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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总是告诫官员们要“存理遏欲”。他说： “大凡人衣食可以自足，便应知足，理应洁己守分。”又说： “洁己操躬，臣子之意，财悖入而悖出，古训所戒，子产象齿焚身之论最为深切著明，当官者宜铭诸座右。”“财悖入而悖出”一句，出于《大学》，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钱财来的不明不白，去的也不明不白。《左传》曰： “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因为象牙珍贵，所以招致毁灭。大臣如果过于聚集钱财，也会招灾。
小于成龙颇有胆力，他为官清廉，很得到康熙帝的信任，授直隶巡抚。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谒东陵，于成龙陪驾，向皇上揭发了朝廷的弊病，说： “天下官尽被卖完了，没有一个巡抚、布政使不是用钱买的。”康熙帝愕然，问： “何致如此？有何证据？”于成龙说： “皇上但使人将各省藩司库盘一盘，若有一处不亏空，臣便认虚妄之罪。他将藩库银子买升巡抚，藩司焉敢发其奸？相习成风，都是用皇上的钱买皇上的官，岂不可惜？”康熙帝又问： “是谁卖？”于成龙答： “不过是满、汉宰相，还有何人？”
所谓满汉宰相就是明珠和余国柱，清朝虽然承明制不设宰相，但是总要有俗语所谓的“领班”之人，视同宰相。明珠是满洲领班，余国柱是汉人领班。于成龙敢于揭发宰相之奸邪，大约也是因为明珠在治河的问题上支持靳辅的意见，与皇帝的意见相左，使康熙帝十分生气，此时揭发明珠的罪行，胜算的把握比较大。明珠之贪赃枉法，康熙帝尚能容忍，而他在朝廷内外交结朋党，在某些事情上藐视君主的意见，就不能容忍了。
回宫后，康熙帝又向高士奇询问，有关明珠卖官之事，可是真的。高士奇也说是真，然后将他们许多营私舞弊之事详细汇报一通。康熙帝问： “何以无人参？”高士奇答： “谁敢？”康熙帝说： “满洲不敢，汉官何惧？”高士奇说： “汉官独不要命吗？”康熙帝说： “有我。他们势重于辅政四大臣吗？我欲去则竟去之，有何怕？”高士奇答： “有皇上做主，有何不可呢？”
高士奇把康熙帝的意思向徐乾学说了，二人商议一番。徐乾学草书弹章令佥都御史郭琇奏上，又令刘楷、陈世安各上一疏，弹劾明珠、余国柱。高士奇先将他们三人的疏稿交给康熙帝过目，说： “郭琇早已俱稿，但迟徊不敢即上。”康熙帝改定几个字，说： “即此便好。”
第二天他们的奏章就上了。事前，风声已露，余国柱找到陈世安打听，说： “风声甚恶，听说你要上疏参我，确有此事，有何来历？”陈世安反问： “老师信吗？”余国柱说： “我正心疑，故来问君。”陈世安叹息说： “小人如此喜欢挑拨离间。我受老师大恩，豢养无所不至，哪里敢做如此的负心事呢？说这话的人，太不通情理了。”其实，陈世安是受到大学士索额图的指使。
余国柱释疑，放心去了。次日，弹章奏上。余国柱在内阁迎着陈世安，持其手扯至一边，问道： “听说有参疏上，可信吗？”陈世安说： “有。”余国柱问： “参谁？”陈世安说： “参的便是老师。”余国柱问： “谁参的我？”陈世安说： “人甚多，就是门生不得已亦在其内。”
余国柱大惊失色，震惧之下，已不能自然行走，距离内阁不过几步之遥，他手扶石栏杆一步一步，半天才移回到内阁。他平时胸中只有名利，紧要关头自然没有从容不迫的态度了。
郭琇的《特纠大臣书》共八款，摘录如下：
“一、凡阁中票拟，俱由明珠指麾，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皇上圣明，时有诘责，乃漫无省改。即如御史陈紫芝参劾湖广巡抚张汧疏内，并请议处保举之员，皇上面谕九卿，应一体严加议处，乃票拟竟不之及，则保举张汧原属明珠指麾，即此可见矣；
“一、明珠凡奉谕旨，或称其贤，则向彼云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云上意不喜，吾当从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结党群心，挟取货贿。至于每日启奏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
“一、明珠结连党羽，满洲则有尚书佛伦、葛思泰及其族侄侍郎傅拉塔、席珠等，汉人之总揽者则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向时会议会推，皆佛伦、葛思泰把持，而余国柱更为之囊橐（收容包庇），惟命是听，但知戴德私门矣；
“一、凡督抚藩臬缺出，余国柱等无不辗转贩鬻，必索及满欲而后止，是以督抚等官遇事朘剥，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逢圣主，爱民如子，而民犹有未给足者，皆贪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也；
“一、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后，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请价（请问价钱）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任意派缺，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方取贿，士风文教因之大坏；
“一、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皇上试察靳辅受任以来，请过钱粮几何，通盘一算，则其弊可知矣。当下河初议开浚时，彼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辞。及见皇上欲另委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举出必当上旨。而成龙官止臬司，何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于是一力阻挠，皆有倚托大臣（明珠），故敢如此。天鉴甚明，当洞悉靳辅累累抗拒明诏，非无恃而然也；
“一、科道官内升出差者，明珠、余国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即与之订约，凡有本章，必须先行请问，由是言官多受其牵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见人辄用柔颜甘语，百般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当佛伦为总宪时，见御史李兴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震方颇有弹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以上各款，但约略指参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窥探上旨，其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余国柱奸谋附和，负恩罪极，伏冀立加严谴。”（蒋良骥《东华录》卷一四；《清史稿》卷二六九，《明珠传》）
皇帝要大权独揽，无奈精力不济，必须要大臣参与决策。皇帝的旨意就在大臣票拟时被歪曲或阻挠。票拟不可避免地要被权臣掌控。明珠指挥“票拟”，操纵部院，暗中左右康熙帝的意志，在任免官吏时从中“展转贩鬻”、“图取货贿”。其实，卖官索贿，也不仅仅是为了积累财富，更是为过足官瘾，也就是把自我意志最大限度地发挥和运用。这是人类的通病，一入官场，此病就恶性膨胀。每个官吏在潜意识里都是皇帝。所以古人对治此病的良方只是自我修养，清官必然是人性自觉的表现，不可能是制度的产物，什么样的制度也治不了此病。
康熙帝对权臣明珠、余国柱倒很客气，只是降职了事，没有对之深究严谴。大约宽容也是运用权力获得快感的一种方式。有些皇帝非虐人杀人不痛快，而康熙帝以宽容为乐，其心理基础，可能要追溯到康熙帝对理学的体认。而御史们的心态就不同了，他们看到官吏们被整肃，纷纷落马，就高兴。所以总是要求严惩，以此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高士奇、徐乾学顶替了明珠、余国柱位置，郭琇升左都御史。其实徐乾学也是大贪官，更是一位野心家、阴谋家。过了一些时日，他见到高士奇较自己更受皇上信任，就妒火中烧。他也要做权臣，一旦驶入这条轨道，就无法停止弄权收钱的运作，总是妄想把自己的意志充分发挥，所有贿赂都归一己，皇帝对自己言听计从。时人说： “徐健庵（乾学）势倾满汉，高澹人（士奇）呼吸风雷”，“直至徐复谋高，而始两败俱伤矣”。（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一三、卷一四，《本朝时事》）
康熙帝又将南巡，徐乾学料定皇上到了南京一定要召见罢官后侨居南京的熊赐履。徐乾学企图把熊赐履拉回京，一起攻击高士奇。他派家人事先到熊赐履处传话，说皇上不喜欢的人，有高士奇、李光地、王鸿绪，皇上喜欢的人是徐氏兄弟等等，嘱咐熊赐履顺着皇上的意思说话，推荐皇帝喜欢的人，排挤皇帝不喜欢的人。康熙帝到了南京，果然就召熊赐履谈话，问到朝臣的优劣，熊赐履就按照徐乾学的意思说话。
康熙帝问： “李光地学问如何？”熊赐履说： “一字不识，皆剿窃他人议论瞎说，总是一味欺诈。”康熙帝问： “听说他晓得天文历法。”熊赐履说： “一些不知，皇上试问他天上的星，一个也认不得。”熊赐履又称高士奇、王鸿绪招权纳贿，奸滑诡诈，荐徐乾学道德、文章、经济兼而有之，古无其匹。
在南京，康熙帝特意试验李光地天文知识，觉得不是那么无知。又向高士奇询问： “李光地的学问如何？”高士奇答： “不相与，不知。”高士奇已经料到熊赐履在皇上面前诋毁李光地，而皇帝现在正在考察，又不知皇帝的态度如何，所以不敢轻易说好说坏，只是模棱两可。康熙帝说： “岂能全不相见？毕竟有所闻。”高士奇说： “相会也相会，但是不深相与，如何知道他学问？但看来自是读书人。”康熙帝又问： “不然。熊赐履说他一字也不通，且为人奸伪。”高士奇说： “是吗？这却看不出，或者福建人见闻短浅，则有之，若说一字不通，恐怕也太过分。或词章之学非其所长，倒是读些有根底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