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志地思索如何在把他和她隔开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切途径再次被切断的时刻，在他欲望的中心又出现了她的形象，一阵突然爆发的痛苦使他不禁拔脚向旅馆奔去，想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内心的煎熬，但它却始终紧追着他不放，使他头痛欲裂。
次日一清早他就来找里厄，问他怎样才能找到科塔尔：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一步步地从头做起。”
“您明晚来；”里厄说，“塔鲁要我去邀请科塔尔，我不知为什么。他十点来这里，您十点半来好了。”
下一天，当科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和里厄正谈论着在里厄那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治愈病例。
“十个中间只有一个，那是这个人运气。”塔鲁说。
“啊！有这回事，”科塔尔说，“这不是鼠疫吧。”
他们告诉他说这一点没错，确是鼠疫。
“既然这个人治好了，那就不可能是鼠疫。你们跟我都知道，鼠疫是不会放过一个人的。”
里厄说：“一般情况是这样，但使上一股牛劲，有时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科塔尔笑了。
“看来不像。你们听到了今晚的数字没有？”
塔鲁善意地看着这位领年金者说他知道数字，情况是严重的，但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只是说明还要采取更为特殊的措施。
“呀！你们不是已在做了吗？”
“不错，但是必须做到每个人都把这当作自己的事。”
科塔尔瞧着塔鲁，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塔鲁说没有行动起来的人太多了，又说瘟疫是大家的事，人人有责。志愿组织的大门是向每个人敞开着的。
“这个主意不错，”科塔尔说，“但这一点用处也没有：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耐心地说：“等到一切办法全都试过以后，我们才能做出结论。”
在他们讲话时，里厄在他的书桌上誊录卡片。塔鲁则一直打量着在椅子里焦躁不安的年金享受者。
“您为什么不愿过来同我们一起干呢，科塔尔先生？”
科塔尔好像受到冒犯似地站了起来，拿起他的那顶圆帽，说：“这不是我于的事。”
然后他以顶撞的口气说道：
“再说，我呀，我在鼠疫中间也过得不坏，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参加进来去制止它。”
塔鲁拍拍自己的前额，恍然大悟：
“啊！对了，我倒忘了，没有它您已被捕了。”
科塔尔陡地跳了起来，急忙抓住椅子就像要跌倒似的。里厄搁下了笔，既严肃又关切地注视着他。
“这是谁告诉您的？”靠年金吃饭的人叫道。
塔鲁露出诧异的神色说道：
“是您自己嘛！至少医生和我是这样理解的。”
科塔尔一下子变得怒不可遏，说话语无伦次起来。于是塔鲁接下去说：
“请您不要激动，医生和我都不会揭发您的。您的事同我们毫不相干。再说，警察局，我们从未对它有过好感。好了，请坐下吧。”
科塔尔看看椅子，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过了一会，他叹了一口气。
“这已是过去的事了，”他承认了，“而他们偏要旧事重提，我本来以为人们已忘记了，但是有一个人讲了出来。他们把我叫去，并告诉我在调查未结束前要随传随到。我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把我抓去。”
“事情严重吗？”塔鲁问。
“这要看您怎么说了。反正这不是一件血案。”
“监禁还是苦役？”
科塔尔显得十分沮丧。
“监禁，那算我运气……”
但过了一会儿，他用激烈的语气重又说道：
“这是一个错误。任何人都难免有错误。但是我一想到因此要被带走，与家庭隔离，与习惯断绝，与我所有的友好分开，我就觉得不能忍受。”
“啊，”塔鲁问，“就是为了这个，您才想到寻短见的吗？”
“对，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毫无疑问。”
里厄第一次开了口，他对科塔尔说他理解他的担心，但这一切或许会解决的。
“噢，就眼前说，我知道一点也用不着担心。”
“我明白了，”塔鲁说，“您是不会参加到我们的组织里来的。”
科塔尔手里转动着他的帽子，抬头对塔鲁投以疑虑的眼光：
“请不要怪我。”
“当然不，但至少不要去故意散布病菌。”塔鲁微笑着说。
科塔尔辩解说，并不是他要鼠疫来的，它要来就来了，目前鼠疫叫他财运亨通，这也并不是他的过错。那时朗贝尔刚来到门口，听到拿年金者正使劲地说：
“何况，根据我的看法，你们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
朗贝尔获悉科塔尔不知道贡扎莱斯的住址。但是再到小咖啡馆去候他总是可行的。他们约定第二天去。由于里厄表示想知道经过情况，朗贝尔就请他和塔鲁在周末晚上到他的房间里来找他，任何时候都行。
早上，科塔尔和朗贝尔到了小咖啡馆，叫人传话给加西亚约好晚上见面，如有不便，顺延至第二天相见。他们白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加西亚到了，他静听着朗贝尔叙述经过。加西亚对情况不了解，不过他获悉为厂核查户口，有些地区曾禁止通行二十四小时。可能贡扎莱斯和那两个青年无法通过警戒线。至于他力所能及的，就是使他们重新同拉乌尔取得联系，当然这不可能在两天以内办妥。
“我明白了，”朗贝尔说，“就是说一切都得重起炉灶。”
两天后，拉乌尔在路角上证实了加西亚的说法：城市外围地区曾禁止通行。必须同贡扎莱斯再度取得联系。两天后朗贝尔同那个足球运动员一起进午餐。
“我们真笨，”贡扎莱斯说，“我们早就该考虑好碰头的办法。”
朗贝尔完全有同感。
“明天早晨，我们到那两个小家伙家里去，把一切都安排好。”
次日，两个年轻人不在家。他们只好留下一个约会的时间，定在第二天中午国立中学广场见面。朗贝尔下午回家时遇到塔鲁，他的面部表情引起了塔鲁的注意。
“怎么，事情不成吗？”塔鲁问他。
“重起炉灶搞累了。”朗贝尔说。
他又再次提出邀请：
“今晚请过来。”
当晚两个人走进朗贝尔的房间时，他躺在床上。他起来在预先准备好的杯子里斟了酒。里厄拿起了他的酒杯问他事情是否正在顺利地进行。记者说他把全部环节从头至尾又干了一遍，现在已到达前一次同样的程度，他即将去赴最后一次约会。他喝了一口酒又说：
“当然罗，他们还是不会来的。”
“不要把这看成是一种规律嘛。”塔鲁说。
“你们还没有懂得。”朗贝尔耸耸肩膀说。
“没懂什么呢？”
“鼠疫。”
“啊！”里厄叫起来。
“不，你们没有懂得，就是这个要叫人重起炉灶。”
朗贝尔走到他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打开一台小型留声机。
“这是什么唱片？”塔鲁问，“听上去怪熟的。”
朗贝尔回答说是《圣詹姆斯医院》。
在唱片放到一半的时候，远处传来两声枪响。
“不是一条狗便是一个逃犯。”塔鲁说。
过了一会，唱片放完了，可以听到一阵救护车的呼啸声，声音越来越大，在旅馆房间窗口下面经过，渐渐微弱，直至最后完全消失。
“这张唱片听了使人怪难过的，”朗贝尔说，“我今天已足足听了十遍了。”
“您那么喜欢它？”
“不，但我只有这一张。”
过了一会儿，朗贝尔又说：
“我对你们说还得重起炉灶哪！”
他问里厄卫生防疫队工作进行得怎样。里厄回答说有五个队在工作，希望再组织一些。记者坐在床边，好像一心专注在他的指甲上。里厄打量着他蟋曲在床边的粗矮壮健的身形。忽然他发现朗贝尔在注视着他。朗贝尔说：
“您知道，医生，我对你们的组织考虑得很多。我没有和你们一起工作，有我的理由。还有，我认为自己还是个不怕冒生命危险的人。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是在哪一边？”塔鲁问道。
“失败者的一边，但从那时起，我思考了一些问题。”
“思考什么？”塔鲁问。
“勇气。现在我明白人是能够做出伟大的行动的。但是如果他不具有一种崇高的感情的话，那就引不起我的兴趣。”
“我的印象是，人是任何事情都能干的。”塔鲁说。
“不见得，他不能长期受苦或长期感到幸福，因此他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来。”
他看了他们一眼又说：
“您说说，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我不知道，但目前看来不会。”；
“对啦，但您能为理想而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为理想而死的人我是看够了。我并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这并不难，而且我已懂得这是要死人的事。使我感兴趣的是为所爱之物而生，为所爱之物而死。”
里厄一直留神倾听着记者的话，始终望着他。这时他和颜悦色地说：
“人不是一种概念，朗贝尔。”
对方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激动得脸色通红。
“人是一种概念，不过，一旦脱离了爱情，人就成为一种为时极短的概念。而现在正好我们不能再爱了，那么，医生，让我们安心忍耐吧。让我们等着能爱的时刻到来；如果真的没有可能，那就等待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时候，不必去装什么英雄。我嘛，只有这点想法。”
里厄站了起来，好像突然感到厌倦起来。
“您说得对，朗贝尔，说得完全对，我丝毫没有叫您放弃您想干的事情的意图，您的事我认为是正确的，是好的。然而我又必须向您说明：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这种想法可能令人发笑，但是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