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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居藩邸时，乾隆帝就写过一篇《宽则得众论》，文章的大旨是论述施政尚宽，为政宽大才能得人。乾隆帝此文并非泛论，而是有感于雍正帝的苛察而发论的。强调当政者要“宽以待物”、“宥人细故”，如此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过于苛察“虽勤于为治”，也无异于“始皇之衡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不利于长治久安。
乾隆帝还有一篇《汉元帝论》却是反对宽柔的。文章说： “自古亡国之君，或失于刚暴，或失于柔懦，刚暴者其亡速，柔懦者其亡缓。亡速者，一知其将危而济之以宽和，犹可挽救于末路，亡缓者，相互牵连受苦，日甚一日，虽有贤者，亦无以善其后者。故刚暴之亡国也，或聚敛诛戮之已甚，众叛亲离，而祖宗之德泽未泯，身虽亡而国祚有不绝者焉。柔懦者，或权臣，或国戚，或宦寺，或女祸，大权一失，威福下移，身虽苟安于一时而至子孙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国，又甚于刚暴也……（元帝）虽质本仁柔，性好儒学，贡薛韦匡迭为丞相，然所谓仁柔乃姑息之爱，妇人太监之仁也。所谓好儒，乃徒事文墨娴典故之儒，非笃学守道，直节不阿，忧国忘身之儒也。汉业之衰，不自元帝始哉？”
他认为，汉朝的衰亡是由于汉元帝的柔弱，他主张为政宁失之于刚暴，不失之于柔懦。乾隆帝所推崇的宽仁，异于康熙帝之宽仁。其用人行政之严刻，往往较雍正帝更甚。
乾隆帝对雍正帝施政方针的修正，引起了河东总督王士俊的不满。王士俊是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元年出任河南许州知州。当时河南巡抚田文镜有意压制进士出身的官员，引发了田文镜与直隶总督李绂互参案。王士俊也卷入其中。他反对田文镜在盐碱地上征税，王士俊因此被田文镜忌恨。河南布政使杨文乾却非常赏识王士俊，后来杨文乾升任广东巡抚后，奏请把王士俊带至广东。在杨文乾的保举下，王士俊升任广东布政使，三年后又升任湖北巡抚。雍正十年王士俊继田文镜之后担任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虽然王士俊受到田文镜的排挤，但他本人也是尚严政策的拥护者。他也因此受到雍正帝的赏识，才能够从州县升至督抚。现在乾隆帝实行的“宽严相济”政策，是王士俊所不赞成的。乾隆帝撤销了河东总督设置，任命王士俊为四川巡抚。
乾隆帝即位后首先开放言路，下诏令文武百官轮班条奏，“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之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广开言路，俾大小臣工皆得密封折奏”。当时乾隆帝初登大位，“外事总未经历”，欲借此集思广益，并以了解臣僚的思想动向。这对于压抑很久的官员们来说，是一个好兆头，一时人言鼎沸，议论纷纷。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王士俊鲁莽地在密折中批评乾隆帝施政“惟在翻驳前案”，以致有人认为，“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就是善政。这也代表了当时许多官员的心态。
乾隆帝就此问题说： 不要“误以为朕意在宽，遂相率于纵驰一路……此朕心所大惧者”。“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这就是中庸之道。他并对朝野盛行的翻案之说斥责道： “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无如法久自必弊生，奉行每多过当，不得不畸重畸轻之势，而为之维护调剂，以归于正直荡平之道，此至当不易之理。乃王士俊昔为翻驳前案，是诚何言，是诚何心！”由此可见，对帝王一类权势者的虚心讷谏的表态决不可以当真。王士俊却有些天真了。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许多类似的现象中发现一个道理： 臣工对君主不提出异议是受到压制所致，一旦压制放松，异议就表现出来了。人有要求表达意见的需要，是天然的，有没有这种权利或自由，都不能抹煞这种天然需要。不必以为在封建社会，人们就不懂得自由表达意见的可贵。
乾隆帝师傅、大学士朱轼上疏要求改变雍正朝的陈规，尤其是对大小官员断案动则从重的现象给予谴责。他主张朝廷应慎重用刑。在雍正时期，司刑之官以严刻为能事，一案到手，不仔细调查，不问青红皂白，一味从严。因为不这样做，上司就会驳斥，严刻断案成为官员们避免刑部挑剔的法宝。有人就旁生枝节，有意株连，以此显示自己断案的才能。乾隆帝对朱轼的意见非常赞同。他说： “量刑定罪起于州县，成于督抚两司，初不慎重，哪能保证不出冤狱。因此亲民之官一定要设法得到案件的隐情，然后依法量刑定罪。”
这个问题张廷玉早就向雍正帝上书强调过。因为是雍正帝本人喜欢严刻，官吏们才严刻。雍正帝对科举朋党的打击，没有触及到张廷玉，张提出“慎刑”问题也没有触怒雍正帝，是因为张廷玉有功，他的批评就被容忍了。但严刻之风在雍正朝是刹不住的。
户部尚书史贻直对雍正帝压制科甲，变更陈例，科道吏部不专用正途，官员升迁不循资格的做法提出异议。雍正帝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要把相权彻底摧毁。压制科甲与官员升迁不走正途的目的，是防止重臣大僚利用分配权力的机会营私舞弊，收受贿赂。
此时，雍正帝的宠臣“模范督抚”田文镜成为众矢之的，朱轼指责他在河南虚报垦田，逼迫小民输粮，百姓不免苦累。史贻直则对田文镜在河南的两大政策： 垦田和捐输予以根本的否定。任何一位官员都可能在一点时间内做一些好事，但是这不等于他一辈子都会做好事。所以儒家的观念强调人要终生不懈地修身养性。孔子说他的好学生颜回最大的优点是“三月不违仁”。仅仅三个月都不容易做到，要三年、三十年不违仁做得到吗？田文镜不是贪官，而是能吏，尚且不能够坚持做好事，贪官就更糟糕了。
山东道监察御史曹一士又对雍正帝的文字狱提出批评。他说： “举首文字悖逆之案，多挟嫌陷罪，有司见事生风，株连波累，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条例上陈候旨，嗣后有妄举悖逆者，即反坐以告之罪。”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而且是胆大妄为了。皇帝怎么能放弃文字狱这一基本国策呢？后来乾隆帝搞文字狱也是好大喜功，把修书的文化事业搞成焚书的文字劫难，两者合二为一，盛况空前。
谢济世这位严猛政治的受害者，被发配充军九年，乾隆帝即位，被召还，补授江南道御史。谢济世又不甘寂寞，在“广开言路”一疏中，对皇权扩张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称雍正帝的治术为霸道而非王道，他认为有两点不合理：
第一，密奏不可有。“古之帝王厌恶至察。语云：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自后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公开姓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无论捉影捕风，将无作有，就令其情真事实，而臣子阴私小过，不是君父所乐闻的，恐怕唐虞好问好察不是这个意思，请自今以后，除军机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即或论列朝廷，指斥皇上，如唐魏征之于太宗，后人美魏征之能谏，未尝不美太宗之能容。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人皆仰之，哪里用保密？”
第二，依靠科道广开言路。雍正帝以密折广耳目，对科道素不重视。谢济世对此批评道： “言路不开，舍科道而问之督抚提镇及藩臬，犹御膳不调，舍掌管膳食之人不问，而问掌管衣物、珍宝或其他执事。”他认为通过科道广开言路的具体做法是： 严肃不言之罚，“将不言者放归田里或改授闲曹，则人知所惩矣”；恕妄言之罪，对言官之言，“言而当，褒美之，言而不当，亦优容之，虽其中有结党挟仇形迹，可疑者仍居官位，不宜加以戮辱”。他又提出，应解除文字忌讳。文字忌讳始于明朝，不但无益，而且使言路闭塞“谀妄成风”，“臣请自今表奏及乡会试出题，皆不拘忌讳，使天下后世谓我乾隆为宽大之朝，岂不盛哉？”谢济世又说： “若皇上必欲为尧舜之君，复斯世于唐虞之盛，莫若于《大学》、《中庸》求之，《大学》言格物、诚意、正心、修身；《中庸》言慎独，致中，和达德，行达道，圣功王道莫要于此，莫备于此。舍此而别求平天下之道，形未端而欲影正，源未洁而欲流清，以博览广听为求言，以察言观色为知人，以亲庶务折庶狱为勤政，臣恐其为汉唐杂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之治也。”（《国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三谢济世）乾隆帝斥责谢济世“语言淡忘支离，本应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妄行渎奏者戒”。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乾隆帝没有严惩谢济世。
诚如谢济世所言，雍正帝完全是法家的“杂霸之治”，但是也有效果。达到汉唐的程度已经很难，尧舜之治的境界只是一种理想。古人在发表政论的时候总是会这样表达，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其实，古人与今人的理想境界都是老百姓安居乐业，只是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并非本质的不同。提倡“二帝三王之治”，潜台词就是对君主独裁政治的否定。其中的奥秘今人是不懂的，但是乾隆帝是懂的。在皇帝看来，这自然就是“太阿倒持”了。以谢济世为代表的具有儒家思想大臣对君权一揽的批评，使乾隆帝提高了警惕，他在实行宽仁和平政策的同时，不忘“宽而有制”。“宽严相济”是皇权对相权的让步。“宽而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