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其对一个主要强国的一次巨大胜利中曾显示过，即使作为战胜国，当敌国终于投降，当她认为该敌国未曾嘲笑过日本时，他也会细心地避免去羞辱失败的敌人。有一幅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记述俄国军队1905年在旅顺投降的照片，照片上俄国人佩着剑。胜利者和失败者仅能根据军装来区别，因为俄国人并没有被剥夺武器。据在日本流传的关于这次投降的有名故事说，当俄国指挥官斯托塞尔将军表示愿意接受日本人提出的俄军投降条件时，一个日本大尉和翻译带着食物来到他的司令部。“除了斯托塞尔将军自己的坐骑外，马已全部被杀掉并吃完了，因此日本人带来的50只鸡和100只鲜蛋的礼品受到了由衷的欢迎。”斯托塞尔将军与乃木【即乃木希典（1849～日俄战争时日本第3军司令官，1912年与其妻一同为明治天皇殉死。——译注】将军的会见安排在第二天。“两位将军相互握手。斯托塞尔称赞了日军的勇武……乃木将军则赞
1912），
扬俄国军队长期、勇敢的防御战。斯托塞尔对乃木将军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表示同情……斯托塞尔把其白色的阿拉伯良种马赠给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尽管他很想从将军手中接受并留下这匹马，但他必须首先把它献给天皇，不过他充分相信天皇陛下一定会把这匹马重新踢给他。他表示，如果此马重新回到他手中，他将细心照料它，就像它本来就一直是他自己的马那样。” 【转引自厄普顿。克洛斯《幕后日本》，1942年，第294页。这个关于俄国投降的故事是否句句真实也许是有疑问的，但不管怎样，它在文化中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原注】在日本尽人皆知万木将军在私邸的前庭为斯托塞尔将军的爱马盖了一座马厩——该厩常被描写得比乃木将军自己的家更讲究，而且在乃木将军逝世后成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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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俄国投降以后到日本占领菲律宾之前这些年间日本人的性格已完全变了，譬如说，在占领菲律宾的几年间日本人进行了举世瞩目的肆意破坏和残酷虐待。然而，对一个具有像日本人那样极端机会主义伦理的民族来说，这并不是必然的结论。第一，日本的敌人在巴丹之后并未投降，只有局部的投降。甚至到日军自己在菲律宾投降之时，日军还在作战。第二，日本人从不认为俄国人在本世纪初曾“侮辱”过他们，而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每一个日本人都被教育得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轻视日本”，或以他们的话来说是“把日本贬得一钱不值”。这是日本对《排日移民法》、对美国在《朴茨茅斯条约》和《海军裁军条约》中所起作用的反应。日本人还受到怂恿以同样的眼光看待美国在远东日益增长的经济作用和美国人对全世界有色人种的种族偏见。因此，对俄国的胜利和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形象地说明日本人在两个完全相反的方面的行为：当涉及侮辱之时和当不涉及侮辱之时。
对于日本人来说，美国的最终胜利再次改变了事态。在遭到最后失败时，日本人按其生活习惯放弃了至今实行的方针。日本人独特的伦理使他们能够从账簿上擦去一切宿怨的记录。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避而不在擦干净的账簿上写上新的羞辱符号，而只坚持实行在日本人看来是失败的“必然后果” 的事情。这获得了成功。
保存天皇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事巧妙地得到了处理。最先是由天皇拜访麦克阿瑟将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先拜访天皇，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富于教育意义的实例，其巨大效果是西方人所难于理解的。当劝告天皇否定其神性时，据说他表示异议，说抛弃原来没有的东西会使他个人难堪。天皇说，日本人并不把天皇看成西方意义上的神，事情也正是如此。可是，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仍劝导天皇说，西方人认为天皇主张神性，而这不利于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同意忍受否定神性的声明会给他带来的难堪。天皇在元旦发表了这一声明，并要求把全世界报刊对其元旦致词的评论翻译给他看。天皇阅读了这些评论以后，致信麦克阿瑟司令部说他感到满意。很明显外国人在以前对此并不理解，天皇庆幸自己发表了这个声明。
军，
美国的政策还让日本人得到某些满足。国务院及陆海军部的指令明确地规定“对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业和农业的诸劳工团体的发展应予以鼓励并表示支持”。日本工人自己在许多产业中组织了起来，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度活跃的旧农民组合重新显露头角。许多日本人认为，作为这场战争的结果日本赢得了某些东西，而其证据就是他们现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据一名美国通讯记者报道，东京的一位罢工者仰头望着美国兵眉开眼笑地说：“日本胜利了，你不这样认为吗？”今天日本的罢工与昔时的农民暴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发起暴动的农民的控诉常常是他们所负担的年贡和赋役干扰正常的生产。农民暴动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也不是改变制度本身的尝试。今天日本各地的罢工并不减缓生产速度。最常用的方法是工人“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并以增加产量使经理人员丢面子。在一个三井所属的煤矿中，罢工工人把负责经营的职员全部赶出矿井，并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在‘罢工’中进行操作的足尾铜矿的工人们也增加产量，并把自己的工资提高了一倍。” 【《时代》，1946年2月18日——原注】
当然，不管所采取的政策如何通情达理，治理任何一个战败国都是困难的。在日本，粮食、住宅和国民再教育是不可避免的尖锐饱问题。如果不利用日本政府的职员来管理行政，这些问题至少会同样尖锐。如果日本官员不是被留下来，战争结束之前美国当权者们就十分担心的复员军人问题势必会具有更大的威胁性。但就是在日本官员被留下来的情况下，这一问题也不是轻易地被解决的。日本人了解这些困难，去年秋天（1945年），日本报纸富于同情心地谈到失败对于曾经遭受苦难而又被打败的军人们是一杯多久辛辣的酒，并请求他们不要让这种苦涩影响他们的“判断”。被遣返回国的军人一般来说都显示出值得称道的“判断”，其中也有些人因失业与失败而投身于追求国家主义目标的旧模式的秘密结社中去。他们极容易对现在的地位感到不满，日本人不再给他们过去那样的特权地位。在以前，伤兵常常穿着白衣服，人们在街上向他们鞠躬致甚至和平时期应征入伍者离家与回家时也得到村里人的聚会欢送与聚会欢迎，这时有酒，有菜，有舞蹈，有漂亮女人的盛装表演，而他坐在贵宾席上享受这一切。现在，复员军人根本得不到这一切的关注。他的家属给他一席之地，但仅此而已。在许多城镇他遭到冷遇。如果我们了解日本人对这种行为的变化如何怀恨在心，我们便能很容易地想像出日本人为了恢复将日本的名誉托付于军人之手的过去时代，他对同以前的战友结党感到多么满足。他的战友中恐怕会有人告诉他，幸运的日本军人如何在爪哇、山西和满洲与同盟国作战；为什么要绝望？他们恐怕会对他说，他也将再次作战。国家主义的秘密结社是日本很早以前就有的团体，这些团体是“洗刷”日本“污名”的组织。这种秘密结社的可能候补者是一些具有这样一种性格的人，他们为了实现彻底的复仇，只要还有什么事情留下来做就感到“世界是颠倒过来的”。像黑龙会和玄洋社【以头山满为首的超国家主义团体。创立于1881年。公然以入侵大陆为其纲领，在日本的右翼团体和政界中颇有势力，1946年解散。——译注】之类的团体使用的暴力是日本论理——作为对名誉的“义理”所允许的，因此，若想消灭这种暴力，日本政府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必须继续努力强调履行“义务 ”而抑制对名誉的“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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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此点，仅诉诸“判断”是不够的。它将要求重建日本经济，使现在二三十岁的人们获得生计与“适当位置”，而且还必须改善农民的状况。一旦面临经济困境，日本人便回故乡农村。但在许多地方小块农地也负了债，并不能养活许多人口。工业也必须发展，这是因为存在着反对将财产分给长子以下的诸子的强烈感情，所以，留在村里的只有长子，其他孩子都为了寻求成功的机会而外出，他们到城里去谋生。
毫无疑问，日本人面临着一条漫长而又艰难的道路，但如果国家预算不为重新武装拨款，他们会有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机会。一个像日本那样在偷袭珍珠港前约10年时间里把岁入的一半用于军备和维持军队的国家，如果取缔这种开支并逐步减轻对农民的征税，便能为健康的经济奠定基础。如前所述，日本农产品的分配方式是60％归耕种者，40％以税金及佃租形式付出。这与同样生产大米的缅甸和暹罗形成鲜明的对照，在那里耕种者所有的传统比例是90％，只有对日本耕种者课以如此庞大的税金才能支付日本军事机构的费有。
任何一个在今后十年间不加强军备的欧洲或亚洲国家与加强军备的国家相比将占有潜在的优势，这是因为这样的国家可把财富用于建立健康与繁荣的经济。在美国，我们在推行我们的亚洲与欧洲政策的过程中对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加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在我国即使实施需要巨额经费的国防计划，国家也不会因此陷于贫困。我国并没有蒙受战祸。我们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的关键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我们使大生产和机器设备不断完善，其结果是，如果我们不实施军备、奢侈品生产或福利及科研事业的大规模计划，国民便不能得到职业。资本急迫地需要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