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真正价值。她经常悄悄地带给他一些糖果和颜色铅笔之类的小礼物，甚至有一次给了他三元钱。 “她过分地给我以照顾，使我感到十分不快。”但是，虽然她拿出三元钱使他“受辱”，他还是作为一种借款接受了它，此后虽多年过去了，他却没有归还。他对他自己说，但这与他对受之于山岚的“恩”的感受完全不同，没有归还是因为“我把她视为自己的一部分”。这句话是理解日本人对“恩”的反映的线索。只要“恩人”实际上就是自己，只要“恩人”是一个在“我的”等级组织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人，或者他正在做着我能够想像我自己也会做的事情，就像在刮风天别人归还我吹跑的帽子那样的事。或者他是一个钦佩我的人，那么，不管抱着多么错综复杂的感情，日本人还是能够承受恩惠的。一旦这些条件不再存在，“恩” 就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无论这种人情债是多么微不足道，对之感到不快是一种美德。
每一个日本人都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如果施“恩”太重，就会遇到麻烦。最近一份杂志的“境遇咨询”栏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相当于美国杂志“致失恋者的忠告”的栏目，它已成为《东京精神分析杂志》的一种特色。提供的忠告完全不是弗洛伊德式的，而是日本式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子在请求得到忠告时写道：
“我是三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的父亲。妻子在16年前故世了。因为孩子们怪可怜的，所以我没有再婚。而孩子们认为这是我的美德。现在孩子们都已结婚。8年前，儿子结婚时我搬到了离他们二、三条街的地方去住。有点难以说出来的是，3年前我同一个暗娼（卖身于小旅馆的娼有了关系。我听了这女人的身世以后，可怜起她来。于是我用一点钱把她赎出带回家里，教她礼仪，并当作女仆留在家里。她责任感很强，而且是个令人称赞的节俭的人。但是，我的儿子们和媳妇们，以及我的女儿和女婿却因此而瞧不起我，把我视同陌生的路人。我并不责备孩子们，因为这是我的过失。
姑娘的父母好像不了解情况，他们写信给我，说她正值婚嫁年龄，想让我送她回家。我去见了她的父母，说出了事情真相。他们非常贫困，但不是把女儿当作摇钱树的人。他们对我说，权当女儿已经死了，让她像现在这样生活下去也可以。她自己愿意留在我身边直到我死去。但是我们二人的年龄之别犹如父女，因此我有时考虑送她回家去。我的孩子们认为她指望的是我的财产。
我有老毛病，我想大概只有一两年时间好活了。怎么办才好呢？如果得到指教，则不胜感激。最后还要补充说一句，她以前只有一度是个“暗娼”，那完全是环境所迫。她的品性是善良的，而她的父母决非贪财之辈。”
日本医生认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例，说明这位老人把太重的“恩”给了他的孩子们。医生写道：
“您所描述的几乎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
在陈述我的意见之前，我首先想说的是，从信的字面来看，大概您想要从我这里得到的是您所希望的答复，在这一点上，我对您多少有点反感。悠长时间地忍受独身生活，我无疑是要对此表示敬意的，但是您使孩子们因此而蒙‘恩’，并利用这一点使您现在的行动显得很正当。对此我极为讨厌。我并非说您是狡猾的人，但您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如果您不能没有女人的话．还是明白地向孩子们说明您无论如何需要与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并且不要让孩子们蒙受这种‘恩’（因您继续独身生活），这样做或许更好一些。因为您过分强调了这种‘恩’，所以孩子们反目相待是十分自然的。人到底不能没有性欲，您也不能克制欲情。但人试图克服欲念。您的孩子们期待您这样做，因为孩子们期待您做一个他们所想像的理想的你。但他们的期待被辜负了。我非常了解孩子们的心情，尽管他们这样想是自私的。他们都结了婚，得到了性的满足，但却自私地拒绝让父亲得到同样的满足。您是这样想的，而孩子们一方想的则与此不同（如上所述）。这两种想法是无论如何也一致不了的。
您说，那个姑娘和她的父母都是善良的人。这只是因为您这样想，所以才这样认为。正如您所知，人的善恶有赖于环境、场合。因为他们现在并不追求一种利益，所以不能断言他们是‘善良的人’。我认为姑娘的父母默许她充当一个濒于死亡的男人的妾室是愚蠢的。倘若他们打算考虑让自己的女儿被纳为妾，那么他们必定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多少捞点好处或利益。认为并无此事那只是您的幻想。
孩子们一方担心这姑娘的父母大概在窥视某些财产，这是不无道理的。我也认为事情真是这样的。也许这姑娘年青，没有这种想法，但她父母大概有此企图。
您可走的路有下面两条：
（1）作为‘一个完人’（一个如此完美的人，以至于没有什么事情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与那姑娘一刀两断，了结旧账。但是这恐怕是您不能做到的；您的人的感情不允许这么做。
（2）‘重新做一个凡人’（请抛弃虚荣和矫饰），并且请打破孩子们将您视为理想之人的幻想。
关于财产，请从速立一份遗嘱，定下这个姑娘应分得的和孩子们应分得的数额。
最后您不能忘记，就像从您的笔迹上能够看出来的那样，您已上了年纪，正在变得如同老孩子一样。您的想法与其说是理性的，毋宁说是感情的。尽管您说是想把这位姑娘从深渊中救出但实际上您是想要她作为母亲的替身。孩子没有母亲是不能活下去的。因此我奉劝您走第二条道路。”
这封信说明了有关“恩”的几件事。一个人一旦选择使别人——即使是自己的孩子——蒙受
来，
一种过重的“恩”，那么只有自冒风险才能改变他的行动。他应该知道他将为此而受苦。此外，不管其孩子们所受的“恩”使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他不能将此作为供自己以后利用的资本，利用恩“使您现在的行动显得正当”是错误的。他的孩子们“自然”会感到愤恨，因为他们的父亲有始无终，他们“被辜负了”。正因为在孩子们需要父亲的照顾时，父亲把他自己的一切完全奉献给了孩子们，所以现在长大成人的孩子们会对父亲特别关心，如果一位父亲是这么认为的那就糊涂透了。相反，他们只意识到所蒙受的“恩”， “孩子们反目相待是自然的”。
美国人并不如此判断这种事态。我们认为，为失去母亲的孩子们奉献出一切的父亲在其晚年有资格享受孩子们的温暖体贴。我们并不认为孩子们“反目是自然的”。但是，为了按照日本人的看法来评判这种事态，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金钱交易，因为在那个领域里我们美国人抱有类似的态度。如果一位父亲在完成正式借款手续后将钱借给他的孩子们，然后要求孩子们必须忠实地履行契约，它包括还清利息，那么我们完全可能对这位父亲说，“孩子们反对你是自然的”。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接受一支纸烟的人要说“惭愧”，而不是直截了当地说一声“谢谢你”。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们日本人讲到一个人使另一个人蒙“恩”时所抱的那种愤慨。我们至少能够找到线索来理解哥儿对一杯冰水的欠债的极端夸大。但是，美国人不习惯把这些金钱借贷方面的准则应用于冷饮店里一次偶尔的请客，或应用于一位父亲对其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们的多年忘我照料，或应用于“哈奇”那样的狗对主人的一片忠诚，但是日本人却习惯于那样做。爱、仁慈和慷慨，我们对其的珍重正是因为它们的给予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然而在日本它们却必定带有附加条件。每一个这样的行动一旦被接受，就会使接受者成为欠恩情债的债务人。正如日本人的俗话所说：“受‘恩’还需（达到不可能的程度的）天生的宽大度量”。
报恩于万一
Section 1
“恩”是一种债，必须予以偿还，但在日本一切报“恩”行为都属于另一个范畴。日本人认为我们的道德观是奇怪的，因为在我们的伦理学和诸如obligation（义务、恩惠）和duty（义务、任务）这类中性词中混淆了这两种范畴，这就如同假如有哪个部落的语言在金钱交易上不区分“借方”与“贷方”，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部落的财务往来是奇怪的。在他们日本人看来，被称为“恩”的那种头等重要和永远存在的恩情债与全力积极地偿还这种债的行为完全是两码事，后者是用一系列其他概念来表述的。一个人所欠的恩情债（“恩”）并不是德行，他的报答才是德行。德行始于他积极地献身于报恩行为之时。
如果我们时时不忘同财务清算相比较，想到这种德也像美国人的财产交易一样，在其背后有 着防止不履行义务的行为的强制力，这就会有助于美国人理解日本人的这种德。在经济交往中，我们美国人认为一个人有义务履行契约，如果一个人拿了并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我们是不会用客观情况去开脱其罪行的。我们不允许由一时的冲动来决定是否要偿还借自银行的钱。债务人不仅要负责偿还所借的本金，还要负责偿还利息。在我们看来，爱国主义和对我们家族的爱是与此截然不同的。对我们来说，爱是一种心灵的事情，自由给予的爱是最高尚的爱。如果爱国主义意味着把我们国家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那么这一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被认为是堂暭率降模抟墒怯胍追复砦蟮娜死啾拘圆幌嘈鞯模鞘窃诿拦獾降泄渥傲α抗セ鞯氖焙颉Ｈ毡救说幕炯偕枨疤崾敲扛瞿信炊几河卸髑檎颐侨狈φ庵止勰睿颐侨衔桓鋈擞Φ绷鹾桶镏淦犊嗟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