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父亲的雕刻刀是现成的，我就背着家人，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点点儿地刻，居然还刻成了。没有蛇皮，我用猪尿泡代替，没有胡弦，我用钢丝代替，诸如马尾、松香等一大堆难题，我也都一一设法解决了。历经一个多月时间，我真的做成了一把“二胡”，并且它真的响了，只不过声音有些古怪。古怪的声音独我陶醉。深秋的天气里，冷风瑟瑟，我独坐在梧桐树下，头顶飘落着最后几片树叶，一边拉一边想，既使它再不好听，也是我自己做出来的。那年，我只有十二三岁。我制作的“二胡”，自然成了众人嘲笑的对象。
师专读书时，一天，我读到一个外国短篇，名字叫《音乐迷扬科》。小扬科做梦都想得到一把提琴。他买不起琴，便历尽艰难，自己仿做了一把古里怪气的提琴。正当他为自己的“琴”所陶醉的时候，他的凶恶的哥哥出现了，将琴砸碎了。这篇小说震动了我，也许因为经历相近吧，读完小说的那天夜里，不断涌出的泪水打湿了我的枕角，为了不让同宿舍的几个同学察觉，我努力克制着。同学们哪知我这心思？后来我想，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早早就出现了某种说不清的预兆，比如我未来的写作命运，是不是也会如这把古怪的二胡一样，必定要遭受莫名的羞辱和承受巨大的打击？
事实也的确如此，我没能逃过这一劫难。
应该说，写作到今日，我并没得到过多少人的认可。
一般来说，艺术人的心灵都这样，常会陷在自己的感觉里，太深太深，自己感动着自己。有的人因此而成功，有的人却因此落败，这其中，也只有极少数人因其独特的面貌，甚至一定的时代机缘，历尽艰辛之后，偶然之间，才看到了命运之神赞许的微笑，而绝大多数人，却只能默守心血老此一生。
伯乐是谁？漫漫岁月，伯乐或许只是他自己。
艺术，特别是富有个性的艺术，更是如此。
在青海师专学校的时候，我有幸认识了两位学识渊博的老人，他们是《青海湖》杂志社的老编辑高庆琪先生和赵奚向先生。他们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发配到青海的。
见到高庆琪老师的那天，我头发蓬乱，如果不是穿着军装，倒很像个刚放下赶羊鞭的农民小伙儿。也许是平生第一次见到一个可以称作是文人的人，我特别激动，语无伦次，结结巴巴，满头大汗。然而，我的这副连我自己都感觉尴尬的样子，高老师却并不在意，他很耐心地待我，并约我星期天到他家里听音乐。星期天，我如约到达，同行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她姓韩，如今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艺术中心工作。在高老师那间堆满了书籍和文稿的光线阴暗的小屋里，我第一次听到了从美国寄来的唱片，一组宗教音乐。在那个年月里，这是十分稀罕的东西。那管风琴的琴声平和而高远，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也许，这就是上帝给我的洗礼，从此也象征着我开始正式起步，成为文学路上一个艰难行走的幼儿。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九（2）
初和这些编辑文人打交道，我很自卑。
那时候，除了诚实之外，我似乎还没有和人打交道的经验。我只记得，老父亲在我离家前对我教诲，“你要巴结领导”，我不会去巴结领导，但是却得削尖脑袋靠拢那些在文学上能够给我指导和帮助的人。这自然显得很俗气。有时候，出于对老师的感激，想到自己这样年轻无知，总打扰人家，便买点儿水果带上，却又往往遇到很尴尬的场面，有的老师一副很严肃的样子，一面拒绝一面批评，让人很下不来台。我也痛恨自己的卑贱，好在这些老师更多的是将这种事淡而处之，让我多少好受一些，但是，我身上的这种习气，还是不知不觉化解在日后的交往里。
编辑部有人回忆那时的我，说我像一个兜售文具的商人，见了面便给人家敬烟。父亲一辈子都是这样，他做了一辈子匠人，给人打造了一辈子家具，见了人免不了要点头哈腰，总觉着欠别人什么似的。我的母亲批评他，叫他老奴才。我的这个毛病，或许是受了父亲遗传，但我并不怪罪父亲，相反我得感激他，是他教会了我，这些今天看来似乎庸俗的姿态，但这确实是人生经验：记住有恩于自己的人。我和父亲其实都是这样的人，我们的骨头很软，我们的骨头也很硬，这要看对谁。
我想，上帝所垂爱的朝觐者，也许并非都是一尘不染的僧徒。不过，你得记住，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赶路。人生的路途中有许多你不得不沾的泥水，但这也无妨，只要不害人，心底清白，便是一切。因为你是从更经济的角度考虑，你只是想走得更快一些，更远一些。
高老师戴一副深度的近视镜，宽厚的嘴唇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他是一位智慧且善良的老人。他原是老南开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到北京新华社工作，一九五七年“反右”中因涉嫌有右派言论，被下放到青海。在南开时，他曾是沈丛文、卞之琳先生的高徒和得意门生。他精通英法两门外语，英语尤其精熟。从他身上，隐约能看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文艺繁荣的尾声及其残留的神韵。与高老师谈话是一种诗意的享受，从他那里，我始了解外国文学的成就及其动态。他只要三言两语，就能将一个复杂的文学问题说得精辟透彻，特别是他用英文大段背诵《哈姆雷特》里的名句，抑或某某作家著作里美貌的女主人公口里吐出的人生箴言，“占有并说明不了什么，倾心相许才是一切。”每当这时，他的深深的近视镜片后面就会闪烁出得意的光芒。那感觉，就仿佛他所朗诵的，是他自己写出来的。言谈中间，他还常不合时宜地夹杂着哼几声音乐，让不了解他的人，还以为他不耐烦了，要送客了。但其实，他只是陶然自乐，以致忘形。他常鼓励我，但鼓励的方式和别人不同。他很神秘地盯着我，念出一串流利的英语，然后翻译说：“闪光的并不一定都是金子。”他站在窄小的书房里，高大的身躯微微有些驼，他背着手，仰头遥想往昔岁月里和恩师卞之琳、沈丛文在一起的趣事，然后怅然若失，这让我永生难忘。这才是真正的文人。文学对他来说，已不再是停留在书面上的学问，而成一种享受，一种被彻底浸润透了的生活。因为时代的缘故，他没能成为执笔的创作者，但却成为了一位高超的艺术鉴赏家。他的这种鉴赏能力，是从命运的磨砺中得来，因此更加彻底而不带杂质。时至今日我仍保留着他给我的那些简短的信函，只言片语里，透着文人纯纯的味道。从他那里你会感觉到，好的艺术家，该对自己苛刻到什么程度。
后来，我又接触了与高老师同一编辑室的赵奚向老师。他孤僻寡言，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那双眼睛特别有神，不过，在炯炯有神的目光里，却透着善良和脆弱。他是一位博览群书的杂家，正义感极强。他每年春节回趟北京，与在京的老伴和女儿团聚。从北京一回来，我们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便聚在他身边，听他谈论从祖国核心得到的各种传闻。他取出酒和从北京带来的点心，让大家分享。于是，一帮人便一面对酌一面高谈阔论。而每到这种时候，他就像换了一个人，没了往日的胆怯。他光彩照人地笑着，两撇精心修剪的胡须随着他妙语连珠的话语在唇上活跃地弹跳着，像随时要飞起来一样。我常想，如果时光能倒流，回到上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他该是人群中最有资格被称之为绅士的那种人，他甚至会手里攥着文明棍，行走在社会的上流，潇洒而倜傥地活着。知识和品位这两者，在他竟如此和谐地集于一身，且又默化于无形，让你似乎不再感觉到它们，而在有些人，所谓的绅士风度，其实是一种表演，一种刻意的模仿。但是，命运竟如此弄人，将他贬谪到这么一个边远小城，做了这样一个小杂志的编辑。
赵老师解放前曾是日伪时期的火车司机。那时他参加工运，为党做地下工作，蹲过日伪政府的监狱，后被组织营救出狱。这一经历，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竟成了洗不清的罪名，甚至连他老人家后来的离休安置都受到影响，而其实，那些与他一道参加过工运的老同志对他的情况都再清楚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做了高官，他们无论谁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都可以使他脱离苦海，但不知何故，竟无一人出面。他想不通，那些往昔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怎么转眼就变成了这样，躲在自己的安乐窝里，任凭他人蒙冤受屈却不吭一声。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九（3）
“文革”期间，赵老师被开除公职，一家老小六七口人仅靠在北京唱片厂工作的妻子一人的工资过活。生活无着的时候，他甚至跑到街面上，捡拾卖菜人撤摊时撇下的菜叶充饥。这竟是一个有着极强自尊意识的知识分子干的事情。他身边最宠爱的小女儿，因为在炎热的夏天里，向父亲提出吃一根冰棍的要求，竟被他打了一巴掌，而神经受到损伤，落下终身病症。我去他家，见到过他的小女儿，白白净净的，跟正常人一样，但过一阵子，就不对劲了，跟在母亲身后，像只小绵羊一样，乖乖的，木木的，一声不响。
所幸的是，在那段相当漫长的苦难岁月里，他读了许多书，良好的天分和聪颖的头脑使他真真正正地成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知情者。“文革”后，他恢复了公职，回到了边远的青海省，在《青海湖》编辑部做普通的编辑工作，我们因此得以相识。一次，他指着我，认真地说，在青海，有三个年轻人，一个杨志军，一个邵兰生，一个你，在文学上必有大出息。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之后私下里欣喜若狂，感觉像中了大奖一样。
杨志军现在举家移居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了。在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