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 第46部分

　　五年，田文镜又题参进士出身的知县周知非“顽废不职”。雍正帝认为这是科甲入仕者怨恨田文镜而废弛政事，用今天的话说叫“消极怠工”。下令将其革职拿问，以使科目出身之员因结党怨望上司而废弛公事者知所儆戒。

　　后来，雍正帝又一再有意打压科甲官员，搜寻他们的过失，予以惩治。对当时很有名气的儒臣吏部尚书、云贵总督杨名时的打击为最典型，再略说几句。因为杨名时对雍正帝片面地打击科甲官员不满。雍正帝说：　“朕整理科甲积习，伊挺身乐为领袖，抗违朕意，仗伊向来夙望，必因其党庇恶习，即如朱轼、张廷玉现任大学士，莫不因他是前辈，慑服尊重，若不惩治他，恶习万不能革。”（《清世宗朱谕》，第六函）后来为请求修浚河道事，杨名时不用密折本而用题本。雍正帝作诛心之论说，他即将离任才有这个请求。用题本是欲令众人皆知，以此博取赞誉，给自己在地方上留好名声，却不把好事留给后任，如此沽名钓誉，“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并不知有君，尚得腆颜自命为读书人乎？”又“出奇料理”了一番，说他既然是想造福于地方，就让他个人出资修治洱海河道好了，他死后，让他子孙继续承办，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钓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雍正帝这种观念与康熙帝所说的“古人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如今的道学，便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真是如出一辙，都是厌恶大臣没有把一切功劳归于皇帝，考虑问题比皇帝更长远，比皇帝更爱民，有吃醋的意思。从权力的角度讲，皇帝把大臣或官员的仁政视为对皇权的削弱——孔孟的思想在本质上必然与君主的权力意志相矛盾。这才是雍正帝打击科甲官员的实质。打击科甲朋党的意义并非像它表面所呈现出来的那么简单。从“台省合一”与设立军机处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雍正帝的目的是要把相权挤压到最小程度。

　　后来，乾隆帝一登基就接见杨名时。杨进京的路上人们奔走相告，设宴迎送。可见，雍正帝打压科甲朋党之不得人心。雍正帝表面上是严禁朋党，实际上是摧残儒家理想，要把“霸者与臣”的君臣关系彻底而不留余地地实行之。雍正帝的思想基本上属于法家。一般来说，君主都是法家思想的代表（康熙帝是少有的儒家皇帝，有人称之为“理学皇帝”），主张宽仁的大臣则代表了儒家精神。李绂与田文镜的斗争，也可以视为儒法斗争，这样区分之后还有需要认识的一点就是，实施儒家的仁政的同时，法家治术也是不可或缺的，此时“中庸之道”就见其伟大了，这样认识历史，也就不是一锅糊涂粥了。　






　
追查亏空，怡亲王大搞抄家
　　追查亏空，怡亲王大搞抄家

　　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雍正帝接见直隶巡抚李维钧问：　“直隶亏空多少？”

　　李维钧回答：　“亏空大约四十万两，不亏在道府，都亏在州县挪用之上了，州县挪新补旧，年年奏销过的。”

　　雍正帝说：　“从前亏空，都是赵弘燮（前巡抚）未完公项，如今他自家人愿捐银三十万两，料理此事，你务必追他的出来，以后的亏空交给你补了。”

　　李维钧说：　“是。臣谨遵圣命。”

　　雍正帝夸奖说：　“你参保定知府马兆扆，参的是。”

　　李维钧说：　“通州知州李麟叶，为官暴戾，士民怨极，皇上虽特旨简放，臣今日也参了。”

　　雍正帝一向鼓励大臣互相监督，不瞻顾徇情，因此十分高兴地说：　“参得好！你不要因为他是朕特放的人，就怕参他。将来要认真审，不要瞻顾。”

　　李维钧说：　“臣谨遵圣命，绝不敢徇私。”

　　雍正帝又说：　“若要地方有起色，必要州官好，而州官贤否，全在你等督抚。平时要细心查访，不可徇私。”

　　李维钧说：　“州官不好，全是督抚不好。三年一举大计，原是惩劝大典。向来直隶大计，只参贪官，不选卓异，州县官有做得好的，若没有出头的日子，怎么能鼓舞人心呢？”

　　雍正帝说：　“参劾、卓异，必须并行，朕这就下旨于吏部，举行卓异，不论有赏罚无赏罚，好官就选为卓异。有才者常处于繁剧地方，不能无赏罚；无才者处于偏僻小地方，自然无赏罚。岂可舍有才者，而用无才者？”

　　李维钧叩头谢恩：　“皇上如此用人，不患人才不起了！”

　　好官与贪官的区别之一就是亏空的多寡。雍正帝即位之时，内阁官员照例呈上一份新拟的新君登基恩诏，无非是普天同庆，大赦天下一套陈规旧例，其中有豁免官员亏空一条，按照成例，这一条是不可少的。皇上得了无上的权力自然是乐事，官吏们也要沾光饱一饱私囊。雍正帝阅后立即删去了这一条，说，不但不能豁免，还要彻底清查！

　　大赦天下与豁免官员亏空一起实行，真是妙不可言。在狱中的囚犯，与把他们关入牢房的官员本质上都是罪犯，都是盗贼，只是所窃的物品不同而已。读书人窃取功名之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国帑化公为私，算是合法的盗窃。普通的小蟊贼就不同了，他们把其它人的财产窃为己有当然是犯法。但是，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们都希望新君开恩赦免。

　　不久，雍正帝向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钱粮的命令。他说：　“我皇考圣祖仁皇帝澄清吏治，深恶贪墨之蠹国病民，所以警戒训饬至严，只以圣心宽大慈祥，未曾将侵蚀国帑贪取民财之人，置之重典，姑且包涵，望其徐徐感化，此实如天之仁也，可是不肖官员人等，不但不知感激悛改，勉为廉吏，反而恃有宽大之恩，心无畏惧，将侵盗贪墨视为固然，数十年来，日积月累，亏空污赃之案，不可胜数，朕若不加惩治，仍然容忍此等贪官污吏拥厚资以养子孙，则将来天下有司皆以侵课纳贿为得计，其流弊何所底止？”康熙后期，由于官吏贪污严重，地方的钱粮被官吏们大量贪污和挪用，导致清廷的国库收入锐减，造成了财政的严重混乱和危机。户部存银，康熙四十八年尚有5000余万两，到了六十一年，就只剩800余万两了，可见官吏贪污现象之严重。

　　地方官员向朝廷呈报的积贮钱粮的数字，一般只是虚额，实际根本不足，形成巨额“亏空”。历任官员无不侵吞肥私，前任官员把亏空移交下任，下任再加挪用侵吞，积年累月，越亏越多。经过康熙朝长时期的亏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日益虚匮。

　　雍正帝刚刚登基，就向全国的贪官污吏们发难了，抓住亏空的问题，严厉加以整顿。他说：　“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地方亏空钱粮，不是受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渔。以前大行皇帝（康熙帝）宽容，未对赃官明正典刑。虽然有所追补，也不过是虚应故事，亏欠依然如故。库藏空虚，一旦地方有事，则难以应付。”他下谕指斥地方官员亏空钱粮的种种弊端，并限期三年之内，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三年之内，如数补齐。但是不得苛派民间，不得借端掩饰，如限期仍不能完，则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严惩不贷。其亏空之项，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别处理外，其实际侵欺入私囊者，经审查确实具奏，即行正法。如果仍然徇私舞弊，或被朕访知，或被科道纠参，将督抚一并从重治罪。

　　如此一来，几乎全国的官吏都处于被动地位，谁不挪用公款呢？亏空早就普遍化了。

　　为了防止官吏们借权贪污，雍正帝设立了会考府（不是考职称，而是考廉政），命和硕怡亲王允祥主持其事。在四位总理大臣中，雍正帝惟一倚重的人就是十三王爷允祥。在诸皇子之中允祥与雍正帝的关系最为密切，雍正帝即位后，任命他为总理事务大臣，封怡亲王，参与处理最高政务，允祥常常代他传旨。允祥兼管户部，清查亏空之事特意交由他负责办理。雍正帝说：　“辅政之初，阿其那（允禩）包藏祸心，扰乱国是，隆科多作威作福，揽势招权，实赖怡亲王一人挺然独立于其中，镇静刚方之气，使奸宄不得肆其志。怡亲王公廉忠诚，为当代诸大臣中第一人。”

　　户部掌管国家财政，多年来，积弊甚多。允祥以相当多的精力整顿追查亏空。

　　雍正帝发出上谕：　钱粮奏销中的弊病主要在于“部费”陋规，没有部费，正常的开支，户部也不予通过。有了部费，即使是靡费百万的开支，也准奏销。过去大行（康熙）皇帝也知道其中的弊端，但是不欲深究，从宽处理了。他特别声明：　“朕今日不能如皇考（康熙帝）之宽容。”今后，一切钱粮奏销事务，无论哪一个部门，都由新设立的会考府清厘出入之数，都需经过怡亲王允祥等人会同办理。他特别告知允祥说：　“你如果不能清查，朕再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朕必亲自查出。”表示了绝不宽容的态度。

　　以前，各部院动用钱粮，只要是给户部送了规礼，就可以自行奏销了，因此助长了营私舞弊之风。会考府设立之后，一切开销由会考府稽查审核，杜绝了不少贪污行为。允祥又查出户部库银亏空250万两，勒令户部历任堂官、司官以及部吏赔偿150万两，其余的100万两，由户部逐年弥补。

　　过去清查亏空，允许官员去勒索百姓以弥补亏空，现在填补亏空，不许苛派民间，只勒令官吏们退出赃银赔补。许多人拿不出现银。允祥一下子抄了许多贪官污吏的家，引起普遍的不满。官场毕竟是贪官污吏的天下。雍正帝明确表示，抄家是朕的意思，这是必须的，是为了彻底清除积弊，以此打消官吏的侥幸之心。以往清查亏空多是走走形式，特别是基本不会触动皇亲国戚。现在允祥对皇亲国戚的贪赃枉法，也绝不姑息。他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