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 第35部分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有个满洲镶白旗人、翰林院检讨朱天保，上了一道奏折，疏请复立废太子，说是：　“二阿哥性本仁孝，虽以疾废，然其过失皆因小人诱导所至，若尽罢佞倖，则潜德定会日彰。”康熙帝正在遵化汤泉，便将朱天保召至行宫门前，问他：　“二阿哥仁孝，尔怎么得知？”朱天保先还支支吾吾，后不得已说出受他父亲、兵部侍郎朱都讷及岳父戴保支持。康熙帝冷笑道：　“尔无知稚子，数语即穷，朕料定必有同谋。”遂传谕返京，立逮朱都讷、戴保。又过一月，便颁旨，说是“朱天保为异日希宠，违旨妄奏。又首将其父供出，不忠不孝至极，着即正法。戴保着亦正法。朱都讷免死，妻子入官。”康熙帝认为，朱天保疏请复立太子，是为了将来太子登基，可以借此邀功。这是官场赌博的惯技，押宝不准，就要掉脑袋。朱天保这回是把自己和父亲、岳父都输掉了。

　　偏偏还有那不怕死的，仍复上疏不止。文渊阁大学士王掞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受到皇帝的申斥。王掞决心效法祖父王锡爵在明朝万历年做首辅时，连续上疏奏请求册立神宗长子为太子而成功的先例，也是为了报答皇帝曾赐与他的祖父王锡爵“懋襄贻范”的匾额的特殊恩眷。王掞在康熙六十年，朝廷将举行康熙在位一甲子大庆之际，再次上疏“争国本”。他先找到著名理学家户部侍郎张伯行，邀他一同上疏，遭到拒绝。同时又有陶彝等12位御史联合上疏，恳求早定储位，康熙帝认定他们是在搞朋党。康熙帝传下谕旨，说：　“六十年大庆，大学士王掞等以朕衰迈，谓宜建储，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荣。不知二阿哥两次册立为皇太子，教训数十年，不能成就。朕为宗社及朕身计，故严行禁锢，所以不杀者，恐如汉武帝之后悔，致后人滋其口实。朕无可悔之处……朕无诛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之何。”王掞等人说是皇帝老了，请立太子以分理政务。康熙帝反驳说：　“伊等奏请分理，天下之事岂可分理乎？”当初他要大臣们推举太子时曾说过“近来朕常感觉身体不适，心绪不佳，精神萎顿。主要是因为找不到能代理朕处理政事，分担劳累的人，以至于此”。那时需要太子来分理政务，现在又决不允许立太子分理政务，不是出尔反尔吗？

　　皇帝决不能与任何人分理政务，大臣只是会思考会说话的工具，即使是太子也绝不能与皇帝分权。在如此极端集权体制之下，要想限制皇权显然是妄想，所以古人只能以促进皇帝和太子的道德修养来减轻专制主义毒素对社会的危害，可谓用心良苦。但就是这一点点人性的微光却也遭到后人的抹煞。

　　廷议将王掞等人处死。恰巧康熙帝接得胤禵的奏报，说是西北战事吃紧，请增派军旅。康熙帝转念一想，便谕道：　“王掞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陈奏，俱云‘为国为君’。见今西陲用兵，为人臣者，正宜灭此朝食。伊等暂停议罪，着于此番军前照满洲文官例委署额外章京遣往。王掞年老，着伊子王奕清代去，俟立功回日，再行奏闻。”王掞、陶彝等人得以不死。　






　
戴铎献“戒急用忍”之策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西北战事发生。康熙帝特将胤禵由贝子超级授予王爵（满洲爵位，贝子之上是贝勒，郡王之上为亲王，胤禵的王没有号，颇耐人寻味），并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出发之前康熙帝亲自前往祭堂行祭告礼，登太和殿向胤禵授大将军敕印。胤禵乘马出天安门，诸王及二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到德胜门军营送行。康熙帝允许胤禵“用正黄旗旗纛，照依王纛式样”。胤禵的称呼——“大将军王”，也颇耐人寻味，在军中以及所上奏章和皇帝的谕旨都这样称呼他。

　　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胤禵是有可能被立为储君的。一是让他在西北建功立业，并且手握重兵，有实力可以依靠。二是远离京城是非之地，要知道，自古以来有多少人都是仿照“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这一条古例行事，最终避祸得福登上王位的。不过，毕竟远在万里之外是无法继承皇位的，当年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在外，不能即位反而被杀，也是历史的教训。康熙帝对他似乎是有所期望的，而且很可能是第一人选。从后来没有把他调回京城这一点看，康熙帝又放弃了他。或者康熙帝认为胤禵是胤禩一党，把他派往西北，可以拆散他们。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康熙帝一直处在矛盾之中。

　　当时能与胤禵争夺储君位置的人，正是他的一母同胞，四阿哥胤禛。胤禛的生母乌雅氏，是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出身并非显贵。她生有二子，四子胤禛和十四子胤禵。胤禵原名胤祯，后改为允禵。

　　胤禛将谋夺储位的想法付诸实践，大概是在太子第二次被废黜以后。这之前，戴铎曾劝他“戒急用忍”，说，“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面前毫无瑕疵，与诸阿哥相处，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遭猜忌，无才者可以为依靠。”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太子再度被废之后，戴铎又写给雍正一封信，建议他应该如何营求储位。首先，戴铎劝他加入争夺储位的角逐：　“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我主子知遇于万一也。”看来，在戴铎写此封信之前，他还没有夺嫡的具体计划，不然戴铎的信中也不至于说“一言而死”云云。戴铎为之分析形势，陈述数条建言：　

　　“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显露己长，恐其弃置而不用，过分显露己长，恐其见疑而不用，此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彼此爱好各异，必有所争，争则必有胜负，此其所以为难。我主子天性仁孝，在皇上面前毫无瑕疵，诸王阿哥之中，要大度包容，不可以一时之小忿，而忘终身之大害。”就是说，要想方设法取得康熙帝的好感，同时又不要得罪了兄弟们。

　　“至于皇帝左右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待也。他们一言之誉，虽不能立时得福报，但他们一言之谗，却可能成为伏祸之根。主子一向敬老尊贤，名声很好，以后更应刻意留心，逢人小心应付，素为皇上之亲信者，自不必论，即使是汉官太监之流，主子也应于见面之时，温语褒奖数句，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他们已感激无地。主子贤明之声誉，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众舆论自然拥戴主子。”就是说，要刻意笼络人心，与百官搞好关系，让他们替你造舆论。

　　“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与闻也。”就是说，不要去招惹是非，蹚浑水，以免误了谋权篡位的大事。

　　“本门之人，寻事出力者甚多。殊不知，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承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恨。古人云：　不贪女子玉帛，天下可以反掌而定。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谋些须小利乎？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细之长，何由表现？恳求主子加意栽培，于尚未知者，亲自试其才能，于已知之者，恩上加恩，以使本门中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以致在外为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在朝为内阁、六部、九卿，虽未必人人如此，然而若能有几个人才脱颖而出，未尝不可形成东南半壁之势。”就是说，要大力培植雍府人才，多多谋取朝内外的显要职务，为夺权篡位扩充实力。

　　戴铎最后告诫胤禛说：　“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也。否则稍微懈怠，被他人捷足先登，恐遭所害，此事势难中立。”就是说，你不想当皇帝，到时候别人做了皇帝，可容不得你保持中立。

　　这封信，详细地陈述了胤禛集团为争取储位应采取的策略。胤禛对戴铎的告诫十分重视，称为“金玉之言”。从此以后更加谨慎小心，竭力揣摩康熙帝的心思，尽量讨得康熙帝的信任。同时，暗中扩张自己的势力。

　　戴铎不久由福建知府升为道员，他写信来说，奴才在五夷山遇见一位道人，行踪甚为古怪，与之谈论，语言甚奇。胤禛对此大感兴趣，命他继续访问，细细回报。戴铎又来信说：　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之事问他，以卜主子前程。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之不胜欣悦。当然，胤禛闻之更是不胜欣喜了。

　　不久，戴铎转任四川布政使。其兄戴锦由胤禛向吏部活动，而出任河南开归道。康熙五十六年，戴铎又向胤禛提出谋求退路的主张，他认为台湾远处海洋之中，沃土千里，而台湾道兼管钱粮，我应该谋调这个职务，替主子屯聚训练，也可以为将来之退计。

　　胤禛党人在朝廷内外大多单任一般性职务，然而有两个关键性职务却被两位死党掌握了。雍府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是年羹尧，其妹为胤禛侧福晋，他于康熙四十八年出任四川巡抚，不久晋升四川总督，他又自请担任川陕总督，被朝廷批准。年羹尧有一次在给胤禛的信中露骨地说：　“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不负王爷。”这话说得太明显了，受到胤禛的申斥。胤禛并非不想当皇帝，而是怕做太露骨了，可能招祸。

　　胤禛集团中的另一重要人物是隆科多。隆科多（？~1728），满洲镶黄旗人，佟佳氏。他是佟国维之子，康熙帝生母孝康章皇后的侄子，康熙帝孝懿仁皇后的弟弟，佟氏先为汉军旗人，清制满汉不通婚，与汉军旗人是可以通婚的，但康熙帝仍然将其家族抬旗为满洲旗人，姓改称佟佳氏。隆科多任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很受康熙帝信任。他也被胤禛争取过来，在胤禛继承皇位时起到了最大作用。

　　胤禛着意搜罗人才，他曾企图结交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遭到鄂尔泰的拒绝。他命门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