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 十年- 第17部分

第四部分：PART　4于彦琳：“三联”与区区的故事（图）（1）

　　于彦琳　笔名小于。2000年毕业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获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文化部实习，毕业后成为正式记者。现在供职于《中国电影报》。　　　　

　　开始　　　　

　　我到《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是光头的。　　　　

　　2000年夏天，我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读书；〃研三〃的生活非常松散轻闲，就给一些媒体写稿子。我的朋友，现在《虹》杂志主编朱芸当时还在《世界都市》当编辑，她说我可以去那里找个小工作干干，我去《虹》与人力部人见面，很不成功。但就是那天碰见朱芸的校友，当时〃三联〃的记者王珲。王珲与朱芸百年不遇，就遇见了这么一回，把我引进了《三联生活周刊》。　　　　

　　那个时候写电影的卞智洪刚刚离开周刊，好像去了TOM，王珲知道我是学电影的后，就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份杂志，我惟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不是可以随便上网，王珲说可以，每个人都有电脑。第二是收入如何，王珲说两三千。这些钱，对我一个学生来说真不少了。我就答应了。　　　　

　　现在四年过去，我也不在《三联生活周刊》了。回头想想，能进生活周刊真是觉得不可思议的机缘，如果我去了别的媒体，如果王珲没有一回头看见朱芸，如果她只看到朱芸而没有跟她回办公室，现在我在哪里只有天才知道。　　　　

　　几天之后，我就光着头去了周刊编辑部。净土胡同真的很难找，我在鼓楼一带转悠了至少一个小时才摸到周刊。我摸索着上了二楼，舒可文老师接待了我。舒可文是我在《三联生活周刊》拿到的最大的〃红包〃。我不知道她怎么看待我：一个老结不了婚的贫嘴？　　　　

　　但当时舒可文见到我的时候一点都不吃惊，仿佛女的光头很正常。她穿着黑色长裙，点了支烟，我们俩人坐在老式破旧沙发上。她简单问了我是学啥的，问我知道周刊风格吗？我老老实实说：〃不知道。〃她就弯腰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几份杂志，让我回家看看，了解了解。舒可文说我可以先写两篇文章看看。我就走了。　　　　

　　舒老师和我，我们俩的记忆一向有偏差，所以舒老师看到这里请不要与我争论，探讨即可。　　　　

　　那时候〃三联〃的办公室，跟《编辑部的故事》里差不多，灰扑扑的很旧。我非常怀念会议室那个怎么也擦不干净的大圆桌子。中午大门外头周刊食堂打了饭，有人留在食堂吃，有的人拿到会议室，边吃边讨论，说什么的都有。后来周刊搬回三联书店，大家也在会议室集体吃盒饭，但会议室的桌子上少了什么。少的是当年在净土胡同时开会的气氛。　　　　

　　做经济报道的谢衡说她刚来时，被周刊开会的气氛震住了。她每次说这个，我就跟她说原来在净土胡同开会的情景。任何一个记者提出选题，几乎都会引起全部成员的讨论，讨论得非常详细，每个发话的人都能从自己的角度提出建议，并补充部分材料。那段时间我受益非浅。　　　　

　　这会儿写回忆文章的时候，我忽然有点怀疑，我是不是过度美化了自己的记忆，当年真得就那么好吗？也许当时所有的人，包括周刊都在急剧的成长期，自然有那样一股气势。这么多年我经常想起那时，真有可能被这种气质影像修改了自己的记忆。无论如何那时候真好，上班的时候穿过胡同，到单位，看见同事都非常高兴。作为新来的人，对其他记者，我有敬仰之情，仰视之。所以我觉得当时办公室的同事不乏神人，越琢磨他们越有意思。我记得郦毅，她平时闷不出声，偶而说话却常常语出惊人。有时开会，她手机响，居然是警报一样的声音。　　　　

　　交稿　　　　

　　2002年，我换了一个手机，可以自己录铃声。我录的铃声是〃该交稿子了！该交稿子了！〃舒可文故意在开会时打我手机，好让所有同事听听这〃骇人的呼声〃。　　　　

　　主编朱伟说这话的时候，听起来跟紧箍咒似的，让人头疼。每个记者听了都心惊肉跳。所以新鲜了两天之后，他们呼吁我把手机铃声赶紧换了。　　　　

　　在〃三联〃，写稿子是最大的事情，无论你有多痛苦，到交稿的时候必须把稿子交出来。尽管大部分稿子都写得非常难，但看合刊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这么几年已经写了这么多东西了。还有些文章都忘了自己曾经写过。　　　　

　　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藏酷的。舒可文跟我说北京新出了这么一个地方，让我去采访设计者林天苗王功新夫妇。我跟他们约了，他们派了司机到国贸接上我，去了他们在通县的家。　　　　

　　林天苗他们家非常漂亮，但院子里蚊子多了一些。初次采访，我还是免不了紧张，问的问题也丢三落四，林天苗不禁提醒我：〃你这句话其实是两个问题啊？你想我先回答哪个？〃　　　　

　　回宿舍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第二天拿去给舒可文看。过了一会儿，朱伟让我去他办公室，舒可文也在。至今我都认为，这是我在周刊听到的最有用的一次指导。从此我知道有文必录和单纯描述性的文章不是周刊要的，如果一个事情成了事件，背后定然有别的东西，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才是重要的。在此后四年里，我不论写什么文章，总会记起这个。　　　　

　　四年里，我的进步非常缓慢，至今我还不是很能把握要写的一些东西。但在周刊，我仍然有所得，就是能隐约看到仿佛有些东西在那里，等着我把它写出来，不然面前的东西仍然是不透的。


第四部分：PART　4于彦琳：“三联”与区区的故事（2）

　　最痛苦的一次，应该是2000年我回洛阳采访圣诞节那场大火。我是洛阳人，但接近灾难真相仍然非常困难，家属几乎不愿意再回忆过去的事情。我通过父母的关系找到一位幸存者，谈到那天晚上的经历，她还是忍不住颤抖。参与救援的公安再三推脱，才终于接受了很短的一次采访。更多的时候，我知道采访对象就在门里，但我只能在门外转来转去，无法得到他们许可，带我去的人跟我说：〃家人可难过了，都不好意思说这事。〃　　　　

　　冬天我很绝望坐在自己家，想着难道这关过不了了。后来我很沮丧地跟朋友说：〃你看看我，都内分泌失调了。〃老实说，我无数次面临交稿时，都有失调的感觉。　　　　

　　跟我一起去洛阳的，是当时主笔高昱，我写大火，他写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失落。鬼都不会相信，高昱比我还小两岁。他比我老练有把握得多了。　　　　

　　回北京后，我把近万字的稿子写了三遍，最后一遍是主编把我关进他屋子，排除任何打扰写出来的。杂志出来后，我自己看了也不是很满意。这次事情让我面对社会部记者自觉不如，也看到能力的界限。我还是集中注意力写电影好了。　　　　

　　这原来也是个故事　　　　

　　三联乡周刊村是个移民村，人口变动不居，变动的两个原则是适者生存与意兴阑珊。由于各种原因，周刊村从净土胡同，搬到安贞大厦，最后落在乡政府边上。　　　　

　　周刊村分大大小小的生产组：李鸿谷，社会组的人惯称李大人，领导成员最多的社会生产小组；国际组，退伍军人蔡伟二进周刊后领导了这个让周刊村放眼世界的战斗集体；其他还有经济组什么的。不过这个已经是过去的结构了，现在为了促进生产发展，一切都在调整。　　　　

　　有一阵周刊村要实行末位淘汰制度，文化组的小于连眉毛都不动那个时候该组两位主笔，只有她一位属下每日放羊，如果开除了她，只剩下领导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可能。一旦下属过少，那么一定是领导更需要下属，而不是反过来。　　　　

　　两位领导风采各具，有腿短到〃劈叉不过像稍息〃的王小峰，还有周刊几大〃定海神针〃、被昔日经济组组长高昱概括为〃抽烟、说脏话、相夫教子〃的舒可文老师。　　　　

　　在小于来之前，还有钟和晏，被传她几乎不吃饭，大家这么说是有道理的：第一，她非常瘦，比得上孙燕姿；第二，她反对单位聚餐，认为不如组织大家去看展览。很快周刊数一数二的美女邢慧敏也来了。　　　　

　　几个性格各异的人，组成了一个绝对称不上色彩缤纷的生产小组，因为大家都爱穿黑色。即使小于后来移民到其他乡放羊去了，也时常会想起来这个集体，太有趣了四位妇女，和一位〃妇女之友〃王小峰。但奈何生产力低下，加上大家都对每日放羊产生了疲劳，来来回回就剩下两位领导和小于。饶是如此，几位牧民妇女经常见面交流放羊心得，谈来谈去还是周刊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有移民，情况将永远如此。　　　　

　　后来经常一脸无辜的孟静来了，她擅长放一种叫做〃电视剧〃的羊，一时颇得村长青睐。老师说让孟静单单放羊太浪费了，她几乎是八卦写得最好的人之一。　　　　

　　后来轮到小于移民了。她去香港，没及时去给羊打草，村长生气了，呵斥了几句。小于也生气了，跟几个同事说了一声〃再见〃就走了。　　　　

　　之后就是别人的回忆了。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图）（1）

　　李菁　2001年5月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社会部记者。此前，1995年7月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编辑，2000年10月，在《中国青年报》报业发展中心任记者、编辑。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名头算响的大公司扮演御用文人的角色，但养尊处优的生活过得越久，心里越没来由地空虚。奉献了五年的青春之后，毅然决定投入〃围城〃外火热的生活。　　　　

　　我所在公司的上司是个酷爱读书的文化人，每周到三联书店扫书。因他的发现，办公室便多了一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