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说： “有我在，他们的势力重于四辅臣吗？我欲去，则尽去之，有何怕？”然后才有人敢于参劾，乃将二人革职。
又如： 当时河道总督（小）于成龙“自任巡抚及为河道总督，惟知援引私人”，这本来也是官僚体制之内的成例，没有什么特别不对的地方。但是于成龙却说出“宁杀于成龙，至于属下效力人等不可不用”的话，康熙帝听到他这种言论，颇不以为然，当面训斥他说： “用人之权，岂人臣所得专擅？朕今用人，若有保举官员，亦必就中论俸升补，即素所深知者，亦视其效力之处，酌量用之，否则，俱使论俸。朕乃天下之主，用人之际尚不肯任意，为人臣者，乃妄意自擅，可乎？大抵欲援助人者，后必自己获罪，尔其戒之。”又说： “于成龙居官好，亦曾效力，但为人胆大，凡事必欲取胜，其所奏之事只徇人情面，欲令人感彼私恩。夫擢用人才乃朝廷之大权，非为臣者市恩沽名所可擅行之事也。”既然于成龙是针对自己一部分属下说这话的，某些职位也不可能都由皇帝来任命，就不必深究。显然康熙帝认为，于成龙有藐视君权的意思。
朝中权臣索额图、明珠用事，必然影响到皇帝的用人之权。一般官员以为非走他们的门路不能得肥缺，舆论也是如此。康熙帝有所耳闻，特降谕旨： “今朝廷用一人，外人即曰是某大臣荐举，故用之，或有商议之事，即声言某大臣称某官之优，言某官之劣，致使躁进之徒营求奔竞于大臣之门，从此而起。凡官员之优劣，朕若不问大臣何由而知？大臣虽有荐举，用与舍则皆出于朕之独断。间或用一二人，也不过是朕所知而用者，若但因大臣荐举而用之，那么朕所治理之事又为何？虽有经过询问九卿举出之人，用者与不用者各半。”大臣可以荐举，但用人的最后决定权在皇帝，决不在大臣，否则皇帝就没有事干了。
如征讨台湾，康熙帝就是先问后定。姚启圣多次上疏举荐施琅重新担任福建水师提督，认为他熟悉海上情形，并富有谋略，郑氏对其颇为畏惧。启用施琅之前，康熙帝问李光地： “你胸中有相识人，可任为将者否？”李光地答： “此非小事，容臣思想数日后，斟酌妥即覆旨。”康熙帝说： “很是，你去想。”后数日，皇帝派明珠来问，李光地说： “都难信及，但计量起来，还是施琅。他全家被海上（台湾）杀，是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悉海上情形，没有人超过他。又其人还有些谋略，不是一勇之夫。又为海上郑军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则先夺郑军锐气。”后来，大学士李霨又推荐施琅。起用施琅，李光地认为是自己起了关键性作用。康熙帝则认为，特别擢用施琅是“断自朕衷”。其实，最早并多次保举施琅的人是姚启圣，他甚至以全家百口力保施琅担任此职。施琅征台成功，康熙帝就认为是自己用人权运用得好，但如果施琅不成功，恐怕就该问大臣的妄举之罪了。
康熙帝的法家用人思想，必然有其失误之处。试举两例：
清初名臣大学士魏裔介于清廷颇有贡献。但是，在康熙帝清除鳌拜之后，却遭到弹劾。康熙九年五月，御史李之芳举劾他与鳌拜的亲信班布尔善相互勾结，专权乱政。吏部都察院会勘的结果是，此奏不确。魏裔介受此打击，遂于次年正月以病乞假。虽然魏裔介与鳌拜不是一党，但是也没有势同水火，这就很可疑，有些不可靠。这种思维逻辑是人们常常使用的。年轻的康熙帝不免对其有迁怒之意，所以对于魏裔介就毫无挽留之心，这就使朝廷失去一名卓有建树的能臣。魏裔介颇有远见，早在康熙元年二月，当魏裔介得知吴三桂俘杀了明永历帝后，他就上《请驻防荆襄以防要害疏》说，云南虽平，但地处边陲，倘或戎寇生心，鞭长不及，鉴于前史，荆襄乃天下腹心，据水路之胜，当选一大将领兵数千常驻荆襄，无事则控扼形势，有事则提兵应变，这是百年久远之计而非徒今日之谋也。（《兼济堂文集》卷一一）当时是鳌拜当权，未予采纳。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反叛，迅速进入湖南。康熙帝平叛的第一个行动正是运用当年魏裔介的建议，命前锋统领硕代率每佐领前锋一名，兼程赶往荆州防守。时人都佩服魏裔介的远见卓识。可是，魏裔介始终没再被起用。康熙帝既然用魏裔介之谋，为何不用其人？原因在于康熙帝认为魏裔介“为人强悍”，“生平实好生事”（《康熙起居注》1493页）。其实，这种看法只是偏见。再看康熙帝是如何对待另一位能臣的。
吴三桂之乱期间，福建总督姚启圣亲自收复了被台湾郑军攻克的平和、漳平，又分兵救援泉州等地，使清军在战场上大有转机。姚启圣上疏说： 福建百姓一苦于战乱，二苦于清兵，三苦于贪官污吏。其中，又以兵丁占尽民房、徭役繁重难当等事为害最烈（《忧畏轩奏疏》卷二）。他一面安定地方，一面招抚郑军，整肃吏治，严行赏罚，为了兑现奖赏条例，他自捐银8万余两。澎湖之战前夕，他昼夜赶修战船，竭力筹措粮饷，将自家的银盘杯碗并其妻妾首饰等物，悉数捐出，以供军需。官兵见此情景，“相视感叹，莫不涕零，各矢用命”。平定吴三桂之乱，收复台湾，姚启圣成效卓著，康熙帝也予以表扬。
由于施琅与姚启圣意见不合，清军攻克澎湖后，施琅随即派侍卫吴奇爵进京奏捷，蓄意“得姚（启圣）一点阴私事”在皇帝面前进谄（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一二）。康熙帝当然深信自己身边的侍卫，因为这就等于是相信自己正确。同时，明珠等人也在康熙帝面前中伤姚启圣。康熙帝因此指责姚启圣“颇多虚妄”，“并无劳绩”，“妄言保举施琅，饰为无益虚词”（《康熙起居注》1067页）。这些说法也否定了自己以前对姚启圣的评价。康熙帝喜欢亲自召见大臣，为什么康熙帝在从未召见姚启圣的情况下，就对姚启圣下此断语？显然有失公正。
收复台湾后，姚启圣又比李光地、施琅更早提出台湾宜守不宜弃的主张。此外，他还疏请复五省迁界，开六省海禁。这些都是切中时政的远见卓识。但是，康熙帝却斥责姚启圣“明系沽名市恩，殊为不合，着各本皆不准行”（《康熙起居注》1078页）。时隔数月，康熙帝于同年（1683年）十月和次年正月却下达了与姚启圣上述建议相同的谕旨。同年，康熙帝赞扬施琅平台之功，封靖海侯，世袭罔替。而姚启圣则被停其“议叙之旨”，这真是令姚启圣寒透了心。他心情郁闷，疽病复发，于是年十一月逝世。
第三，为保证君权不被侵犯，严禁臣僚“越权”。自从明朝废除宰相以后，皇帝就兼决策与执行权于一身，成为专制极权的化身。康熙帝在汉人文化影响下，对君权具有非常明确的意识，说自己“岂肯以大权授人”？那么，大臣有什么权力呢？只有出谋划策和具体执行的权力。
康熙帝提倡大臣勤慎守分，而厌恶大臣专权。他说： “部院堂官，惟勤慎者能守分，不生事，其专权好胜之徒，特欲借公事以遂其私意耳，于国家何益？”（《康熙圣训》卷四四）大臣的“勤慎”比“能”更可贵，因为“能”与“专权好胜”可以画等号，即使是为国分忧，也是“遂其私意”，所谓“于国家何益”可解读为“于皇权何益”。
五十三年，康熙帝认为刑部郎中宫梦熊行止不端，胆大执拗，恐其“留在部内，必致紊乱”，特令革退，并说，部院内复有如此等人，着即参奏。次年，户部尚书赵申乔欲变成例，康熙帝大不以为然，说： “看来近日或有人欲专权用事，此辈在朕前则不可，凡事俱宜满汉合一，折衷办理，自用可乎？”（《康熙起居注》第三册）能臣要有所作为，往往被视为自行其是。
康熙帝为政崇尚宽大的同时，也竭力强化君权一揽。如臣僚中有奏请颁行恩诏者，往往被视为越职，而予以斥责。例如，二十年十二月，左都御史徐元文以天下荡平，请大颁恩诏。康熙说“颁行恩诏，出自人主”，徐元文是“沽名市恩”。（《康熙起居注》第一册）也就是说，徐要在老百姓面前买好，使自己成为“皇恩浩荡”的背景。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礼科给事中郑显以平定噶尔丹，请颁赦诏，康熙说： “凡颁赦诏，皆人主之事，非人臣所宜言……郑显妄以诏款陈奏，念其本系言官，特从宽处理，着大学士等严厉训斥之。”（《康熙圣训》卷二四）臣子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罪呢？因为这样一来就使皇帝处于被动的地位上了。好事要皇帝自起，美誉要归皇帝享有，在这里面不允许有臣子一丝一毫的影响力。好事好话不允许臣民发自良心而为之，要由君上提出来。所谓“善则归君，过则归己”。皇帝怕的是“如今的道学，便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皇帝有这种心态，好事自然也就没有人主动去做了。
第四，监督地方官员，创立密折制度。
皇帝要独揽大权，防止臣僚僭越，就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防范、监督、控制机制。当时，清廷沿用明朝的方法考察官吏，有京察、大计、军政等方式。京察是考察京官，六年一次；大计为考察外官，三年一次；军政是考察武官，五年一次。康熙帝经常接见文武官员，通过谈话，察言观色，又往往亲自验看武官骑射，想方设法了解实际情况，可惜这都只能是表面观察。对于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连表面观察也没有。康熙帝说： “天下大矣，朕一人闻见岂能周知，若不令密奏，何由洞悉？”康熙后期，吏治松弛，各级官吏很少据实上奏。皇帝为了强化控制，必须掌握真实情况，密折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起初，密折只是皇帝的特别耳目。密折是不经内阁而直达御前的、非程序化的小报告。
康熙五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