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此成了真正的手艺人，虽然做木匠也只是个实在的生计之道，永远不会使人大富大贵，只能养活家口而已。不过，好的木匠实在可堪称民间艺人，尽管因其作品过于实用而被人忽视。在澄城的县志里，就赫然记载着晚清时期一位叫任大成的木匠师傅，他盖楼修庙，其手艺之高超，闻名百里。我父亲的师傅不知是否承接了这一师传。但在我回家探望家人的日子里，每遇老乡家中搁置着由父亲亲手打制的木器，便会不厌其烦地端详。我发现，父亲之后多年的制作，大都可以称之为木器中的精品，无论选材，还是技艺。我想，父亲手艺之好，除了灵性的佑助之外还得经过名师的点化，而在这偏僻的山地，除任大成这一脉师传还会有谁？
不过谁传与传谁已不重要，关键是我的父亲，凭着他的聪明与灵巧劲儿很快便掌握了木匠这门手艺，之后，马上就表现出了河南流民那种顽强的适应性和灵活的应对能力。他带话到西安，唤了伯父来，一同落脚在刘家洼。兄弟俩先是走乡串村为人家修理风箱家什，后租了南街的一面砖窑，叮叮咚咚就干开了。此时国民党地方武装正和游击队打仗，死人多，需要棺材，这对我父亲和伯父来说，无疑是一个发财的良机。时隔不久，兄弟二人又租了刘皇庙东邻的一家大铺院，正儿八经地开起了木匠铺。没用几年，当地的老人们就开始对父亲以“蔡掌柜”相称。并且这称呼，一叫就是许多年，一直到“文革”才不再叫了。木匠铺初具规模后，父亲从一个被他叫做“王掌柜”的人那里，将这所大铺院买到手，又回了趟河南老家，娶了我的母亲。这一系列行为，一连串壮举，几乎是在一瞬间里完成。从此，我的父母就在这所大院里生儿育女，做木工活儿，并且终生没有再离开过。
后来，我们兄妹六人，便一个接一个地出生在这所大院里。这大院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它邻街的铺面房是一座高度仅次于刘皇庙的高房大屋，与刘皇庙一样，它的脊瓴与马头墙用的也是镂空的砖雕，飞鸟走兽活灵活现。据老人们说，最早的时候，这院子曾是刘皇三兄弟张飞的庙宇。当地人多姓刘，后来便只有中间的刘皇庙被留下来，做了庙宇。许多年后我曾不无幽默地推想，大概我家住的是张飞庙的缘故，致使我们弟兄面貌生得一个比一个黑，只是眼睛不像他那么大，脾气也没他那样暴烈罢了。张飞庙正门的上方，是三个被黑漆遮盖的三尺见方的大字。以此推断，后来这里曾是做生意的商号。我七八岁的时候，曾看见西安美院的老师到村子里来写生，他坐在当街上，拿着大画夹子，画了刘皇庙与我家门房的速写。这样想来，我家的大门房的确是有些特点。这些古老建筑的具体年代已无从考察，但是从建筑的样式和古旧的程度看，至少也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如果不是一九七六年那场大地震的影响，也许它还能保存到今日。
我觉得小时候的雨水似乎比现在要多。因为那时经常能看见许多路人在我家的门房下避雨。夏天里，坐在它阴暗和空旷的台阶上，呼吸着它发霉的气味，总让人产生些许异样的感觉。大房的屋梁上常看见蛇，小时候我们叫它长虫。父亲对它总是敬若神灵，不允许徒弟和我们这些孩子们招惹它、伤害它。
那时候，山里的狼经常下到塬上来骚扰，时不时就能听到狼吃了某村某家小孩儿的传闻。像祥林嫂那样的故事，是太凡常不过了。传说中的狼故事里，有一种极具魔幻色彩的说法，说世间的人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常人，另一种则是猪人。常人和猪人，我们人的眼睛是分别不出来的，但狼能看出来。狼是土地爷的狗，它不敢吃人，而只吃那些被它看出来的猪人。八里地外的郭家洼庄子，一个男人，到二十里外的赵庄赶集，天黑回家，路上遇到狼。狼看他是个猪人，便缠住他。好在是冬天，他穿着厚厚的棉衣，脖子上还围了一条大围脖儿。狼三番五次将他扑倒，他都挣扎着爬起来，爬起来再被扑倒。狼没咬透他的围脖儿和衣服。他边跑边打，挣扎着跑到村头的土地庙里，用身子顶着门板，狼在外面嚎，用爪子拼命地抓门。快到天亮的时候，那男人屙出一堆猪屎，才变成了正常人，狼这才转身走了。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在我孩童的视觉里，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用正常的眼光看人。人在我的眼里，开始有了区别。我开始猜测着，谁是猪人谁是正常人。说来也真够马尔克斯（哥仑比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创作特色为魔幻现实主义）的。还有人传说，狼在夜里，会模仿女人纺线的声音，让孩童以为自己的妈妈在那里。狼还会学小孩哭泣，让找孩子的母亲上当受骗。年岁活得长的狼，最终会变成狼精，狼精又会变化成女人，纠缠那些孤独行走的男人。一个农人到远处去赶集，夜里往回走，碰上狼精。狼精变成一个漂亮的女人，将他哄骗到坟地里要干那种事情，他脱光了衣服，狼精便露出原形，将他吃了。这些故事都让我恐怖极了。我常做噩梦，并在惊恐中喊叫着醒来。我怀疑世界的真实性，似乎也从这个时候开始。这种哲学意识，潜伏在乡村生活的深层里，不知不觉影响人的世界观，比那些深奥难懂的教科书要管用得多。
第一部分《吾命如此》二（3）
关于狼，另一个更真实的故事是，邻村一个叫做“狼抓婆”的婆婆，至今仍健康地活着。那是解放前的一个夏天，她和邻家的一个女孩子去地里拾麦子。大正午，被一条大狼缠住了。她用手中的篮子，一面护着那女孩子，一面与狼周旋。本来两人齐心协力也不至于有事，但那女孩子竟独自跑了，留下她一人和狼撕打。但狼放弃了她，追上了那女孩子。不等她赶到，老远就听见狼嚼食那女孩子骨头发出的咯嚓咯嚓的声音。这次遭遇，她的大半个脸被狼抓去了，留下了让人恐怖的伤疤，并因此终生未嫁。据说在邻村的村口，经常能看见她挺着露着骨头的半拉脸，在大树底下歇凉。陌生人冷不丁见了，会吓一跳。遗憾的是，我去过那村子许多次，竟没遇见她一次。这个故事，后来又演变成道德教化的内容，在乡人的口中广泛流传。大意是，人到险恶的时候，不能舍弃自己的同伴不管，如只顾自己，定会遭遇老天的报应。
夏天的月夜，大房屋檐的下面，是我们一班孩子戏耍的好地方，我们拉了草席，睡在檐下的台阶上，听父亲的大徒弟德信讲故事。有关他和狼的故事自然是我们最爱听的。德信自己曾用石块打死过一只狼。那是他在河沟里的水磨子里磨面，那只狼一定是饿急了，守着磨坊直打转，怎么也不肯离开，一对蓝光荧荧的眼睛始终盯着他。他怀里揣了块石头，装作没看见，仰起脸面走出了磨坊。走了几里地，狼不声不响地跟在他身后，距离越来越近。双方都在等合适的时机。说到底还是人聪明，他看准时机突然转身，掷出怀中的石头，正中狼的脑门。这故事他讲了无数遍，然对能说会道的他来说，每一次讲述都似乎事情刚刚经历过一样。他讲故事的能力真让人佩服。而且有好几次，正在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时，突然，一条黑影从台阶下的街面上飞蹿过去。大人们恐惧地喊，“啊呀，狼——”人们慌忙立起，寻找随手可以拿到的家伙，孩童们被护着躲进铺子里，一片打狼的呼喝声随后在村里村外响起。我的心咚咚乱跳，又害怕又好玩。可惜今天的孩子们没有那种强烈的感觉了。这让我不禁有些冲动，想在合适的时候，写一部人和狼的长篇，写写生为猪人的那些可怜人。
父亲带着许多徒弟，没日没夜地干活。他很注意结交地方，和当地说得起话的乡绅和地主，有着很好的个人交往。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还与他们中的许多人结成了拜把子兄弟。解放后，一帮把兄弟大概都时运不济，这种本来就有些趋炎附势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淡漠和瓦解了。有几个当年没成为把兄弟、后来被称为富豪劣绅的，倒成了家中的常客。他们一般都是晚上十点以后，镇子里的人都安静下来了，在夜幕的遮掩下，这才偷偷摸摸地到我家里，围着火盆，和父亲谈很久很久。我躺在被窝里，佯装睡着，其实却在一边偷听他们说什么。这些人过去在镇子里大多是有本事的。他们看时势和事物的角度，竟给年幼的我，过早地揭开了人世间经常被着力歪曲和掩盖的面貌。在我的印象里，他们都有着儒雅的仪表和谈吐。其中三个人，还是父亲天天相伴的好友。一位姓刘名东林，村里的地主，经常上批斗大会。他教我许多读来朗朗上口的谚语，其中一段很长的口诀，是讲述一年十二个月里与每个月对应的花名。在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天傍晚都到家里来，和父亲坐在一起，一面吸水烟袋一面闲聊。他打理烟丝和清洗烟袋的方式，看上去竟像一门精致的手艺。另一位姓王名启祥，木器厂的临时工，旧政府的文人。他的工作是驾着毛驴拉的人力车，进黄龙山里拉运木料。“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他被公开通缉，才知是从河南某地逃亡到当地的漏网分子。幸亏他维得一个好人缘，在大家的包庇下，逃进黄龙山里，成了一个与虎狼为伍的野人。“文革”结束后，听人说他回到河南老家，干起了农活。他逃走时落了一箱子书在木器厂里。这些书曾随他逃来逃去，此次终于无法携带，作为读书人，我猜该是他最大的痛苦。他身材修长，知识渊博，说起话来斯斯文文，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雅致。与父亲谈话，他经常引经据典。我的发蒙，竟受他许多影响。另外一位是店头村有名的地主，据说在旧社会，每每出门办事，他总掖着一把手枪。他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与父亲对面坐，一老埋着头，抬手动足慢慢悠悠，比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