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不仅使那些庸碌懒惰、淫乐无度的明朝皇帝黯然失色，也使那些专为科举考试而读圣贤书的汉族士人相形见绌。他五更就起床读书，常常读到深夜，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也不休息。汉儒文化对这位年轻的皇帝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多年的苦读精修，为康熙帝以后的治国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使刻苦学习成为传统。以后，雍正帝、乾隆帝等清代皇帝都是从小就刻苦学习，这是其他朝代的皇帝无法相比的。
清代宫廷内，有两个书房。一为上书房，是皇子受师读书处；一为南书房，是皇帝研究学问处。故宫的乾清宫之西为懋勤殿，是康熙帝读书处。南面的乾清门右阶下是“内廷词臣值庐”，因其位置居懋勤殿之南，故称南书房，是康熙帝与入值翰林院探讨学问的地方。这些人基本上为汉人，最重要的作用是顾问。
从康熙帝开始，满汉矛盾确实已降到次要地位了。满汉君臣关系中的文化矛盾，至少在表面上被掩盖了，从本质上也被稀释了。如果实行满洲家法，八王共治，汉人也是没有决策权的。两种权力分配方式都对大多数中国人不利。满汉两种“家法”孰优孰劣呢？正如不可以把生长于沙漠中的胡杨柳与生长于江南水乡的垂杨柳相比较而定优劣一样。我们只能说，适应具体的客观环境的某一种柳是好的，不适应就不好——不论是旱死或涝死。古代的君臣关系是当时客观条件的产物，关系和谐，老百姓就过好日子；否则老百姓就遭殃。历史选择了汉人的“家法”，至少可以避免发生内战。满洲家法的形式不适应大一统的中国，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却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一致。这真是一个悖论。正如鳌拜与周公从形式上说都是好的，但是个人修养不同，结果就不同。中国古人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关系其原因在此。借用鲁迅的话，“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例”： 在西方历史上，德国人民把希特勒选上台，造成人类大劫难，就充分证明了制度好坏不是根本，人的好坏才是根本。修身与治国的因果关系是不可以颠倒的。君主制的形式可以改变，做好人的观念永远不可以变。至少，在无法直接改变某一种制度的历史条件下，求其次，提高君臣的道德，总是于老百姓有好处的。中国老百姓要好皇帝和清官，并非是愚昧，因为历史条件的改变非数十年或百年之功不可以成就。
历史不能不走“弯路”。清朝初年，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为代表的激进儒学，在清廷文字狱的高压之下，无法取得主流的地位。因此，只有承认既成政治现实，与朝廷合作的士大夫及其尊崇的理学，才能成为儒学主流，这一派儒学所起的作用，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它的功绩在于改造了清政权的落后野蛮性质，缓解了满汉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安定了战后的社会秩序。可以说南书房的帝师们为清初盛世做出的贡献是极大的，其功不可没。
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刚正不阿，以道事君，是康熙帝最为信赖的一位帝师。康熙帝说： “朕初立讲官，熊赐履早夜惟勤，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讲论，务得至理而后已。”通过与熊赐履的反复论讲，康熙帝的涵养功夫不断深化，确是大有益于治国。及至晚年，康熙帝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曾说： “朕自幼读书，略观经史，知道持身务以诚敬为本，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虽德不厚，性不敏，而此心此念兢兢持守五十年，未曾间断。”
康熙帝从熊赐履的讲论中得到的最大的教益就是“中庸之道”，对其用人行政都有极大影响。对于“中庸之道”，今人多有误解，以为不过是中立，或调和，不知“中庸之道”乃是智谋的极至，表现为公正无偏，大智若愚。康熙帝在用人上的中庸之道，体现为强调廉与能的结合，虽然他很强调清廉，但是只“廉”而不“能”者也不用。他说： “督抚为地方大吏，操守为要，才干为用。大法而小廉，百姓则俱蒙福矣。为官不可过于贪婪，亦不可过于廉刻。过于廉刻则不能和平宽宏以率下，操守虽清却不利于办事。只有既廉洁又能行有益于地方民生之事者，才堪委任。”这就是中庸之道。
熊赐履治程朱理学，主张默识笃行，穆然清静，治国以宽缓平和为善，严猛繁苛为不善。康熙帝深受其影响，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几乎贯穿于一切政务之中。康熙帝非常理解与民休息的政策并非权宜之计，而是长治久安之策，并始终遵守着这一治国方略。
君臣常常结合时政探讨理学问题。有一次，熊赐履进讲之后，康熙帝问他： “近来朝政如何？”熊赐履答道： “奢侈荒怠至今日极矣！官贪吏酷，财尽民穷，种种弊蠹，皆由于此。皇上励精图治，明令严禁奢靡，崇尚节俭，人人皆以为当今第一要务。而有司视若虚文，奉行不力，但恐积习沉痼，猝难改移。惟在皇上躬行倡导，加意剔除恶习，太平无疆之业，全在于此。”康熙帝又问： “从来治国在安民，安民则弭盗。如今外面盗贼稍息否？”熊赐履答道： “圣谕及此，是天下生灵之福。臣阅邸报，见盗案烦多，朝廷设兵以防盗，而兵即为盗；设官以弭盗，而官即讳盗。官之讳盗，由于处分之太严；兵之为盗，由于月饷之多克扣。今日弭盗之法，在足民，亦在足兵，在察吏，亦在察将。少宽缉盗之罚，重悬捕盗之赏，就可以了。”康熙帝深表赞同： “诚然。”一般来说，忠臣对英明的皇帝总是报忧不报喜，如果大臣报喜不报忧，英主就会认为他是佞臣；反之，大臣对于昏暴的皇帝则报喜不报忧。问题不出在大臣身上，主要是看皇帝的喜好而定报喜或报忧。康熙帝、雍正帝比较喜欢大臣们报忧，乾隆帝比较喜欢大臣们报喜。
康熙帝对熊赐履十分依赖，频繁召对，言听计从，深为信任。所讨论的内容也极为广泛，凡诸子百家，国计民生，用人行政，无所不论。康熙十四年，熊赐履升内阁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
一次，君臣讨论不扰民的问题。熊赐履说： “为治固患废弛，然而求治甚急，将更纷乱丛生，必然困扰百姓，弊端丛生，所谓欲速不达。求治太急，还是人欲用事，必须无欲然后可以言王道。”官员以多事为政绩，以喧嚣为繁荣。急于用事者，不仅仅是欲速则不达，而且是欲留名则不达。康熙帝极赞成他的观点，以为清静无为之道确是治国的上策，“致治实在是不宜太快，只须日积月累做将去，久之自有成效”。一想到从朝廷到地方，那些日思升迁、亟亟乎建立丰功伟业的官吏们，他就摇头叹气： “从来与民休息，其道在于不扰民，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
康熙帝特做一篇《宽严论》阐述他的治国理念，他认为： 天下大治之本在于宽仁，这是上天爱民的体现。康熙帝要求自己“不多生事，但穆然清静，处之以和平”。宽仁、不事苛求，施教安民；和平，不事喧嚣，清静无为，行事太平，才有盛世。康熙帝读史书，见汉朝发生灾变即诛宰相，感叹道： “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倘有失误，君臣共之，竟然归罪于宰相，或有的君主，凡事都托付宰相，此君主之过，不得独归咎于宰相也。”
康熙帝常常要求督抚大员用人行政之时“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务以安静为善”。有一次，康熙帝对新任职的进士们谆谆教诲道： “士子读书稽古，原本期望穷理致用，平日砥砺廉洁，敦修品行，皆为异日服官莅政之本。等到一登仕途，志在功名，未免专意求进，干营奔竞，丧其素怀者往往有之。你们多从田间来，才通仕籍，务要率其平素行履，不改初心。凡受内外职任，当益加勉励而行，情操自矢，恬静寡营，循分尽职，洁己爱民，以副朕造就人才之至意。”
使汉人传统的意识形态仍然在大清帝国起着推动历史的巨大作用，熊赐履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一个大国若要国泰民安，传统文化的延续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汉儒文化虽然有许多荒谬之处，但是在明末那种世俗文化泛滥，而招致国家灭亡的悲剧之后，汉儒文化在异种称王的清朝又重新发挥了拯救世道人心和扭转社会风气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很值得深思的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康熙帝以宽仁著称，除了天资的成分，受益于帝师熊赐履的指导不少。就这一点来说，熊赐履对康乾盛世的贡献比其他汉臣都要大。这是人臣治国的大手笔，不是一般的智谋权略可以相提并论的。论智谋，熊赐履却不高明，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得很拙劣，大大有损于他的清誉。
康熙十五年，熊赐履犯了一个错误，因票拟出错，欲委过于人，改写草签，撕去嚼毁，失大臣体，被革职，迁居江宁（南京）。熊赐履虽然官拜大学士，但是家中竟然毫无积蓄，在江宁清凉台寓居时，清寒度日，与童仆一同锄地种菜。他自号“清凉老圃”，有时遇到青黄不接，往往“数米粒而炊，杂以野菜”。康熙帝南巡，接见他，赐御书匾。二十七年，起用为礼部尚书，仍值内廷，后调吏部。三十四年，其弟熊赐瓒因事下狱，御史趁机弹劾熊赐履，说他窃道学虚名，负恩溺职，请予严惩。都察院议欲降三级调用。康熙帝置之不问，并赦免熊赐瓒。三十八年，授赐熊赐履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以及《圣训》、《实录》、《方略》、《明史》等书的总裁官。
康熙帝对熊赐履教授辅弼之功，一直感念不忘，常说： “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熊赐履退休之后，仍然食俸，留住京师以备顾问。熊赐履去世之后，康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