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和一种对文学的热心。而这一点，是值得私虑重重的外
国人好好学习的。
以上就是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即，不仅在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而且即便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那个能鉴赏出中国官员热心文学的学者和西方的明恩溥牧师、那个为中国的约翰·史密斯所爱戴的人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许多的不同。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
四
不久以前，一个传教士为了赶同类的时髦，在他系列短文的封面上自称为“宿儒”，闹了许多笑话。这个念头当然是极端滑稽可笑的。在整个帝国内，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斗胆妄称自己为宿儒。在中国，“宿”字意味着一个学者或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我们却常常听到某个欧洲人被称为中国学家。《中国评论》的广告里说：“在那些传教士中，高深的中国学正被辛勤地耕耘着。”然后就开列了一批经常撰稿者名单，并说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著名学者的研究都是健全可靠、完全可信的。
现在，要估价那种被称为在华传教士辛勤耕耘的学问的高深程度，我们不必拿德国人费希特在他关于《文人》的演讲里，或美国人爱默生在其《文学伦理学》中所提出的高标准来衡量。前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是一个公认的大德国学家，然而一个读过几本席勒剧本，在某杂志发表过一些海涅诗歌译作的英国人，尽管可以在他的社交圈子里被认作是德国学家，但他却绝不会在印刷品中公然以此自称。可现在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只出版了几本关于中国某些省份的方言录，或百来条谚语的汇编，就立刻被冠以一个中国学家的美称。当然，只取一个名目倒也无妨，凭着条约中的治外法权，一个在华的英国人，只要他乐意，随时都可以泰然自若地自称为孔子的。
我们已经被引入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某些人看来，中国学已超越了早期开拓时期，即将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在这一阶段中。研究中国的人们将不再满足于编纂字典或诸如此类的搬砖运土性质的工作，而试图去建构专著，翻译中华民族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不仅以理性思辨和充分的论据去评判它们，而且最终论定中国文学圣殿中那些最受推崇的文学家。下面，我打算作如下几点考察：首先，看看正经历着上述转换的欧洲人中，他们的中国知识真实到什么程度；其次，看看以往的中国学都做了些什么；第三，看看目前中国学的实际状况如何；最后，指出我们所设想的中国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常言道，一个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比巨人更加伟大。但尽管如此，必须承认、那个侏儒，利用他位置的方便，将必定看得更加宽广。因此，我们将站在前辈们的肩上，对中国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一个鸟瞰。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我们提出与先辈们不完全相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希望不要被看成我们有任何自炫高超的意思；我们宣称不过是利用了我们的方便条件。
——《中国学（一）》
费正清评《中国人的素质》＇注＇
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的映象的幻灭，是由一本读者甚多的著作来加以完成的，即明思溥牧师所著《中国人的素质》。明恩溥在山东的一个乡村呆了多年，试图从中国下层开始推行基督化，并从乡村这个层面来观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素质》先是于19世纪80年代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写成，后于1894年成书出版。该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差别的叙述十分引人注目。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明恩溥把作为文化差异的“贫穷”与“社会团结”，写得特别精彩。
——1985年12月在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