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失鬼，谢谢你那句特别的赞美，促成我特别的后半生。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43
逝去的儒者——我的父亲梁漱溟●梁培宽 口述 ○李菁 整理
祖父与父亲
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那天北京发生了一件比较轰动的事：一人穿戴整齐，留下一封遗书，在积水潭附近投湖自尽。那个投湖的人，便是我的祖父梁济。
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是祖父60岁生日，他以准备祝寿，家中要大扫除为由，到积水潭旁朋友家小住。就在生日前3天，他按计划从容投了积水潭。
祖父在遗书里说“梁济之死，系殉情朝而死”，又说，如果能唤起国人“尚正义而贱诡谋”，则他的死“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所以世人把他的行为简单视为“遗老殉国”，其实并不正确。新派人物陈独秀、徐志摩、胡适等人，也都写文章评论他“自沉”，他们并没有把祖父之死仅仅理解为殉清而死，反倒由此来反思整个社会精神力量的缺失。
父亲出生于1893年他形容自己幼时“既呆笨又执拗”，直到6岁，还不会自己穿裤子。有一天早上，祖母：隔屋喊他，问他为什么还不起床？他气愤地大声回答：“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被全家引为笑谈。父亲少时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弱。读书时，经常看同学打球踢球而不敢加 入，只有等人家都玩罢，才敢一个人去试一下。因好想事情，神色完全不像少年，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老哥”。
很多人以为父亲幼时饱读“四书五经”，事实上因祖父赞成维新，在父亲学完《三字经》之后，就让他读一本叫《地球韵言》的书，内容多是介绍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这在当时实属一件很不寻常之事。7岁，父亲被送进北京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既念中文也学英文。
1906年，14岁的父亲考进顺天中学堂。他和班上3位同学是好友，有一天几个人谈到兴头上，提议不再兄弟相称，而是根据每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警示策勉。于是有人因稍显懦弱被取名为“懦”：有人因脾气暴躁被取名为“暴”：还有一人自谦为“情”；而父亲被取名为“傲”，从中可以看出他当年的一些性格。
出世与入世
父亲从顺天中学毕业，他所受的正规教育到此为止，其后皆自学。当时革命派在天津办了一张《民国报》，19岁的父亲到报社做编辑，还做过外勤记者。
父亲原名为焕鼎，字寿民，经常以“寿民”或“瘦民”为笔名在《民国报》上发表文章。有一次，报社总编辑孙炳文在为父亲题写扇面时， 顺手写下“漱溟”二字，父亲很喜欢，从此这名字就伴随了他一生。
父亲身上多少有些祖父的影子。十七八岁时，他就开始找些佛教方面的书来读。1913年，离开《民国报》后，他原有的出世思想再次抬头。那时，他深陷于人生烦恼中，不愿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认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为僧。
1916年，父亲写了《究元决疑论》，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后，邀父亲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在北大任教期间，父亲经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转变。他后来回忆，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这引起他的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父亲对儒家的看法。他开始由“出世”转为“入世”。
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父亲的梦想。民主政治现成的模式是议会政治，早年他即寄望于此。 可是民国创立之后，二三十年间始终无法确立这种政体，而只有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父亲再三思索，认为西方社会能够确立这种政体，正是在长期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人民才具备了实施此种政体的基础，而中国广大群众缺乏民主政治的诉求与习惯，因此必须从培养人们的民主政治的习惯人手。 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 ，因此必须由农村人手。所以父亲决心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1927年父亲南下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实验。不久政局变化，支持他的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父亲就离开了广东。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创办起来，父亲受邀担任教务长。
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400人左右。当年乡村工作的艰苦不言而喻。1930年父亲就是在学校所在的辉县百泉镇过的春节，而我们和母亲在北京，父亲给家人的信里说，他“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此心恻恻焉”。当时军阀混战，兵匪不分，枪炮声与过年的爆竹声都混在一起。学生要轮流站岗放哨以自卫，父亲经常和衣而睡，以防不测。但因蒋介石、阎锡山与冯玉祥之间爆发中原大战，河南成了主战场，学院开办不到一年，便草草结束，父亲也离开河南回到了北京。
1931年，韩复摆脱离了冯玉祥，到山东任主席。村治学院副院长梁仲华向韩报告学院结束工作时，韩提出可以来山东继续他们的研究，后来就有了乡村建设研究院，院址设在山东邹平县。
1933年，父亲把我们接到山东邹平安家。虽是县城，那时却没水没电，也无文化生活可言。我放学后无所事事，无非是在河里玩水、逮麻雀之类。 有一天闲着没事进父亲的办公室，在桌子上一通瞎翻，想找到什么好玩的东西。父亲回来后见我把东西翻乱了，打了我的手心，那是我唯一一次被父亲体罚。
1935年，母亲因难产在邹平去世，那年我只有10岁。
为团结而奔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团结抗战的呼声占据了主流，国民政府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父亲与张伯苓、胡适、傅斯年、沈钧儒、邹韬奋等被邀请为参议员。1938年元旦，父亲申请到延安参观访问，希望了解国共长期合作的可能有多少。延安虽物质条件艰苦，但人人精神面貌高昂，每天一早起来，大家都哼唱着歌曲，此唱彼和，好像忘了人间劳苦，这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在延安停留时，谈话最多的便是毛泽东，前后共谈了8次。除两次宴请外，他们的谈话时间都很长，有两次竟通宵达旦。父亲回忆在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时，通常他是坐着的，而毛泽东则常在地上踱步。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二人的观点常发生对立冲突，争辩激烈，谁也不能说服谁，但均不动气。谈话结束后，离开主席的小屋时，经常外面已是天色微明，但他的心情却格外舒畅。
1940年前后，父亲对党派之争不断加剧很是忧虑，于是他努力把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组织起来，调解两党纷争。1941年初，他与黄炎培、左舜生等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 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 以下简称“民盟”） 。
1946年初，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会后，各党派共同通过了五个“协议”，尤其是“政治协商”，确定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将由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父亲认为国家政治将步入坦途，而他自己将退出现实政治，专搞文化研究。但不久内战硝烟再起，1946年4月22日，手足无措的马歇尔请民盟帮助调停，父亲不得不接过民盟秘书长的职务。
1946年，父亲担任民盟秘书长不久， 便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李公朴与闻一多都是民盟重要成员，这种政治谋杀事件让父亲非常愤慨。他发表书面讲话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 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记者招待会上，父亲又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虽然形势越来越恶化，但父亲一直频频斡旋于国共之间。1946年10月12日早晨，刚刚奔走一番的父亲带着希望从上海回到南京，下了火车便看见报载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记者蜂拥而来，父亲长叹一声：“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一时广为流传。
几次调停失败，1946年11月初，父亲先退出了和谈，后又退出了民盟。后来有人说：“梁漱溟搞政治，但不懂政治， 所以总是失败。”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父亲心目中的政治理念有所不同。在他的心目中，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党派利益可以放在第二位。但在现实政治面前，像这种充满书生意气的看法，注定要碰钉子。
历经风雨
1953年，父亲与原来的朋友来往都中断了。当时经常上门的只限于父亲早年的几个学生。
“反右”的时候父亲“幸免于难”，可他早成了“反面教材”，在政协大会小会上常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父亲从不为这些事情苦恼，仍专心从事自己的著述工作。但这毕竟不是一件令人舒心的事，有时他也会因此失眠。此时，他责备自己修养不够，不该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1l966年8月的一天，一群红卫兵跑到父亲家里抄家。一声令下，把梁家祖辈留下的书籍和字画以及父亲自己保存的一些名家于札，统统收到院里 付之一炬。抄家一个月后，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父亲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全文4万字完成后，又接着改写《东方学术概观》。 一些书稿被抄走后，他曾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发还。信中说：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读写，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信发出去后很久，终于收回若干被抄走的日记手稿。
1973年l0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将父亲卷入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