事业，再没有什么更配作为介绍自己情况的资料了。一直到一九九五年，在北京中南海附近的一家宾馆里，我才再次见到了他。我们互致问候，感慨万千。寥寥数语，我发现了麦的变化。这时的他，深邃的思想和耀人的真知已达到既让人敬佩又令人吃惊的程度。他告诉我，他在大学啃了四年《资本论》，将马克思及其哲学不仅嚼碎了，还消化在了他的血液里。他在首都高层知识分子中奔走，意识到这批人有着明显的缺点和局限，于是便毅然决然地走出了他们的圈子，独自一人用几年的时间，埋头在晋陕交界的一个小山村里，做起了艰苦的实地考察，尝试着以一个村庄作为起点，对东方文化进行一次深度的研究。他的这种做学问的方式和求实的精神，为国内外一些明智的中华学子所褒叹。他为思想界认识中国，提供了一种来自底层与久远历史的评判角度和分析方法。
我所就读的青海师专，是解放前马步芳的青海女子中学。一进校门，我就发现这个学校的条件之差令人吃惊。报到的第一天，学校的宿舍楼就浸泡在一片污浊的脏水里，我得踩着放在水中的砖块进出宿舍。也是刚刚粉碎“四人帮”，国家需要大力办教育，一些边远的省份便不管够不够格，都匆匆忙忙挂起了大学的牌子。不过，这并不影响我的兴致，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所可以给我铁饭碗的大学啊！我作为其间仅有的几个穿着军装的军人，主动地跑前跑后，组织同学们打扫卫生，帮助老师们刻印教材，一时间竟忙得不亦乐乎。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八（3）
师专的教师大多来自中学，够资历、有学识者寥寥无几，惟有教古典文学的冯兆兴教授给我印象深刻，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仍常回想起他低着头用他干柴一般的手指翻动书卷的样子。冯老先生皓首穷经，钻了一辈子古纸堆，终了仍默默无闻。他很看重我，一天他将我单独叫到他的书房里，与我一起讨论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考证其中“两岸猿声啼不住”的两岸都是哪些地方，猿又因何而“啼”。老先生为启发我对古典著作的兴趣，真可谓用心良苦。可是，那时的我或许对文学太急功近利，倒更喜爱外国文学，特别对外国的现代文学，兴趣尤甚，而对学习古文，一点儿劲头也没有。许多年后，当我不得不抱起曾经读过的古文教材，一点点儿重新学习的时候，那种追悔莫及的感觉可想而知。一次，评论家白烨来电话，说完正事后，顺便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我说，我在读王力教授编的《古代汉语》。看看，我又得从头开始了，并且学习效果很不理想。
师专有一个可以借阅到书读的图书馆，特别是当年马步芳遗留下来的一批苏俄时期的藏书，极其珍贵，且占很大数量。我因此得以涉猎到国外许多名作家的作品。由于痴迷于读这些书，可以说在学校的几年里我压根儿就没有按老师安排的课程进行。我就那样依自己的心性，随着兴趣的引导，自己学自己的。也是刚改革开放，图书馆还没有进入正规化管理，只由一个几乎半文盲的老头儿看守着，就跟守自家的菜窖一样，另有一个职工，是土生土长的青海姑娘，对图书管理丝毫不感兴趣。我猜想那姑娘和许多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孩子一样，到了年龄，一定更感兴趣于如何找个好小伙儿，将自己赶快嫁出去。在工作上，那姑娘听老头儿的安排，于是，我用一双军用手套和一双军用大头靴，成功地贿赂了老头儿，使他从此见了我，就像见了自家的孩子一样，笑眯眯地打开图书室的门，并嘱我在里面不要声张。我于是便提着大提包，像贼一样溜进去，在胡乱堆放的书堆里随意挑选，像一条嗅觉高度灵敏的狗，迅速而仓促。挑完了也不用登记，只一本本地数，下次来如数归还便是。借到书后，回到八人一间的零乱的宿舍里，我往床铺上一躺，便一本本翻阅起来，课也不去上了。那真是我的幸福时光，阳光灿烂的日子。按说我是穿军装上学的军人，但我的纪律性在班上恐怕是最差的。我的班主任老师，在这里，今天，我得向他老人家道一声歉。他也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当众点我的名，批评我的。嘿嘿，老先生啊，你是不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是你最好的学生。你不会记恨我吧。
我在师专读书的那些年头，人民公园就在学校的旁边，但几年里我没进去过一次。在我看来，那几乎是我消受不起的雅兴。为了购书，我花完了部队发给我的所有津贴，以及家中对我的少量资助。直至我从学校毕业，拿到专科学业文凭的时候，还不知道啤酒的滋味，倒是经常从外国文学作品里读到它。几年里，我最大的奢侈只是在市中心的饺子馆里吃了两顿饺子。外面的世界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