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人，皆可见也。今其子弟之贤者多隐德，不求闻达而卒以文行知名朝廷者，二人焉，审律其一也。审律名仪，去年以遗逸被召，相君说之，除大晟府审验音律。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归志。盖有公之遗风也。公之诗文，足以自表于世，无待于余言。至其所以遗子孙者，世或未之知也，故详著之，使夫乐道人之善者与闻焉。公姓吴，讳辅，字鼎臣。
张文叔集
【文献通考】
《张文叔集》四十卷。
袁州判官张彦博文叔撰。
【宋曾巩元丰类稿】
《陈文叔集序》：文叔姓张氏，讳彦博，蔡州汝阳人。庆历三年为抚州司法参军，余为之铭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寝，得婴儿秃秃之遗骸葬之。余为之志其事。是时文叔年未三十，喜从余问道理，学为文章，因与之游。至其为司法代去，其后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为袁州判官以死，其子仲伟集其遗文为四十卷，自靳春走京师，属余序之。余读其书，知文叔虽久穷，而讲道益明，属文益工。其辞精深雅赡，有过人者。而比三遇之，盖未尝为余出也。又知文叔自进为甚强，自待为甚重，皆可喜也。虽其遇于命者不至于富贵，然比于富贵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为说以自恕者，则文叔虽久穷，亦何恨哉！仲伟居抚时八九岁，未，始读书就笔砚，今仪冠甚伟，文辞甚工，有子复能读书就笔砚矣！则余其能不老乎？既为之评其文而序之，又辱道其父子事，反复如此者，所以致余情于故旧，而又以见余之老也。熙宁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序。
濂溪集
【文献通考】
《濂溪集》七卷。
陈氏曰：广东提刑营道周敦颐茂叔撰。遗文才数篇为一卷，余皆附录也。本名敦实，避英宗旧名改焉。其仕以舅郑向任，晚年以疾，求知南康军，因家庐山，前有溪，取营道故居濂溪名之，二程所从学也。又本并太极图为一卷，遗事行状附焉。
【周濂溪集】
《度正书濂溪目录后》：正往在富沙，先生语及周子在吾乡时，遂宁传耆伯成从之游，其后尝以说同人寄之。先生乃属令寻访，后书又及之。正于是遍求周子之姻族，与夫当时从游于其门者之子孙，始得其与李才元漕江西时尉疏于才元之孙，又得其贺传伯成登第手谒于伯成之孙，其后又得所序彭推官诗文于重庆之温泉寺，最后又得其在吾乡时所与传伯成手书。于序，见其所以推尊前辈；于书，见其所以启发后学；于谒于疏，又见其所以荐于朋友庆吊之谊。故列之遗文之末。又得其同时人往还之书、唱和之诗、与夫送别之序、同游山水之记，亦可以想像其一时切磋琢磨之益，笑谈吟咏之乐，登临游赏之胜。故复收之附录之后。而他书有载其遗事者，亦复增之。如近世诸老先生崇尚其学，而祠之学校，且记其本末，推明其造入之序，以示后世者，今亦并述之焉。正窃惟周子之学，根极至理，在于太极一图，而充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在通书，吾先生既已发明其不传之秘，不言之妙，无复余蕴矣。其余若非学者之所急，然洙泗门人记夫子微言奥义，皆具载于《论语》，而夫子平日出处粗迹，则亦见于《家语》、《孔丛子》等书而不废。正今之备录此篇，其意亦犹是尔。学者其亦谨择之哉！嘉定十四年六月二十有八日，后学山阳度正记。
程氏文集
【文献通考】
《程氏文集》十二卷
陈氏曰：二程共为一集，建宁所刻本《明道集》四卷，遗文一卷，监察御史河南程颢伯淳撰，三司使羽之后也。其父曰，颢之殁，文潞公题其墓曰：明道先生《伊川集》二十卷。
晁氏曰：崇政殿说书程颐正叔撰，之子也，少与其兄颢从汝南周茂叔学。元初，司马温公荐于朝自布衣擢说书，未几，罢。绍圣中，尝谪涪陵，专务读经明道，深斥辞章之学。从其游者，多知名于世。
【朱晦庵集】
《与张钦夫论程集改字》：伏蒙垂谕，向论程集之误，《定性书》《辞官表》两处，已蒙收录，其他亦多见纳。用此见高明择善而从，初无适莫，而小人向者妄发之过也。然所谓不必改，不当改者，反复求之，又似未能不感于心，辄复条陈，以丐指喻。夫所谓不必改者，岂以为文句之间小小同异，无所系于义理之得失，而不必改耶？熹所论出于己意，则用此说可也；今此乃是集诸本而证之，按其旧文，然后刊正，虽或不能一一尽同，亦是类会数说，而求其文势语脉所趋之便，除所谓疑当作某一例之外，未尝敢妄以意更定一点画也，此其合于先生当日本文无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则当一循其旧，不容复有毫发苟且迁就于其间，乃为尽善。惟其不尔，故字义迂晦者，必承误强说而后通；如，‘遵’误作‘尊’，今便强说为‘尊其所闻’之类是也。语句阙者，须以意属读然后备。如尝食絮羹叱止之无皆字，则不成文之类是也。此等不惟于文字有害，反求诸心，则隐微之间，得无未免于自欺耶？且如吾辈，秉笔书事，唯务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强说而后通耶？其肯故为阙之句，使人属读而后备耶？人情不大相远，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过印本字数密不匀，不为观美，而他无所害，然则胡为而不改也？卷子内如此处，已悉用朱圈其上，复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无可取。方执笔时，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尽此心。今人又来督书，不容再阅矣。更乞详之可也。所谓不当改者，岂谓富谢书春秋序之属，而书中所喻沿沂犹子二说，又不当改之尤者耶？以熹观之，所谓尤不当改者，乃所以为尤当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专辄改易前贤文字，稍存谦退敬让之心耳。若圣贤成书，稍有不惬己意处，便率情奋笔，恣行涂改，恐此气象，亦自不佳。盖虽所改尽善，犹启末流轻肆自大之弊，况未必尽善乎？伊川先生尝语学者，病其于己之言有所不合，则置不复思，所以终不能合。答杨迪及门人二书见集。今熹观此等改字处，窃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盖非持己不之思，又使后人不复得见先生手笔之本文，虽欲思之，以达于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为害，岂不甚哉？夫以言乎己，则失其恭敬退让之心；以言乎人，则启其轻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则恐犹有未尽者而绝人之思。姑无问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论之，其不可已晓然矣！老兄试思，前圣人太庙，每事问，存饩羊，谨阙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闻阙疑之心，为如何？而视今日纷更专辄之意象，又为如何？审此，则于此宜亦无待乎熹之言而决！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渎贡其所不乐闻者，岂好己之说胜，得己而不已者哉？熹请复论沿犹子之说，以实前议。夫改‘沿’为‘’之说，熹亦窃闻之矣。如此晓破，不为无力。然所以不可改者，盖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无大害义理，若不以文辞害其指意，则只为沿字，而以因字寻字循字之属训之，于文似无所害，而意亦颇宽舒。必欲改为‘’字，虽不无一至之得，然其气象，却殊迫急，似有强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于此。不然，夫岂不知‘沿’‘’之别而有此谬哉？盖古书沿字，亦不皆为顺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察之。注云：与沿同，循也。惜乎当时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后人之惑，后之疑者，又不能阙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终已不明，而举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书有未安处，随事论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没其实，则安知其果无未尽之意耶？汉儒释经，有欲改易处，但云某当作某，后世犹或非之，况遽改乎？且非特汉儒而已，孔子删书，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继之，亦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终不刊去此文，以从己意之便也。然熹又窃料改此字者，当时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于武成。但后人崇信太过，便凭此语涂改旧文，自为失耳。愚窃以为此字决当从旧，尤所当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见‘’字之有力，则请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当作‘’；不则云胡本‘沿’作‘’；不则但云或人可也。如此两存，使读者知用力之方，改者无专辄之咎，而先生之微音余韵，后世尚有默而识之者，岂不两全其适而无所伤乎？‘犹子’之称，谓不当改，亦所未喻。盖来教但云侄，止是相沿称之，而未见其害义不可称之意云；称‘犹子’尚庶几焉，亦未见其所以庶几之说。是以愚曹未能卒晓。然以书传考之，则亦有所自来。盖《尔雅》：云：女子谓兄弟之子为侄。注引左氏侄其从姑以释之。而反复考寻，终不言男子谓兄弟之子为何也。以《汉书》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谓叔侄，而传以文子称之，则是古人直谓之子。虽汉人犹然也。盖古人淳质，不以为嫌。故如是称之，自以为安。降及后世，则心有以为不可不辨者，于是假其所以自名于姑者而称焉。虽非古制，然亦得别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与夫所谓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气也，亦何害于亲亲之义哉？今若欲从古，则直称子而已，若且从俗，则伊川横渠二先生者皆尝称之，伊川尝言：礼从宜，使从俗，有大害于义理处，则须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犹称侄云者，是必以为无大害于义理故也。故其遗文出于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于世。举无所谓犹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称之，是必出于家庭之所笔削无疑也。若曰：何故他处不改？盖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则有对偶之类，是也。若以称侄为非，而改之为是，亦当存其旧文，而附以新意。况本无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于《檀弓》之文，而彼文止为丧服兄弟之子，与己子同，故曰：“兄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