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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旭结账的时候，众人在那边喊我，走吧，走吧，今天是李敬泽的生日，参加他的生日去。
我们赶到一个叫做赛那汉塔的蒙古包，原来贾梦玮跑到这里来了，邱华栋、李舫已经陪着敬泽喝了一会儿，蛋糕还没有切。大家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等着韩旭，一边数落徐名涛。我倒是有些沉重，有人说徐名涛疯了。其实我们何尝不是疯了呀。徐名涛毕竟和我们一样，痴迷文学，可就有人把他说得像瘟疫一样。徐名涛的那个长篇又比哪个写得差呢，毕飞宇看后，还在《文学报》上写过一篇评论哩。我虽然不会像徐名涛那样，逮住一个就一泻千里，但是一样的苦闷。
想起当年和汪政、毕飞宇在电话里，一聊就是半小时一小时，我没有反驳格非。
但格非显然还没有忘记打牌的事，十一点，我们移师上岛，摆开牌局，就是八十分。
其他人围坐在沙发上聊天。
第一局，经过双方的试探之后，水平相当，但他们的牌运很顺，好在朱文颖的一个失误，让我们上了台。在这期间，贾梦玮、韩旭及几位女士先后离开。可格非不甘心，又开打第二局，可怜李敬泽只得干坐着陪我们。第二局打到8，已经凌晨一点，眼看胜利无望，格非兄说撤吧。
元月12日 天晴
今天是北京书市最后一天，再不去就结束了。找人竟然没找着，大家都已经去过。那就一个人去吧。书市地点在国际展览中心。十点半赶到那儿，各家各户都在打包，准备走人了。各个出版社当中，作家社比较豪华，展摊也很显目。我看到应红正在忙碌，没有喊她。
想找找鬼子，他前几天说，最后时刻可以拿些书走的。来到漓江出版社的摊位，不见他的影子，倒是碰到他们年轻的副社长。我招呼一声，埋头就走。老实说，散场的书市实在不敢恭维，都不如街上吆喝着血本大甩卖的服装店，人们的脸上没有多少表情，要有也灰头灰脸的，好像人人都欠了债一样。
回到鲁院，《芙蓉》的三位编辑正在约稿，我给颜家文倒了一杯水。
吃饭时碰到张梅，她说明天就要提前走了，我开玩笑说，那么下午陪你去张懿翎家打牌吧。没料到下午在华堂逛的时候，不断接到张梅、吴玄的电话，说是去吧，早点去打牌吧，张懿翎已经准备好了。转了一圈，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买回去。每一件商品都打七折，甚至六折，就是底价太高。
四点半到达望京新区，张梅判断方位依靠的是一幢楼上的数字，可是她怎么也找不到了。望京是个有着二三十万人口的大型小区，怎么可能找得到呢。又跟着车子转了两圈，原来我们撞进东园，懿翎的家在西园三区。同行者还有谢挺。
张懿翎开开心心的，把鲍鱼都拿了出来。既然有鲍鱼，那我们为什么不喝点酒呢，酒是五粮液。张梅喝酒是挺来劲的，而且要喝就喝白酒。张开的张，梅花的梅。有时候我说，张开的张，梅毒的梅，张梅就会生气地舞着手指，嘎嘎嘎地笑。和张梅一起玩真的很开心。喝着酒，就自然提到邵丽带来的假烟假酒。我没有抽过邵丽的烟，也没有喝过她带的酒，但是我宿舍的桌上摆放着她的中华和五粮液，烟是张梅打牌时扔在那儿的，酒是张梅扔在荆歌那儿，荆歌又“非常友谊”地送到我宿舍的。自然，大家又要声讨一番河南人，和河南的假货市场。在声讨声中，我们干了一杯。
张胜友出去转了一圈，我们开饭时他准时回来，还拿出两包好烟。张懿翎说，张梅带一包走吧，我和吴玄叫道，那怎么行，有福同享，有烟同抽，又不是抽不了，就是抽不了也不能兜着走啊。
喝了两杯，就和张胜友探讨起图书出版市场的问题，上次他到鲁院讲课，正好我不在。张胜友先生很健谈，用他那浓重的福建口音。但是张懿翎捣乱，嚷着赶紧吃了打牌。那就打吧，打了三局，直打得张懿翎没了脾气。九点半，丁丽英和王艾摸过来了。我和张梅让出来，给他们打，一边看电视，一边翻着他们家的碟片。
眼看张懿翎又要输了，我便站到她旁边，协助她出牌。终于赢了一局，懿翎也长出一口气。可是她毫不领情，我们临走时，她左手抱住乖乖，右手拖着张胜友告状，说这个罗望子太坏了，太狠了，老是欺负她，不让她获胜。我们的胜友同志当然是很公道的了，只是他批评了一通，我一句没有听明白，直听见懿翎还在不依不饶地叫唤，惹得他们家的乖乖也唱起来。
元月13日 天晴
一进饭堂，张梅就告诉我，荆歌不高兴，说是昨天玩，没有带上他。我一看荆歌的脸色，确实是不高兴的样子，而且很不高兴。张梅正在做解释，我一来，她就像是有了援兵，而荆歌也把枪口对准了我。原来他昨天下午一直在宿舍里。
其实我也很不高兴，前天夜里返回时，他和戴来坐在后排，一直用苏州方言对话，讨论他和红柯第二天去拜访陈骏涛，应该带什么礼物的问题。他们的对话我都听得懂，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实在要隐瞒，也不该当着我的面。我不知道，他中午就已经回来了，但我知道他听说我们去打牌，肯定会生气。他果然生气了，那就让他生一生气吧。
金坚范介绍台湾文学，我不太明白，也不感兴趣。
中午魏微过来，请我们吃饭，算是为我们送行，还有朱文颖、徐坤、吴玄、艾伟、戴来等人。饭后又是到我那儿打牌，朱文颖有些醉了，老是出错，好在一说她就笑。
《北京文学》杂志社在二楼会议室开会，我说大家都去一下吧。去了一下，不久又陆续回来睡觉了。会上，副主编杨晓升着重介绍新一年第一期《北京文学》鲁院学员专辑的作品；杂志社的社长也介绍了《北京文学》的发展状态，除了原创版外，新创刊的中篇小说月报选刊版也将投入新的力量。座谈会上，白烨、王干、解玺璋也结合学员的作品和杂志这两年的面貌谈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很奇怪的是，晚上参加酒会的人寥寥无几，只有两桌人不到。
饭后回来，和王干、高伟打了几盘球。王干的球技不像他说的那么可怕，他则自称是场地不适，鞋子打滑。高伟也在鲁院上过，他们那一届的还有柳建伟。一听说我是江苏南通人，他便提起黄少云也在鲁院读过书，现在还呆在北京。我很想和黄少云联系一下，可惜没能找到她的电话。
元月14日 天晴
正在午睡，鲁院保安打来电话，说是门房里有一个叫闻青的人要见我。我说放他进来吧。
赶紧收拾起床，听见敲门声。原来是一个小小的矮矮的女人，三十出头的身体和头发，但是脸相还是一个女孩的样子。她的脸白得像瓷。我可能永远不会看到这样的小女人了。可我并不认识她，更不知道要见我的人是个女的。她也不是铁定要找我，她只是想进来看一看，可是保安不让进，除非她认识里面的人。于是她摸索着学员名单，一下子就相中了我：周诚。她觉得叫做周诚的人能够让她踏实，至少不会拒绝见她。果然，我就答应了。看来名字是有欺骗性的，她则在得意自己没有找错人。
我让闻青临窗坐下，给她倒了一杯茶。她说她是鲁院九九级的，山东人，后来就没回去，留在北京。
说了一会儿小说，她几乎一无所知，有些难为情，但又忍不住想知道的渴望。
她在北京办一个小杂志，一个她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小杂志，算是远离文学了。真不容易啊。我有些同情她，敬佩她。很快又为自己的同情而自责，闻青是不需要同情的，她的眼神里并没有乞求同情的意思。能够在北京活下来的人都是不需要同情的。
我想我在北京是很难活下来的。
她还记得梁晓声的课。她也知道关仁山，很喜欢关仁山。我心里动了一下，一个能够让普通人记住的作家是多么的伟大和幸运呀。我笑道，关仁山就在这里呀，你刚才怎么不找关仁山。她连忙摇手说不敢不敢，她还是怕拒绝。我说，能够让你记住的作家，怎么可能拒绝见你呢。她低下了头。她坐着的时候，特别是她坐着动弹的时候，你一点都不觉得她是个小女人。我问她，你究竟是叫闻青，还是文静呀。
这样一说，她放松了情绪。问我要书，我说没有。又问我要名片，也没有。临行只带了一本书。名片也没带，我觉得作家发名片挺可笑的，现在看来没有名片也是一个问题哩。在她的催促之下，我就把电话和地址写在一张《大家》杂志社的方格纸上。她很小心地折起来，放进口袋。
我本来就敞着门，刘继明在门口晃了两晃，像要被风吹倒一样，折了进来。我把刘继明介绍给她，她要走了，我也没有留她。她是顺路经过十里堡的，不进来一下，她说她不安心。她带着惊奇的目光打量着我的房间，发出惊叹，并且很满足地给我带上了门。
韩旭匆匆来过，带了几本杂志，又匆匆而去。我打了电话给梦玮，他明天回南京，说有空的话，他争取到鲁院来一趟。
和刘继明到鲁院对面的小餐馆儿喝酒，后来加入了陶纯、李西岳和夏坚德，本来我付账，陶纯抢了先。喝酒不免要谈女人，说到鲁院的张晓峰回家结婚了。回家结婚了？我怎么不知道。众人就说，是啊，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但我确实不知道。
但我突然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