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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把儒家关于天人感应的学说，稍作修改，使之有利于皇帝。这种修改后的观念，与佛家的观念很相近。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众人造孽，天灾也频繁。如果皇帝要造孽，臣民不积极响应也是不可能的，臣民当然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雍正六年，湖南秀才曾静反清案发，当时湘中正连年灾歉，雍正帝说： “数年来，朕以天人感应之理晓谕训导内外臣工及万方黎庶者不啻三令五申矣，乃湖南地方连岁中屡遭荒歉，朕以彼地人事推之，如奸民谢禄正等逞凶肆恶，潜蓄邪谋，又如前年仍被水灾，即有匪类多人乘机劫取米粮，扰害良善，近闻又有抢夺当铺之事，甚至有大逆之曾静、张熙等灭绝天良，性同枭獍。地方有此等逆天悖理之人，乖戾之气上通于天，以致旱涝不时，民人困厄，虽朝廷之政教频施，百司之职业无忝（失职），安能替代凶恶顽民祈祷天恩而宽其谴责乎？”又说： “逆天者岂能逃于天谴乎？如汪景奇、查嗣庭其明证也。”这样，雍正帝把他搞的文字狱也说成是替天行道了。
雍正五年，畿辅地区雨泽不均，保定举人苏庭请将本年待征钱粮缓征，雍正帝特降旨斥责： “小民之心，无时厌足，当收成偶歉之际，蒙朕多方赈恤，近年缓征。乃小民相习视为固然，迨及岁已丰熟，全不念租赋乃正常之供输，乃分内之事，仍思迁延侥幸，遂其私心，转觉纳课完粮为意外之事；相对辗转，志气不舒，遂致上干天和，甘雨不能应时而降，此亦理之必然者也。”小民“果能遵朕谕旨，安分守法，循理奉公，则俯仰宽舒，心志畅适。古人云和气致祥，将见五风十雨，大有频书，断不忧水旱灾祲之为累矣”。他认为，老百姓老是希望朝廷免税，把正常的纳税当成分外之事，所以招致了自然灾害。
雍正帝还认为，民风奢侈也会上干天怒： “朕思米谷者，乃上天恩赐以养育万民者也，若人人存心敬爱天赐，随一时撙节，常留有余，崇俭去奢，谨身节用，则天心必垂默佑，雨赐应时，俾常享盈宁之福，若暴殄天物，轻弃五谷，不思稼穑之可宝，罔念农事之艰难，则必上干天怒，而水旱灾祲之事皆所不免，此从来天道人事断然不爽者。”
在以上三例中，雍正帝把天灾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奸民和小民了。不过，小民也是有很多毛病的，今日这种现象是愈演愈烈，空气和水的污染也可以解释为首先是人心的污染，势所必然。所以单单发展科技是治不了污染的。制度就更不灵了。
雍正八年二月，吏治渐趋澄清，雍正帝乃降旨将雍正三年以前发现的应追缴钱粮酌情免追，而后京城附近“时雨未降”，他认为： “乃自降旨宽免亏欠人员之后，干风时作，必系此等贪戾之辈非惟不知感恩戴德，转以为何不于元年即行豁免，至今始降谕旨，蓄此贪昧之心，肆行怨望之所致也。”雍正帝的想像力是丰富的，或者也有所依据。“朕从前政治若果有未妥之处，何以数年雨赐及时，百谷顺成？总之，此等拖欠钱粮贪戾之辈，俱系伊侵盗国帑，剥削生民，获罪于上天者，或朕今日宽免此项有不符于上天之意乎？伊等不思戴恩，转生怨望，朕若执法根究，又将何如？将此传与八旗晓谕无知之辈，令其悛改，倘仍不改悔，朕自另有办理。”此旨颁发不久，天降大雨，“四郊沾足”，雍正帝说： “天人感应之道，呼吸可通，观此显然昭著之象，可敬可畏，至于如此。凡无知之人，益当悚惕修省，以凛天鉴。”
雍正帝认为，官员不实心为政，吏治废弛，天必降灾。若要感召天和，必须君臣上下共同努力，否则难免不招致灾异，他说： “所谓修人事，以感召天和，必须君民上下各尽其道，各尽心殚力以促其成，以为昭事上天之本。若人君有朝乾夕惕之心而大臣官员不能承流宣化，或君臣有移风易俗之念而民情士习不能革薄从忠，则偏而不全，不克成会极归极之盛，而欲冀上天俯垂默佑，普赐繁禧也，岂不难乎？”迷信的目的是要求官员守法，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种辅助手段。从哲学角度讲，既然科学要不断地被证伪，科学与迷信就只有相对的意义。我们也就不必嘲笑古人的无知，不迷信而多作孽，何如迷信而少做孽？
任用官吏不得其人，官员玩忽职守也会感召天谴，官员“怠忽优游，不能锄奸禁暴，置民间疾苦于度外，上负苍穹，下负百姓”，以致小民不获安生，民气不舒。怨气上蓄，则灾异即发。雍正帝说： “天人交感、其应如响。封疆大吏其或经理纰缪，则此等灾变之事至矣。”如湖南巡抚布兰泰“器量甚小”，“识见偏浅”，“一切料理不能合中庸之道”，“地方遇布兰泰这等巡抚，昏天黑地，而望雨赐时若，不能也”。又如福建总督高其倬“一味护庇属员”，“于地方事不能彻底澄清”，雍正六年，高其倬奏报福建雨水缺少，各处望雨甚切。雍正帝批道： “闽省再不能丰收，何也？吏治在此。或朱纲到任再看，天地恶伪，惟诚心为公方能感召，但观豫省的情形昭然可观矣。”高其倬见谕惶恐不安，连连表示“臣不诚不公，贻误封疆”，请予治罪。雍正批道： “果肯如此至诚悔过忏求，看明年上天之赐佑也。”官员有没有错误，不用证据，因为他们有的是办法骗皇上。所以现在皇上只看“天气预报”，这就把贪官污吏看透了。
雍正十一年二月，雍正帝斥责刑部尚书海寿、侍郎王国栋说： “从来天时之旱涝，由于政治之缺失，人事著于下，天道应于上，感召之机，捷于影响，朕深明此理丝毫不爽，而刑狱为民生休戚所关，更为紧要，一有枉抑，天气即为之不舒。上年京师无雪，今春雨泽又少，朕心惶惧，深恐用人行政之间，错误失当，朝夕修省，莫释于怀。朕观各部院中，惟刑部声名不好。司员作弊，胥吏逞奸，道路之间，人言啧啧。海寿身为尚书，乃一部之表率。伊先挟怀私心，何能使所属之人奉公守法乎？王国栋受朕深恩，膺封疆之重寄，乃伊在湖南、浙江等任，非水即旱，或遇虫灾，历历可数。及回刑部办事，而天时又有亢旱之象，何其前后一辙如此？伊心尚不知儆畏，视为泛常，是汉军污下习气全然未改也。刑部职任何等重大，而海寿、王国栋之居心行事若此，一任司官胥吏作奸犯科，舞文弄法，岂有不上干天和之理？”尔等若不“痛改前非，力图后效”，必将身试法网。并以此为例，要求诸大臣“慎重周详，小心敬慎，以凛天戒”。雍正帝对刑部官员的丑恶行径认识很清楚，把它与“天气预报”相联系虽然可笑，但也不必从科学的角度来否定这种观念。此事无关于科学与迷信。
在以上几例中，雍正帝又把灾异的出现归咎于地方官员。雍正帝对天灾的解释，显然是把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的实质： 天示警以止君之乱，修改为天示警以止臣之乱或止民之乱了。雍正帝也喜欢地方官员报告祥瑞，此处就不举例了，反正是有祥瑞就说明皇帝英明；有灾变就说明臣民不法。如此“天人合一”，与儒学的本意相距颇远，与佛学也不符合。《易·观彖》曰：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差）；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唐代孔颖达疏： “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而从四时之节气显现。”王夫之说： “《观》之彖曰‘神道设教’非假鬼神以诬民也，不言而诚尽于己，与天之四时者顺理而自然感动，天下服矣。”要想风调雨顺，四季分明，五谷丰登，就要人心向善，这不是科学问题。环境污染和天气反常，难道不是人心污染的反映吗？不是科学可以解决的问题。
古人以为，虽然天意没有办法解说，然而灾变和祥瑞就是天意的物化体现。雍正帝视其为反映官僚实心任事与否的标志也有积极意义。但是雍正帝进一步将上天之喜怒与人君之赏罚相提并论，说： “上天之赐福降灾，即如人君之赏罚，若休征而承之者骄矜纵肆，则将转福为灾；咎征而承之者戒慎恐惧，则将化灾为福。即如君臣上下，用赏用罚，无非曲成之，使改过迁善也。”天由监督君主的主宰，变成了君主的化身，成为君主监督臣工的工具。如此神道设教，这就是“假鬼神以诬民也”，不是儒家早期神道设教的本意了。
雍正帝说： “天人交感之事，实在呼吸相同，只以敬慎人事，勉力召感和气，以迎合上苍之垂佑。实力勉之敬之，朕亦如是。”又自称： “朕生平‘不负人’三字信得极的。”如此则不负天，就得到“上苍之垂佑”，国泰民安。“朕之福，全在汝等封疆大臣秉公诚以感应天和，若汝等人人洁己而不能奉公，惟筹一身之害而不为万民之利，朕之福从何而来？”在他看来，大臣秉公办事，就符合天意，皇帝也就有福了。以上这些是雍正帝运用“天人感应”的观念治国的表现。
雍正帝对于官吏要求之严刻，使用的方法之古怪，在中国历史上实在不多见。他以自然界之天，抽换了民意之天，儒家以天意制约君主的间接民主思想也荡然无存了。可见是皇帝把中国的传统政治观念搞成了一堆乱麻，剪不断，理还乱。对于传统政治观念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全盘否定，固然痛快于一时，但是解决不了问题。把“神道设教”问题看成是迷信与科学（确切地说是科技）问题，就没有读懂历史。古人利用迷信整治贪官，未必不若今人利用科学营私舞弊。科技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