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廷玉只是把秘书的工作干得很好，其实，他的才力极高，有时考虑问题比皇帝更全面，更长远，更深刻，可能是早已把一切都想透了，所以皇帝的旨意他没有不理解的。皇帝询问各部院大臣以及司员属吏的姓名，张廷玉都能缕缕陈述他们的姓名、籍贯及其科举履历先后，绝无错误。张廷玉因此很得雍正帝赏识，经常赐予他金银物品，比如赐他内府书籍五十二部，《古今图书集成》只印六十二部，独赐张廷玉两部。清朝官民家门上常贴的一副春联“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就是雍正帝赐给张廷玉的，很快在京城流传开来。有一次，张廷玉患病在家休养，雍正帝对人说： “朕这几天臂痛，你们知道吗？”左右急问缘故，雍正帝说： “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把张廷玉当做自己的臂膀，所谓股肱大臣。他称张廷玉为“本朝第一宣力汉大臣”，并说，朕即位十余年来，每天不离左右的只有张廷玉一人。
张廷玉性情宽厚，力行恕道，敢于纠正皇帝治国政策的偏颇。雍正帝为政以严猛为能事，官吏们投其所好，执法用刑惟恐不严，一时冤假错案，遍于国中，官吏们视为固然。张廷玉却不以为然，他不顾时忌，专门奏请慎刑二事： 第一，按照法律规定，各省犯人，凡是罪行严重的都关在监狱，罪行较轻的，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保释。然而，刑部遇到各衙门所送犯人，不论罪行轻重，首犯从犯，一律关押在狱中，使许多无辜者受到牵连拖累。请皇上下令刑部，改变这种做法，将犯人罪行较轻者允许保释。第二，刑部引用法律条文，往往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更有不问具体情况，觉得差不多就轻率断案定罪的，贪官污吏从中上下其手，种种舞弊，都源于此。都察院、大理寺同为司法部门，今后若有刑部引用条文不符，应予驳斥，如不改正，就予题参，如果伙同营私舞弊，草率从事，要严厉处分。
张廷玉办事精明，有一次一位下级办事官员手持一份公函进来请求审批。这位官员指着文件上的错字，说： “张大人，您看，这里有两个错字，他们把‘元氏’县写成‘先民’县了，应驳回原省改正。”张廷玉看了看错字，然后笑着说： “他们怎么会把自己的县名写错呢？如果是把‘先民’县写成了‘元氏’县，那还有可能，也许是他们粗心潦草，少写了一笔，现在是把‘元氏’县写成了‘先民’县，这分明是书吏略添笔画篡改而成。无非是勒索部费不足，就搞此鬼名堂，再行勒索罢了。你们这些小把戏，焉能欺骗老夫？”说罢将这位黠吏驱逐出去，并将错字改正过来。同僚们都佩服张廷玉才思敏捷和办事公正。
张廷玉为人沉默寡言，他恪守宋代黄庭坚“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之说，“终身诵之”，缄默做官。他与鄂尔泰同事十余年间，往往一天也不交谈一句话。鄂尔泰若有所失误，张廷玉必微语讥讽，使鄂尔泰无地自容。有一年夏天，鄂尔泰脱帽乘凉，因为屋里潮湿，鄂尔泰环顾四周，自语道： “这顶帽子放在哪里好？”张廷玉徐徐笑着说： “这顶帽子还是戴在自家头上为妙。”鄂尔泰为之数日不快。
以后——主要在乾隆朝，一些汉人大学士都学张廷玉的缄默，不建言，不批评，他们所学只是表面，其实是失职。当然，这与皇帝不容大臣讲话有关，后来有人说，是张廷玉开了不建言的先河，这样评价是不公平的。
张廷玉相信命运，曾说： 我在仕途久了，每次见到有人被罢斥，或升迁，众人必惊叹相告说，此中必有缘故！我总是笑着说，天下事安得有许多缘故？我身任宰辅，掌吏部，常见皇帝想用的人，或遭到弹劾，或得病，或死亡，结果没有见用；而皇帝不想用的人，或因有人推荐，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竟然获用了，所以人生荣辱进退，不在君主，不在他人，而是有定数的，因此，人要以道义和命运自安，不可一味去追求名禄。
张廷玉做事谨小慎微，从康熙朝至乾隆朝，一直如此。他才能出众，书写谕旨未曾出错，到80多岁时，有一次写字颠倒一语，投笔叹息： “我的精力衰竭了！”然而，做臣工的老不犯错误，不挨批评，就成问题了，英明的皇帝也容不得这种人。到了晚年，他被指责为揣摩上意，遭到乾隆帝的冷遇。军机大臣的“独见”也改为“同见”，因为没有人能像张廷玉那样多识强记，大家一起承旨，可以避免遗漏，万一出了错，也好大家分担责任。
军机处日益取代了内阁和议政处的作用，内阁的票拟权和议政处的议决权通统归于皇帝了，天下庶务皆归皇帝一人综理，再加上密折制度的实行，使皇帝能够直接了解和处理全国的事务，不怕被左右蒙蔽了。明太祖朱元璋取消了宰相，只让大学士们做顾问，虽然强化了皇权，但是办事效率不高。雍正帝建立军机处，由张廷玉规划制度，既加强了皇权又提高了办事效率。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过于独揽大权即是弊病。
兼任军机大臣者都是皇帝的亲信，如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鄂尔泰、马尔赛、平郡王福彭、贵州提督哈元生、内阁学士双喜、领侍卫大臣马兰泰、理藩院侍郎班第、銮仪使讷亲、都统莽鹄立等人。
虽然军机处显得比内阁重要，但实际上也是无权的。军机大臣除了每天都能见到皇帝之外，没有分外的特权。这既是为了保密也是雍正帝为了防止官员借权发财而采取的一种措施。经过七八年的整顿吏治，政治比较清明，军机处官员都比较廉洁，不违法，保守机密，工作勤奋。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们不得与不相干的人员往来，张廷玉在军机处任职多年，拒绝请托，不收重礼；讷亲勤慎敏捷，门庭严峻，杜绝私情。
军机处这个特殊的机构，开始只是临时设置用来处理军机事务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尤其是随同皇帝出巡时，军机大臣往往连写字的桌椅都没有。然而，正由于它是临时性的机构，所以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因为它起到了强化皇帝权力的作用，便被固定下来了，并且扩大到经办一切重大的政务。可是一经固定之后，弊端随之而来，在乾隆后期，吏治败坏，办公条件非常优越，泄密之事不断发生。军机处成了集权而腐败的机构，到了晚清，首席军机大臣已经颇有实权，炙手可热了，设军机处的初衷也就改变了。
雍正朝，军机处的所有成员均由皇帝简派，“择阁臣及六部卿贰熟谙政体者兼摄其事，并择部曹内阁侍读、中书舍人等为僚属”。军机处只是一个听命于皇帝的办事机构，其所有成员都只能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政，用乾隆帝的话说就是“一国之政、万民之命，不悬于宰相，而悬于君者明矣”。尽管雍正帝、乾隆帝精力过人，但面对日理万机的重负，他们也需要几个能干的宰辅，协助自己处理政务。《清史稿》云： “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清代的宰相只有名相，没有权相，特别是乾隆朝，首辅的职能仅仅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就连康熙年间像明珠、马齐那样有一定影响的内阁首辅也不可能出现了。
神道设教以整治贪官
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以来，京畿地区连降春雨，当时的人们很相信“天人感应”，遇到这种瑞相，当然要把它视为政通人和的象征。三月，雍正帝召见直隶总督李维钧，高兴地说： “这样的好雨，真是你做巡抚的体面。”
李维钧说： “皇上御极以来即得此透雨，外面百姓无不感戴皇恩呢，这样的好雨十几年没有过了，还是康熙五十二年得过一次透雨。”
雍正帝十分高兴，说： “五十二年也没有这样的透雨，还是四十七年有过一次透雨，但也没有今年这番点点入土。”
李维钧说： “小麦有望丰收了。”
古人有一句话叫做“得其所哉”，风调雨顺是自然界的“得其所哉”，古人认为这是人世间“得其所哉”的反映。这当然是迷信。其中的哲学思想却不是“迷信”二字可以否定的。人世间的“得其所哉”，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应该做明君，臣应该做忠臣，这是国家政治健康的基本保证，是封建社会是否繁荣昌盛的关键所在。父应该慈；子应该孝的问题，则是人类感情的健康的基本问题。君臣父子都要做好人，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政治清明的基础。
正如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把科学定义为“可以证伪”一样，中国古人把好人也定义为能“克己”、“修身”，说明他知道自己有错误。如果没有错误，当然就不必“克己”、“修身”了。波普尔说，科学并不在于它的可证实性——这与今日流行的观念大相径庭——他认为，科学之为科学，是因为它与一切非科学不同，要在发展中不断发现自己的错误，否定或证伪自己。就是说，科学恰恰在于它的可证伪性。（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这与中国古人的好人的标准如出一辙，好人恰恰就是在于承认自己有错误。
今日的伦理学要为做好人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和动力。这是个难题。中国古人是这样来解决此一难题的。简单来说，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内在的自觉，一是外在的制约。中国古人关于内在自觉的观念非常丰富，却被现代人不问青红皂白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古人所能想到的外在制约有两种，一是靠制度，二是靠迷信。神道设教就是常用的迷信方法。这虽然是迷信，却也有一些积极意义。努尔哈赤曾说： “继我为君者，勿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可见，古人认为，天是不主张个人独裁的。连至高无上的君主也要受到天神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