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口号。20世纪30年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一度出任陆军大臣的荒木大将【即荒木贞夫（1877—1966），日本陆军“皇道派”的头子，先后担任过陆军大臣和文部大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因病假释出狱。－——译注】曾在《向全日本民族呼吁》的小册子里写道：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弘布和宣扬皇道以达于四海。力量悬殊不是我等介意之事，吾人何必忧虑物质？”
当然，像任何其他准备从事战争的国家一样，他们实际上是介意的。在整个20世纪30年日本税收中用于军备的钱的比例以天文数字的速度增长着。偷袭珍珠港时，日本全国总收入中将近一半被用于陆海军，用于军事以外的一般行政经费只占政府总支出的17％。日本与西方各国的不同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漠不关心。但日本只将军舰与大炮视作不灭的“日本精神”的外部表现。它们是一种象征，犹如武士的刀象征着武士的勇气。
就像美国自始至终崇拜“大”一样，日本在宣扬非物质资源方面也是始终一贯的。日本也需要像美国一样开展全力增产运动，只是日本的这种运动是以它自己的前提为基础的。日本人说精神就是一切，也是永恒的。当然，物质性的东西也是必要的，但是次要的、暂时的。日本人的无线电广播曾叫嚷： “物质资源是有限度的。毫无疑问，物质性的事物不能维持1000年。”对精神的这种信赖在战争的日常行动中也是被一字不差地予以接受的。日本的军人问答手册使用的口号是“（敌人的）数量要以（我们的）训练来抵挡，（敌人的）钢铁要用（我们的）肉弹来碰撞。”这是一条传统的标语，而不是专为这场战争提出来的。日本军事手册开章劈首就用大字印着“必读必胜”的句子。那些驾驶着小型飞机对我们美国军舰进行自杀性攻击的飞行员是说明精神优于物质的举不胜举的例子之一。日本称这些飞行员为“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是指13世纪曾使日本免遭成吉思汗【蒙古征服高丽后曾先后于1274、1281年两次入侵日本，均因刮起大风而 受挫。日本史上称之为蒙古袭来或文永、弘安之役（因入侵是在文永十一年和弘安同年）。成吉思汗即元太祖铁木真，1227年病故。故此处应该是指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1260—1294年在位）。——译注】入侵的那股海风，那阵突然而起的大风刮散了成吉思汗的部队，掀翻了他的船只。
甚至在老百姓的生活方面，日本当局也是照字意那样解释精神胜于物质环境这一信条的。例如，当国民在工厂连续干了12小时，并被彻夜的轰炸搞得精疲力竭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的身体越是沉重，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精神就越能凌驾于肉体之上。”“我们越是疲惫，训练就越有成效。”当国民冬天在防空壕里挨冻时，大日本体育会就在无线电广播中号召人们做暖身柔软体操，并说这种体操不仅可以用来代替供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它更大好处还在于它可取代已经不再能够维持国民正常体力的食物，“当然恐怕会有人说，在像现在这样食物不足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会有心思做柔软体操，不！食物越短缺，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更多地消耗体力来增强体力。按照美国人对体力的看法，当计算一个人有多少体力可供利用时，总要考虑这个人前一夜睡了8小时还是5小时，是否像平常一样吃饭了，是否挨过冻等因素。日本人的计算方法正好与此相反，他们并不相信体力的积蓄，在他们看来，那是物质主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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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日本的无线电广播更趋极端，说什么在战斗中精神甚至战胜了死亡这个自然现象。有次广播在描写一位英雄的飞行员及其征服死亡的奇迹时这样说道：
“空战结束后，日机分成三四架一组的小编队返回基地。首批着陆的飞机中有一架是大尉驾驶的。大尉跳下座机后，站在地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天空。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返航的部下。他脸色极其苍白，但是很镇静。看到最后一架着陆后，他立即写了一份报告，接着就送往司令部。到司令部后他即向司令官作了报告。但是，报告一完毕，他就突然瘫倒在地。在场的军官们立即跑过去帮助他，但是，啊呀，他已经死了。检查他的躯体时发现躯体已经凉了，一颗子弹击中其胸造成致命伤。刚断气的躯体是不会凉的。可死去的大尉的身体却像冰一样凉。大尉必定已死了好长一段时间，作报告的只是他的灵魂。这种奇迹般的事实想必是这位战死的大尉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创造出来的。”
在美国人看来，这当然是一种无稽之谈，可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并没有对这则广播付之一笑。他们确信，日本的听众决不会把这则广播作为一个荒唐无稽的故事。他们首先指出播音员讲得很对，大尉的业绩确实是“奇迹般的事实”。日本人何以坚信会出现这种奇迹呢？因为他们认为灵魂是可以训练的。很明显，这位大尉是自我修养的超级大师。如果说全日本都知道“泰然自若的精神能持续1000年”，那么位以“责任”为其整个生活中枢的空军大尉的躯体中，这种精神难道就不能够停留数小时吗？日本人相信，人可以通过特殊的修行来使其精神变成至高无上、压倒一切的东西。这位大尉正是学了此道，收到了效果。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把日本人的这些过火说法看作贫穷国家的托词，或者是受骗国民的孩子气妄想，而对它不屑一顾。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就会大大失去在战时或平时同日本人打交道的能力。日本人的信条是通过一定的禁制和拒斥、一定的训育和锻炼的方法植根于心中的，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怪癖。我们美国人只有承认这些信条，才能明白日本人战败时承认的“光凭精神力量是不够的；用‘竹枪’来守卫阵地完全是一种妄想”这句话所包含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当他们承认日本人的精神差，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工厂里都败给了美国人的精神时，我们就能够领会其含义了。就像他们战败后说的那样，在战争中他们“陷入了主观性”。
对一个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不仅仅是日本人关于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和精神至上的说法，而且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情的说法都是富有启迪性的。日本人经常说安全感与士气不过是一个精神准备的问题。无论面临怎样的灾难，不管它是城市被炸，还是塞班岛战败，或菲律宾失守，日本人对其国民的照例交待是说这是早已预知的，所以丝毫不必担心。大概他们相信通过告诉日本国民，他们依然居住在一个已被透彻了解的世界里，就能够给日本国民一种安心所以无线电台竭尽全力地广播说，“由于基斯卡岛被美军占领，日本已置于美国轰炸机的行动半径之内。但是，我们早就清楚地预料到这种可能性，必要的准备已完全就绪。”“敌人一定会对我们发起陆海空三军联合攻势，但这是我们在计划中已考虑到的事情。”战俘，甚至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尽早失败的战俘也都确信轰炸不能使国内防线上的日本人丧失士气，“因为他们都有精神准备”。就在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的时候，飞机制造业者协会副会长曾在无线电广播中说过“敌机终于飞临我们上空。但是，我们这些飞机制造业者一直预料这种情况将会发生，早已定下了万全的对策。因此不必有任何担忧。”只有假定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都是完全计划好的，日本人才能够继续坚持对他们来说是如此必要的论断，即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积极希望的，而决不是他人强加的；“我们不能认为是被动挨打，而应该认为正是我们自己积极地把敌人吸引过来的”；“敌人！如果你们想来的话，那就来吧！我们与其说‘要来的终于来了’，不如说‘我们等待的良机终于来到了，我们为这一良机的到来而兴高采烈’。”海军大臣在议会的演说中引用了19世纪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一段遗训说：“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我们创造的。在非常艰难的时刻，一定要自己创造出机会。”据无线电广播山下将军【即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法西斯军人，绰号“马来之虎”，1944年后任第14方面军司令官，驻守菲律宾。战后被判处死刑。——译注】在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微微地笑着说，敌人现时正在我们的腹中……”“敌人在仁牙固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就迅速失陷，这仅是山下将军运用战术的结果，是与将军的计划相一致的。山下将军的军事行动目前正在继续进展之中。”换言之，失败是最大的成功。
美国人则在相反的方向上同日本人走得一样远。美国人投入这场战争是因为战争是强加到我们头上的。我们遭到了攻击，因此我们就应该让敌人知道点厉害。没有一位筹划如何才能安定民心的美国发言人在讲到珍珠港和巴丹失败时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已充分考虑到的”。与此相反，我们的官员会说，“敌人向我们发难了，让我们给这些家伙点厉害瞧瞧吧。”美国人使自己的全部生活与一个不断受到挑战的世界相适应，并随时准备接受挑战。但是，日本人只有在一种事先计划好并确定好进退之路的生活方式中才感到安心，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没有预想到的事变。
日本人在其推行战争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的另一个主题也颇能说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世界上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因此他们必须充分显示日本精神。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本人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