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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这种测验的学生显得最容易被可能失败的耻辱所影响，正如教师或实业家遵循对其职业名誉的“义理”一样，他们也受对其学生名誉的“义理”的驱使。在竞赛中输了的学生队，也会不顾一切地陷于失败的耻辱中不可自拔，划船选手会不下船就扑倒在桨边哭泣和悲叹；在棒球比赛中输掉的队会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若在美国，我们恐怕会说他们是输不起的人。我们按照仪礼期望输者说更强的队赢了。失败者与胜利者握手才是高尚的表现。不管我们多么讨厌输掉，但我们仍卑视那些因输掉而悲痛欲绝的人。
日本人从来就工于心计，擅长避免发生激烈的直接竞争。在日本的小学里竞争的机会被限制到美国人无法想像的最小限度。日本教师得到的指示是要教会学生改善自己的成绩，而不应给他与其他儿童相比的机会。在日本的小学里，没有让学生留级再重读一次的事，一起进校的全部儿童就一起读完小学教育的全部课程。成绩报告单所反映的小学儿童的名次是根据操行评定，而不是根据成绩评定的。当真正的竞争无法避免时，例如在中学的入学考试中，孩子的紧张状况当然是非常厉害的，任何一位教师都能讲出他所认识的少年在得知不及格的消息后自杀的故事。
尽管减少这种直接竞争的努力贯穿于日本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一种以“恩”为基础的伦理中竞争的立足之处是有限的，而美国人必须履行的责任是要在与同伴的竞争中取得优异成绩。对各个阶级有详细规则的整个日本等级制度把直接竞争限制到最低限度。家族制度也把竞争限于最小范围之内，这是因为从制度上说父子是不像在美国那样在相竞争的：他们可能相互指责，但不可能竞争。日本人以大惑不解的态度评论美国家庭，因为在美国父子居然既为了使用自家汽车而
竞争，也为了引起母亲一妻子对自己的关注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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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在故中间人制度是日本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接触的比较典型的方法之一。在人们如若失败就会感到耻辱的任何场会都需要中间人，因此中间人在说媒、求职、离职和无数日常性事务的交涉中为人效劳。这种中间人向当事者双方转达对方的意愿。在像婚姻这样重要的交涉中双方都聘请自己的中间人，中间人之间先进行详细的磋商，尔后再向自己的当事人汇报。通过这种间接交涉，当事人不必介意某些实求和指责，而如若在直接交往中他们为了履行对名誉的“义理”，是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中间人也因以这种正式的身份进行活动而赢得声望，并因其成功的斡旋而博得社会的尊敬。因为中间人是把自己的名利押在顺利的谈判之上的，所以平和地达成协定的机会颇多。在为当事人就求职问题探询雇主意向时，或向雇主转达雇员的辞职意向时，中间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行事。
日本人规定了各种礼法，以避免发生使人受辱的事态，这些事态会使人怀疑一个人是否对自己的名誉尽了“义理”。这些因此而被限于最低限度的事态，远远不限于直接竞争的范围。根据日本人的想法，主人应服装整齐，并以一定的仪式去欢迎客人。因此任何人在访问一个农民家庭时，若发现农民穿着劳动衣服，就应稍等片刻。农民在穿上合适的衣服和安排好合适的礼仪之前装作不知道有人来访的样子。即使主人不得不在客人等候的房间里更换衣服，情形也没有什么不同，简直好像要到他穿戴好之后，他才算在场似的。在乡村，男青年可能会在晚上姑娘全家都已就寝，姑娘本人也已上床之后去拜访她。姑娘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小伙子所献的殷勤，但男青年是用毛巾围着脸的，因此即使遭到拒绝，翌日也不必感到害羞。这种伪装并不是要防止姑娘认出他来，这纯粹是一种鸵鸟式的做法，这样他就不必承认曾亲身受辱。日本人的礼节还要求任何计划在确保成功之前尽可能地少被人注意。媒人的任务之一是在缔结婚约之前安排未来的新郎新娘见面。要作出一切努力使见面显得是一次偶然的邂逅，因为如果介绍的目的在这一阶段就公开化了，一旦谈不成，一方或双方家庭的名誉就有受到损害的危险。年青男女必须分别由父母或其中的一人陪同，媒人必须担任主角，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每年一度的菊展上，或在观赏樱花时，或在有名的公园里，或在娱乐场所安排他们“不期而遇”。
通过这种以及其他许多方式，日本人避开失败会使人觉得耻辱的场合。尽管他们非常强调洗刷污名的责任，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导致他们以尽可能少受辱的方式来处理事情。这一点向太平洋诸岛上的许多民族适成鲜明的对比，尽管在那儿几乎与在日本一样洗刷污名占有突出地位。
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这些从事园艺的原始民族中，部落或个人行动的主要动力是无论如何不能不对之发火的侮辱。除非有一个村子进行挑动，他们不会举办部落宴会，挑动的方式是说
这一个村子穷得不能招待十个客人，吝啬得把椰子和芋头都藏起来，头领蠢得即使想举办宴会也办不起来。然后，受挑动的村子便使一切来访者淹没在慷慨的表示和好客的招待中，以此洗刷污名。婚约与经济上的交易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当他们要打仗时，双方在弯弓搭箭之前也要先激烈地相互羞辱一番。他们处理最细小的事情如同处理需要拼命一搏的事情一样。这是强有力的行为动机，这样的部落常常拥有巨大的活力。但从来无人把这些部落说成是礼义之邦。
与此相反，日本人是礼貌的典型。而且这种显著的礼貌是一种尺度，可以用来衡量他们如何竭尽全力去减少使人必须洗刷自己的污名的事由。他们依然把侮辱所引起的怨恨作为促人成功的无与伦比的刺激，但是他们限制需要这种刺激的事态。它仅仅在特定伪情况下，或仅仅在消除侮辱的传统手段在某种压力下失灵时才会发生。毫无疑问，日本对这种刺激的利用曾帮助它取得远东的优势地位，并对它在最近十年间对英美的战争政策起过作用。但是，西方人就日本人对侮辱的敏感性和强烈的报复心理所作的评论与其说运用于日本，还不如说适用于新几内亚那些动辄使用侮辱手段的部落，西方人就日本在这次战争失败后将如何行动所作的许多预言是完全离谱的，同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加在对名誉的“义理”之上的种种特殊限制。
日本人确实是一个讲究礼貌的民族，但美国人不能因此而低估他们对诽谤的敏感。美国人发表涉及私人的评论是非常随便的，犹如一种游戏。我们很难理解日本人为何对那些无足轻重的话认真得要命。日本画家牧野吉夫（音译）在他用英文撰写并在美国出版的自传中生动地描写了对于他解释为嘲笑的事情的正宗日本式反应。当他撰写此书时，他已在美国和欧洲度过了自己大部分的成年时代，但他对这件事情的感受仍是那样强烈，就像他依然住在故乡爱知县乡下镇上一样。他是一个很有身份的地主的最小的儿子，他的家庭充满欢乐，而他正是在备受宠爱的条件下长大的。就在他刚要度过幼年期之时，他的母亲亡故了，其后不久，父亲也破产了，为偿还债务，卖光了全部财产。一家人四处离散，牧野没有钱实现自己的抱负。他的抱负之一就是学习英语。为学习英语，他寄身于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当看门人。直到十八岁时，他还没有到过几个乡镇范围以外的地方，但他决心去美国。
我去访问一个我最信任的传教士。我向这位传教士说出了想去美国的心意，我希望他或许会给我某些有益的知识。使我大失所望的是他竟大叫：“什么，你也想去美国？”传教士的妻子也在房间里；他们两人一同嘲笑我！在这瞬间，我觉得似乎头上的血都流到了脚底！我默默无言地在原地站了几秒钟，然后连一声“再见”也没说，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自言自语地说，“一切到此为止。”
次日早晨我就离开了。现在我想在此写出当时的理由。我始终认为，不真诚就是这个世界的最大罪恶，而没有什么比嘲笑更不真诚的了！
我经常原谅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因为发怒是人类的本性。如果有人对我说谎，我一般也能谅解，因为人的本质是十分软弱的，人们在许多情况下不能以坚定的意志来面对困难，说出全部真情。在别人毫无根据地散布有关我的流言蜚语时，我也能原谅，因为如果有谁让别人那样信以为真的话，这确实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就是杀人凶手，我也可根据情由给予原谅。但对于嘲笑，则毫无辩解的余地。这是因为一个人若无故意的不真诚，就不能嘲笑一个无辜的人。
请让我给两个词作出我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灵魂与心灵的人。
灵魂与心灵比肉体珍贵得多，因此嘲笑是最可恶的罪行。实际上，那对传教士夫妇是想杀害我的灵魂与心灵，我感到心中剧烈的疼痛，我的心在呼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1牧野吉夫：《我的童年》，1912年，第159～160页。黑点为原作者所加。——原注】
第二天早晨，他把全部东西放进一个包袱，离开了。
如他所感受的那样，传教士对一个身无分文却要去美国做画家的乡下少年的怀疑“杀害”了他。他的名誉受到了玷污，直到他用实现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