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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老师沉寂了一下，喝了一口水，似乎在寻回刚才的话题，然后就接着说，我记得从前就对你们说过，一直到我后来被抓进去，我依然真诚地相信这个政权，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理论，真诚地相信我自己是有罪的。尽管我委屈，我惶恐，我痛不欲生，但是我还没有往最深处怀疑过什么，更没有怀疑过我自己做过的那些自认为是革命的事是否有需要审视的地方。我记得，在我的交代材料中，我一方面对自己的罪过无情剖析，一方面又为自己努力辩解，我辩解的事实就有，我是如何在大学时就追求进步的，我是如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我是如何参与了建国后一系列思想改造文化批判的，我一一列举了我当时写下的一篇篇文章，以此来证明自己并不是一直就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
达摩说，您说的这些文章，我曾在图书馆看到过几篇，我记得有一篇很大的文章，是批《武训传》的。
卫老师说，是的，那篇文章我至今还记得，题目是《从〈弗兰茨•；济金根〉到〈武训传〉》。批判的理论依据，直接来源于马恩对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济金根》的批判。这种方式，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最常用的，也是最得心应手的，看起来温文尔雅，有理有据，但是骨子里却是最粗暴的教条主义，拉大旗做虎皮，置人于死地。我自己后来吃亏最大的，也在这一点上。几年以后，我看到报纸上几篇批判我的文章，简直就是从我的一类文章直接套去的。达摩你说到的那些文章，是我们几代知识分子永远的伤心地，鬼门关。数十年来，几乎每个人都留下不堪回首的污迹，就像从泥潭中走来，一路留下脏兮兮的脚印。我曾经想过，如果没有五五年，如果我依然一路顺风志得意满，我后来会怎样？
说到这里，卫老师望着大家，似乎想从大家脸上看到一点他们的答案，大家便意味深长地笑。
卫老师说，所以，我感谢五五年，它无意间挽救了一个懦弱无知的文化人，让他歪歪倒倒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付出数十年代价，作了一次本该极为正常的选择，真是旷古未有的一种荒唐。我想，另外一些人呢，其实也是像我一样，用数十年时间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归路，哪怕他现在早已心知肚明，也没有力量改弦易辙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悲剧比我更深重。我很自信地知道，我死了以后，是可以上天堂的，但是他们，从现在开始，就日夜担心别人会鞭尸。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要做的自我清理还很多，不知道是否天假于年，这倒是我常常恐慌的。
说到这里，卫老师环视大家一眼，似乎在征询大家的意见，不知对他的这一番说道满意否。
大家都很感动，也很沉重。原本是一次高高兴兴的祝寿，现在倒成了一次灵魂的审判。达摩对自己在这种时候提出这种问题隐隐自责起来。
卫老师反倒起了兴致，又问达摩，还有问题吗？
达摩调皮一笑说，不说了，今天说这些有点冲了喜庆呢。
卫老师说，这才是大喜呢，吾日三省吾身，能在耄耋之年，洁净身心，人生一大快事也。再说，有些问题，是要在诘问中才能想到的。说吧。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8）
达摩笑笑说，这是刚刚想到的——许多年来，一直听到您对极左文艺、意识形态文艺的批评，可是您一唱起歌来，就是这些东西啊。
大家就笑起来。
卫老师也笑，说，厉害，又戳到痛处了。苏联解体之后，我又去过一次俄罗斯，离我第一次去，相隔四十年。心情非常复杂。我熟悉他们很多的作家艺术家，随口就可以说出一大串名字来，有的我还见过。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历史遗忘了，唾弃了，有的在痛苦与自责中自杀或死去了。这种悲怆，一个局外人很难体会得到。我们和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可以说同病相怜。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就是他们的思想文化喂大的。红场还是那个红场，冬宫还是那个冬宫，涅瓦河也还是那条涅瓦河，甚至那艘世界闻名的阿芙乐尔战舰都还停泊在那里……但是一个庞然大物的苏联不见了，那些狂热地献身于它的人们也不见了。客观地说，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极有才华的，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哪怕在沙俄时代，他们都会成为俄罗斯民族的骄傲。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沙俄时代那一串串灿若星辰的名字，他们的小说，他们的绘画，他们的交响乐和他们的戏剧，依然是俄罗斯甚至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但是苏联时期的那些天才们不见了，很少人再记起他们。大街上，到处是漂亮健壮的男女青年，温文尔雅的老头老太太，他们穿着都很时髦，都很讲究，似乎他们的世界什么都不曾发生过。当然，还有穷人，酒鬼，和世界各地来的游客。一次，在大街上，见到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俄罗斯的姑娘真的非常美丽，一种很高贵很典雅的美丽。那个姑娘穿着一件裘皮大衣，戴着一顶裘皮帽，当她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看得发呆了，很没出息，是不是？就像看见安娜•；卡列妮娜一样。
卫老师带着孩子气地看了自己夫人一眼，赵姨则报以意味深长的一笑，大家也都跟着不怀好意地哄笑起来。
卫老师也怅然一笑说，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斯大林不见了，贝利亚不见了，勃列日涅夫不见了，甚至如日中天的那个马雅可夫斯基也不见了，但是，安娜•；卡列妮娜的美丽还在，有些柔弱得不堪一击的东西，比那些不可一世的权势要强大得多。我四十年前去见过的建筑，几乎都原样在那儿。当年接待过我的人，有的不知去向，许多都死了，他们没有我活得长。在一次聚会上，我突然想唱俄苏歌曲，我就唱了。唱了几首之后，发现他们反应很陌生，一问，在场的许多中青年，居然不知道我唱的是什么歌，小路啊，灯光啊，列宁山啊，他们说没听过呢。他们唱摇滚，唱爵士，唱新一代流行歌曲，那风格和我所知道的俄苏歌曲太不一样了。后来，一位老作家对我说，我唱的那些歌，他都知道，但是他不愿意听到它们。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会让他想到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我这才知道，对于这些歌，我和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唱到了爱情，战斗，优美的旋律，我们是在唱我们自己的苏联歌曲。当年收听苏联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还记不记得？
何其业说当然记得，说着就哼起来。又说，现在好像还是它呢。
卫老师说，这是一首很有名的歌，歌词中有这样两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能像这样自由地呼吸……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多么豪迈、多么令人向往的境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段旋律背后，可能就是一段阴郁甚至恐怖的经历。就像如今西方人看样板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古老的东方艺术形式，对于我来说，它的一阵锣鼓，一段唱腔，都会让人想起文革中的那些日子，那些难忘的细节。但是对于那些在样板戏的乐声中长大的人来说呢，那些旋律那些唱腔，那一招一式的动作，可能就记录着他们儿时的一段生活场景，那些场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快乐的甜蜜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可以非常冷静非常犀利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批判俄苏政治文化对于中国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那些俄苏音乐，那些红色音乐，在你情绪中所产生的微妙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性来控制它的。我想，这种时候，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种音乐，其实只是一卷磁带，它记录着你的一段生命岁月。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双重的悲剧，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啊。其他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它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还有刚才的肖斯塔科维奇……许多年之后，他们不必像我们一样，尴尬地，暧昧地，酸甜苦辣地从你刚才说到的那一类艺术中，唤起自己的记忆，寻找自己的生命过程。不管多么恐怖，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记忆。我曾想过，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我多年之后来吟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够深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一切，是比苦难本身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的血写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
卫老师说到这里，脸色就黯淡下来，说，达摩提出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哼哼曲子唱唱歌的小事，其实真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港台三流歌星的商业演出能占领舞台，而那些真正能够表达个人或大众痛苦与希望的歌却没有办法唱出来。今天，当我们不得不一再从旧有文化中寻找资源的时候，我们无意间也在强化某种旧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正是一些人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