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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2岁，春天，写出第一首“诗歌”，共三节，是很押韵的那种，记得其中一节：“蜜蜂在花丛中嗡嗡飞／路上的牛铃响叮当／我奔跑在春天的小路上／树叶儿在风中哗哗唱”。写第二首时，我学会了“抒情”：“啊，忧伤的姑娘／你就是春天的早晨”。
夏天，小学毕业，由于看课外书入迷，耽误了学习，从第一名落为中等，没考上乡中学，从没拍过我一巴掌的父亲盛怒之下拿着扫帚撵了我好远，从此不敢耽误学习，一直保持年级第一名。
1982年，14岁，在乡中学上初二，我的一首“诗歌”被登在了学校的黑板报上，那段时间每从黑板报前的人丛中穿过，我便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心中却是欢乐的。“诗歌”悬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好意思了很长一段时间。12岁至14岁，共写了5、6首诗歌，后来就中断了。
其年，教语文的陈发现老师认为我在文学创作上有潜力，要求我背唐宋诗词。周末，我从乡中学沿着春天的河堤回家，边走边背诵：“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这是我诗歌教育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1984年，16岁，初中毕业，考入地区卫校，重新开始诗歌写作，此后未再中断。这段时期，由于无人指点和没有书籍引导，所进行的仍是那种不知往哪里努力的诗歌写作。后来我把开始诗歌写作的时间改为“1988年”，是因为小小的虚荣心：不愿别人看到写于1988年之前的这些幼稚的诗歌，更不愿别人知道，从开始写诗到写出自认为“像样”的诗歌中间经过了数年的时间。
由于家庭经济原因，没能上高中考大学，产生严重的幻灭感，伴随多年。
1985年，17岁，春天，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大约10万字，自己用牛皮纸糊了信封，写的是《青年文学》的地址，不记得是否贴了邮票，上午上课时我溜出教室，把小说塞进校门口的邮筒，听见“咚”的一声响，我如释重负地转身回去上课了，此后这篇小说便杳无音讯，下落不明。
1987年，19岁，卫校毕业，夏天时阅读同学赠送的由蓝棣之先生主编的《现代派诗选》，接触现代派诗作，秋天时，诗歌写作有了从形式到内容的质的变化。
10月，分配到县医院工作，直到1997年离开，在医院工作了10年。
1988年，20岁，秋天时写出《捎给秋天》《秋月》等诗，自认为自诗歌写作以来，第一次写出了“像样”的诗歌。开始把之前数年写的诗或烧毁、或藏起，为的是不让人看到那些幼稚的所谓诗歌。
放弃小说写作，开始把精力全部用在诗歌创作上。
1990年，22岁，5月，只身去到浙江的舟山群岛，在东海的青浜岛滞留半个月，写出《一只鸟飞临大海》《寄平原》等一组诗，这组诗歌后来发表后，从此开始走向诗坛。
1993年，25岁，1月，写出《桃园之冬》，标志着后来被人称为“成熟写作”的开始。
1994年，26岁，9月，为圆早年的大学梦而想上“作家班”，于是去到北京大学，见到谢冕老师。“作家班”停办了，大学梦重新破灭，坐在北大校园里掉了半天泪，就回许昌了。
1996年，28岁，接到通知，诗歌人选了由谢冕教授主编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丛书，要出诗集。于是大量烧毁写于1992年前的处于摸索阶段的诗作，以致把整理好的诗作拿给我那本书的编辑耿占春先生时，他笑说：“这么少，我都没法编。”
1997年，29岁，5月，从许昌去到郑州。
1998年，30岁，7月，诗集《风用它明亮的翅膀》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4年，36岁，2月，从郑州来到北京。现居北京。
感爱杜涯
■ 谢 冕
杜涯的诗是难以言说的。那一切女性的温柔缱绻都不属于她，尽管她也是女性。我想说，杜涯的诗很深刻，却又怕这“粗暴”的评语“伤害”了她。因为她的诗甚少关涉我们熟知的那些世态人情。她的多情与柔软是别样的，那就是在大自然的律动中敏感到属于生命和时间的哀愁，那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旷世的哀愁。相形之下，如今遍地可见的“欢乐”，一下子都失去了分量。
初读杜涯（当日她还在一所寂无人知的县医院里），便被“嵩山北部山上的栗树林”的疼痛和无望所感动。那里有一种如今被人们普遍遗忘的、对自由诗来说是异常可贵的旋律。
2005年11月26日于京郊北七家村
生命价值的精神包容
■ 叶 橹
杜涯的这些诗，在我的阅读经验里似乎唤起了某种“陈旧”的回忆。它们有那么一点艾青早年那种出于内心感受的“节律感”，也有一点何其芳《预言》时期的朦胧飘忽感，还具备戴望舒诗中的淡淡的忧郁和对美的追求。然而仔细一想，贯穿在杜涯诗中的那种精神和现实感，又是同上述诗人有所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与现实毕竟是有区别的，极具个性的诗人也无法拒绝和摆脱“现实”的制约和影响，每一个诗人都难以从“历史”的定位中脱身而出。虽然杜涯也是女性诗人，但如果把她的诗同冰心、林徽因的诗比较一下，她们的差异是远远大于上述男性诗人的。这大概也是不能单纯地从性别上来识别诗人的一个依据吧。
我虽然不提倡以性别来划分诗人群体，但“女性诗歌”在这些年的诗歌评论中毕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像杜涯这样的诗人，并不像有些女性诗人那样，只要一读她的诗，就知道她是女性。杜涯的诗，如果只读其诗而不识其人，我以为是未必能从其诗中读出“女性”的。这究竟是她的优点还是缺点，恐怕是很难下结论的。
以我的看法，杜涯的诗最能打动我的，并不是她的“女性视角”，而是她对诗的本质的亲近和深入。像《秋天》中的诗句：“我的衰老的上午／我望不见远处的山／我追赶一车黄花并看着爱情走远”，除了“黄花”一词稍近女性而外，读不出任何“性征”的意味。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它出自男性诗人手笔，我倒以为“黄花”一词更具品味的蕴涵呢。
杜涯对于诗的本质的亲近和深入，其实是以对生命存在的本质的亲近和深入为前提的。在《无限》中她写道：“在秦岭，我看到无名的花开了／又落了。我站在繁花下，想它们／一定是为着什么事情／才来到这寂寞人间”；在《岁末诗》中她说：“我坐在窗前，看阳光在树枝间细碎、冰凉／听见风吹过屋旁的树林／地上，陈年的枯叶翻卷”。诸如此类的诗句，自然是从很多人生感受中获取到的。她写季节时序的变化，写对父母的怀念和思念，似乎都体现着对生命的既依恋又豁达的淡然处之的意味。她的诗时时处处流露出一种意味和精神：生命是温馨的，同时又是寂寞的，无论是树木、枯叶和黄花，还是微不足道的“草民”，它们都各自有着存在的理由，这些理由便是它们的生存价值。对于这种生存价值的认定，便是对一切生命存在的肯定。以此来看待花开花落，树叶枯荣，人的生存与死亡，是不是可以多一点豁达开朗而少去计较那些生命自身之外的“荣誉”和附加物呢？不妨读一读她的《岁末为病中的母亲而作》和《为一对老夫妇而作》，这两首诗，也许体现了杜涯对“草民生活”和人生价值的一种认同和肯定，也是她的精神包容的呈现罢。
再度重复与重新言说
■ 耿占春
在最初评论杜涯诗歌时，那篇文章写到过：在当代诗歌文体实验或创新的复杂变化中，杜涯的诗歌文体与主体都显得相当单纯，然而仍具有悲伤的感人至深的力量。她拥有简朴、一致的诗风，和几乎是单纯不变的主题：时间消逝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令人伤感的变化，她总是写到逝者、村庄，写到难以排遣的伤逝之情，以及对眼前的、瞬时即逝的现实的追寻。在杜涯诗歌中，令人悲哀的不仅是死亡，时间的任何微小的变动都产生死亡。哪怕在完美的一刻。死亡有许多名称和隐匿的面孔：孤独、遗弃和一切流逝之物。她从容地把叙事性成分融入抒情诗。杜涯是一个乡村生活、甚至是最贫苦生活的一个抒写者，把贫苦、疾病和不幸的岁月转化为诗。这是诗歌对生活的最高肯定。同时那篇文章的结尾也流露了对杜涯诗歌写作的一种疑虑：由于这类主题的恒定，也易于流于重复，缺少新意，这是文体与主题的单纯所带来的写作上的另一难题。
七八年之后，今天阅读这些诗歌更加明显地感受到杜涯的“重复”。在她的新作和旧作之间的连续性是以极小差异的重复实现的。对杜涯来说，重复现象几乎是“语言病理学”的表征，是诗歌创造力的不足，还是相反，是一种什么样的极大的心理能量如此固执地重复自己？当然诗歌本身的要素中已经包含着重复：韵脚是语言的重复，节奏是音乐性的重复，在杜涯的诗中，还有时间主题的重复，情绪的重复。杜涯似乎在使用自己创造的一种“后语言”：似乎一切都已言说完毕，一切再度重复，再度重新开始言说。她也许永远在重新开始写她自己已经写出、但没有写尽的那同一首诗。德勒兹曾经谈到文学上的伟大重复者，他们把语言的病理学力量升华到更高的艺术层面。也许杜涯过于关注时间的变迁和生活世界的流逝，她的诗歌才如此固执地坚持一种不可能的重复？
忧郁而感伤的精灵
■ 罗振亚
杜涯的诗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其间布满了树林、月光、桃花、河流、秋天、村庄、风等质感的自然意象，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故乡、爱情、命运、人生、童年等相对抽象的思想意象。按照新批评的理论原则，这些意象“词根”多次复现于杜诗中，已经累积成高度私人化的“主题语象”，凝聚着诗人的主要人生经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