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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权力倾轧的血腥窝里斗中，仍有人冒死刑或放逐的危险，坚持是非。千年以下，我们向马存亮、崔琯、王正雅、崔玄亮、李固言、牛僧孺等人，致最高敬意。没有这些人不自量力，用螳臂阻挡巨蟹，宋申锡满门男女老幼，早化成一滩血泥。为人申冤辩谤，才是真正的英雄豪傑！
司马光诬陷牛僧孺
西川战区监军宦官王践言调回京师（首都长安），当宫廷机要室主任（知枢密），屡次报告唐帝（十七任文宗）李昂：「逮捕悉怛谋送给蛮族，使蛮族称心快意，关闭以后投降门路，不是好谋略！」李昂也感到后悔，抱怨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牛僧孺决策错误。赞成李德裕的人，因而强调：「牛僧孺跟李德裕之间互相怨恨，嫉妒他为国立功。」李昂对牛僧孺越发疏远。牛僧孺心中不安，正巧，李昂登延英殿，对宰相们说：「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你们是不是有意於此！」牛僧孺回答说：「真正的天下太平，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现象。现在的情势是：四方蛮族没有侵略，广大人民没有流散，虽然谈不上是太平盛世，但也勉强可称『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就不是我们能力所可办到。」退朝之后，告诉同事说：「领袖对我们的责备和期望，如此之高，我们怎么能长久的坐在这个座位？」遂不断上疏请求辞职。李昂批准，命牛僧孺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 使相），充任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省扬州市】）司令官（节度使）。
司马光曰：「君王圣明，臣属忠诚，在上位的人发令，在下位的人服从，有才干的当权，邪恶之辈放逐远荒，礼仪实施，教育推行，司法清廉，政治和平，贼盗消失，战争暴乱平息，地方政府听命，四方蛮族敬畏，风调雨顺，农田丰收，家家户户，都很丰富，这就是太平景观。而在唐王朝末期，宦官专权，在宫内威胁君王，君王无法跟他们疏远。军阀割据，在外地欺凌中央，中央无法对他们控制。士卒们诛杀或驱逐统帅，反抗命令，独立自主，从没有人过问。战争每年都有，对人民的横徵暴敛，一天比一天惨急！血肉白骨，纵横原野；纺纱织布的器具，村落中已再找不到。这种悲惨情况，牛僧孺竟称之为『太平』，岂不是诈欺！当李昂（唐王朝十七任帝文宗）追求天下太平的最高理念时，牛僧孺正当宰相，前进只不过苟且偷安，博取君王的包容，窃取官位，后退则欺骗君王，蒙蔽人民，博得美名，世界上有谁的罪恶比他更大！」
司马光全力抨击牛僧孺自称「太平」，态度的激烈，前所未见，问题是，牛僧孺从来没有自称「太平」，而只自称「小康」；并且承认他没有能力达到「太平」之境，因之辞职去官。司马光却把牛僧孺从没有说过的话，硬塞到牛僧孺之口，然后万箭齐发。
但最奇怪的是，牛僧孺发现他能力不足而提出辞呈时，司马光却严肃的指摘他：「前进只不过苟且偷安，博取君王的包容，窃取官位；后退则欺骗君王，蒙蔽人民，博得美名，世界上有谁的罪恶比他更大！」是牛僧孺不辞职也不行，辞职也不行！无论政治家或政客，除非他犯了刑案，所谓政治责任，不过辞职，牛僧孺已经辞职，司马光还谴责不已，难道要牛僧孺从不曾出生？司马光也曾经辞职过，为什么就不是罪大恶极！
至少在这件攻击牛僧孺的评论上，司马光故意捏造证据，欺骗国家元首，诬陷无辜，使人震骇！
官员结党
宰相李宗闵向唐帝李昂抗议说：李德裕的任命已经发表，不应该随他的意变更。李昂遂再命李德裕当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省镇江市】）司令官（节度使），但没有遥兼二级宰相（兼平章事 使相）。当时，李德裕、李宗闵各自结党，对同党支援，对异党排挤，李昂深为忧心，常叹息说：「消灭河北（黄河以北）盗匪容易，消灭官员结党太难！」
司马光曰：「君子跟小人之互不相容，犹如冰块和炭火不可以放在同一个罐子里一样。所以君子当权则排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斥君子，这是自然之理。然而，君子当权，进用贤能，贬逐败类，居心公正，论证都是事实。小人则只称讚他所喜爱的、诋毁他所讨厌的，居心褊私，论证全属虚伪。公平而实在，称为『正直』，自私而虚伪，称为『结党』，全看领袖是否能够分辨。所以，英明的领袖在上，应该衡量部属的品德行为，再给他官职，考察部属的干才能力，再交付他工作；有功时奖赏，有罪时处罚；不受奸诈的人迷惑，不随谄媚的话改变，能够如此，结党营私的事，怎么能够发生！那些昏庸的领袖就做不到，有眼不能观察，有权不能判断，邪恶的人和正直的人一并进用，诋毁和讚誉混杂而来，决定的权柄不在君王，威福的根基暗中移到别人之手。於是，奸佞的人扬眉吐气，『结党』的议论兴起。
「木材腐败就会生出蛀虫，醋变酸就会引来蚊蝇，所以政府官员结党，领袖应该责备自己，不应该责备部属。李昂假如忧心文武百官结党，为什么不调查：那些人所抨击、所讚誉的，是真？是假？所推荐、所贬逐的，是贤良？是奸邪？然后考察当权者的用心，是公？是私？当权者自己，是君子？是小人？假如他是真实、贤能、公正、君子，不但要採纳他的建议，更应该重用他的人。假如他是诬陷、奸邪、自私、小人，不但要拒绝他的意见，还应该给他惩处。如果这样，即令是驱赶他，使他结党营私，谁又敢结党营私？不在这上努力，而只一味抱怨文武官员难以统治，好像不播种、不耕种，却抱怨田地荒芜一样。连政府中的结党营私都不能消灭，何况消灭河北（黄河以北）盗贼？」
在威权领导的社会中，人的思想陷於二分法模式，犹如孩子们看电视，常向大人询问萤光幕上人物：「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儿童世界就是如此单纯。传统文化把政治道德化，人民遂被区分为两极：一是「君子」，一是「小人」。这种两极思考，使中国人的头脑越来越奇异，越来越辨识不出是非，甚至弄不清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历史上所有的理念斗争，儒家学派一律称之为「君子」和「小人」的道德斗争，而且坚称自己是「君子」，对方是「小人」──延伸为自己是「贤良」，对方是「奸佞」，自己「无党」，对方「有党」。最后，诉求帝王裁判（而不是诉求选民裁判），请帝王支持「君子」一方的「公道」和「大义」，也就是把「小人」的对方，逐出政府，或绑到刑场斩首。文质彬彬的大儒，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有什么温柔敦厚，赤裸裸的露出凶像。这种互罩铁帽的卑鄙手段，往往使帝王哑然失笑，大家都是家奴，家奴的长像又都一样，狗咬狗，每只狗都一口毛，简直无法分辨谁真谁假？以及几分是真，几分是假？最后一视同仁，杀谁剐谁、赏谁贬谁，只看心里高兴不高兴。「君子」「小人」，不过政治斗争的一种制式工具，毫无意义。
有政府就一定有人结党，独夫式强势领导只能使结党隐形，不能根绝。二十世纪以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出过梦幻口号：「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结果，党外始终有党，而党内的派系倾轧，更是惨烈。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还不能消灭结党分派，唯一的办法是实行民主，使结党分派完全透明化，逼迫他们不得不从事良性竞争。民主政治当然不是万灵丹，但提高人民的鑑别能力之后，确能使权力机器，作健康的运转，也确能使党派斗争，以大多数高品质的民意为依归。所以，培养人们的鑑别能力是基本要务，什么样的人民品质，产生什么样的知识水准，什么样的鑑别能力，产生什么样的政府，和什么样的官员。把一切期望寄託在一个真命天子或一个英明领袖头上，是一种夜游症患者的梦想。
郑注的富民奇法
凤翔战区（总部设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司令官（节度使）郑注，常自负他有救世富民之才，唐帝（十七任文宗）李昂问他使人民富裕的方法，郑注回答不出来，只建议徵收茶税，李昂遂命宰相王涯兼全国茶税总监（榷茶使）；王涯明知道不能这样，但又不敢违背，人民深受剥削的痛苦。
李昂问郑注如何使人富起来，郑注的办法却是加重茶税。无论如何，在那个一元化的农业时代，加税只能使人穷，怎么能使人富？连白癡都懂，只李昂不懂。人，稍有所蔽，再光亮的颜色都看不见，再荒谬的道理都听得进去！
「亲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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