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及这篇小说，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我所要表达的东西。
继明说，即使表达了这样的意念，也没有价值，意义不够。他认为我应该投向农村。他说我在投入城市之后，没有多少结果。而我身在城乡之间，应该有着更多的关注现实的东西。我说关于现实，我们有着一个适度的距离感。事实证明，没有距离的现实都是不成功的。刘继明不这样认为，他说他九八年就写出了关注农村的作品，只是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而鬼子的小说其价值就在此。
到艾伟那儿拿来《收获》第六期，看了一会叶兆言的长篇《没有玻璃的花房》。
晚上，鬼子意外地到了，请我们二十多人在肥牛火锅城吃饭，谈歌主动和我打招呼，还问我怎么不戴帽子。
乏味的火锅，热闹的气氛。耳朵冻得要掉，真正的感受到了北京的寒冷。关仁山一路和我跑着，谈着河北的情况，一边说，罗望子，你是得买顶帽子呀。
元月5日 天晴
西扬通知我，夏商马上到。十一点，夏商到了，张者请客，我们来到朝阳公园附近的九寨渔村，那里的水煮鱼的确有些风味。
这回的张者，已经自己开车了。车是丰田车，据说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经换了一辆。有路就有丰田车：不知道张者是受了这广告的影响，还是受了“丰田杯”的影响。我们都像陈奂生，分批坐他的车。我是捷足先登，去时就坐。车子的仪表盘上显示出我们在北京的此刻位置，而且自动制导和提示着张者去走终南捷径，看起来就像走进了电子游戏网络。但是我这个人总是往歪处想，我想张者要是逃跑，可就入地无门了。
晚上夏商请张懿翎吃饭，我们跟着。西扬说，没事的，我们吃夏商的从来不心疼。夏商在上海开着一家全景文化公司，先是资助过《作家》杂志，搞彩色版，后来自己搞杂志，还向我们约过稿子，结果办了一期就停了。
让我惊奇的是，和夏商一齐来的还有蒋颤文，如果说夏商是亦文亦商的话，那蒋颤文则完全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商人了。可是有谁知道这个男人，九十年代曾经风头正健，创作旺盛呢。能够见面真是感到安慰啊。我们亲热地招呼着，心里又不免有点落寞，当年《钟山》杂志曾经把我和他以及李洱一齐推出。由此我又想到当年，拿到一本文学杂志，心里是多么激动啊，而且每本文学杂志里面，都潜藏着精彩的小说和刚刚浮出水面的新人，那时候写小说的一大批人，像上海的林宕，浙江的黄石，都不知去向了。我非常怀念他们，哪怕是能够再次看到他们的名字也成啊。
我知道他们的消失有着诸多的因素，但我肯定不在于文学本身，同时我也为自己以及像我一样没用的人能够坚持到底感到庆幸。
我们在建国门附近，进入一个蒙古包。夏商此次来北京，是作家出版社即将为他出的一本书《掉尾巴的女人》。而作为商人的蒋颤文，到北京就像去小吃店一样家常便饭，每个月都来。蒙古包里羊肉串很地道，硕大无比，肥美无比，用长长的铁扦子扦着，张懿翎和西扬给自己要了十串，我是看着他们吃就饱了。
在座的还有夏商的朋友，写评论的阎晶明，他刚刚从山西调来，在作协办公室工作。
回来后，和张者他们打了一会儿牌。
突然想到“我写作，我自由”这句话，我知道，这是从“我选择，我喜欢”那里套来的。
元月6日 天晴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宋晓梧，前来介绍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差距过大是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宋秘书长以国务院公车整顿最终流产的事实说明，一方面公车费超过了公务员的工资，一方面改革遇到的各种难题，真是大有大的难处啊。他认为应该加快市场化的步伐，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公务员改革则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
机构臃肿和铺张浪费，一直是中国体制的顽症，它直接导致了腐败的根基。奇特的是往往越改摊子越大。
前天的《文艺报》上刊登了胡殷红采访李敬泽的文章，讨论写作心态的问题，忧虑着“浮躁”毁灭着作家。对于我们提出的“将小说进行到底”的口号，他说可能是在表决心吧。
浮躁其实不是今天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作家的问题，十多年前贾平凹就写过一部带有预见性的长篇《浮躁》，它几乎成为世纪交叉点一切社会现象的关键词。我倒是有一个标题可以送给殷红：写作越来越功利，文坛劲吹“下岗”风。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文坛，还有着“新历史、新写实、新状态”的旗号的话，新世纪却是失去了大旗，批评家不再缺席，但人们所憧憬的文学多元化渐渐成为空壳，道路越走越狭窄，写实越来越具体，少见超越现实的作品。即使偶有佳作，也很快被民工风、小姐风、下岗风的沙尘暴所吹散。不是不能写下岗，下岗也的确是世纪之初的现实中国，而是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写下岗，包括那些有才华的作家，而一个作家有无才华，往往体现在他的想象力和能否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上。
午饭后顺便在阅览室借书：奥康纳的《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和阿城的《威尼斯日记》。
到楼下的109看望夏商，他送我两本书：《标本师之恋》和《裸露的亡灵》，都是朱燕玲给他编辑出版的。
在楼上刘玉栋的宿舍，碰到北京长城艺术文化中心的刘瑛，她正在向大家要稿子，希望能给他们的公司拍摄影视。据说麦家的《解密》就给了她，卖了三十万。
不管是真是假，每天生活在这样强刺激的泡沫环境里，能不浮躁吗？市场上每天都在上演奇迹，而严格说来，与文学本身越来越远，有些东西是自生自灭的。
张懿翎来了，和夏商签合同。
和西扬、艾伟打了一会儿球。在我这里，艾伟是彻底绝望了。
复印顾峥的《没有终点的站台》和朱鸿的《一次没有表白的爱》，把《天涯》杂志还给王松。我试图去尽力寻找一种叙事的腔调和结构。我想创造一个新全知全能者，但又不是单纯的第一人称。
元月7日 天晴
下午《小说选刊》搞活动，创刊二百期的纪念和评奖，毕飞宇、苏童昨天就到了。班上有一半的同学前往参加。其实《小说选刊》一个星期前就发了请柬，只不过分两次三次发的。有些则是口头通知的，像我就是孙惠芬电话通知的。大概是他们厚此薄彼的做法，引起一些作家的不满吧。作家这个职业，是最没准的职业。谁知道谁就一辈子走运，一辈子背运呢。我倒是没有什么意见，我也不会因为选刊的趣味，去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
我陪着艾伟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书市即将开幕，艾伟想努力一下，让人文社为他的书《爱人同志》适当的做些宣传。
人文社位于朝内大街166号，坐南朝北，艾伟在门房登记，我站在一旁看路上的人流车流。正好王干出来，他也是去参加《小说选刊》的活动。招呼了一声，他就匆匆走了。本来是想到他那里坐坐的。
我们先到北楼找刘稚，艾伟的责任编辑，一个瘦而有神的女人，嘴唇翘翘的，穿着一件风衣。
艾伟抄写信封，给评论家们寄赠样书。刘稚和我聊她编的《漫画情歌》。纸张很好，定价二十八元，贵了些。她说这本书她费尽心机，销量很差。我建议可以改为线装本，干脆再土一点吧。市场无办法，她感慨，并问我要书看。
接着刘稚带我们去南楼，《当代》编辑部位于三楼。这是一幢80年代的老房子，楼道里弥漫着煤气味儿，编辑部一共六间办公室，除了书尘味还有饭菜味儿。
周昌义和我聊我的小说，他认为小说里头既然没有了叛逆，对于性的描写就有些脏了。中学教师和女学生的故事，不好。作者的艺术才华被淹没于其中。性在今天已经没有价值了。那什么是有价值的呢。他说基调最好再高昂一些。
艾伟过来，我撤出，和谢欣、孔令燕聊天儿。
回来的路上，艾伟很沮丧。由于题材敏感，《当代》觉得那本书难做宣传。
晚上和潘灵、李西岳、衣向东及夏坚德打牌正酣，荆歌、张懿翎推门进来叫，苏童他们在酒吧里，招呼我们过去。
巧克力酒吧在建国门附近，我们去了一帮人，张梅、戴来、吴玄，还有夏商、李玉衡。《小说选刊》的人都在，还有鬼子、李敬泽、荆永鸣。孙惠芬先走了，说是灯光刺眼。不一会儿，程绍武也来了。
张懿翎在念叨她的狗经，球经则是毕飞宇和荆歌的话题。不管到了哪里，他们都要说道说道他们的乒乓球。我眼见他们打过球，感觉总没有他们打嘴仗来劲。零点时分，《小说选刊》的人先走了。苏童留我们再坐一会儿，难怪敬泽要说，苏童、飞宇来了，罗望子、荆歌也算是盼到娘家人了。这期间，还出了一个笑话，苏童的鞋子脱胶起层了，一走起路来，就咯吱咯吱的响，像个没牙的老太婆吃海蜇，一开始我们没注意，后来，苏童自己也忍不住了，这可是他从国外买回来的鞋呢，放在家里好几年了，这次进京才拿出来穿。我们让苏童伸出腿来，一看，那鞋底已经如狼狗的舌头龇着，半掉不掉的，想撕又撕不下来，弄得苏童满头大汗，众人则笑成一团。最后还是服务生找来剪刀，连同另一只没有起层的鞋底一齐剪了，“反正它迟早也得掉！”苏童一边剪，一边嘟哝着。
又坐了两个小时，就那么静静的，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中不时喷出一些智慧的火花，肚子也饿了，又不好意思说。苏童一个劲地催着大家点一些东西吃。还是张懿翎老实，要了个馕，我要了一碗面条，据说二十八元一碗。
元月8日 天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