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八十年代中期，我回到家乡……湖南湘西吉首市的一个苗家山寨。一天，和几位我同辈的房族兄弟蹲在田坎上神聊。那正是谷子吊边黄的季节，我很奇怪地问他们：记得我小时候有两句谚语：“五荒六月，鬼也饿瘪。”“谷子吊边黄，屋里饿死娘。”而现在你们家家户户还有闲心悠哉游哉地扯乱谈，不慌不急；我在家时，寨上才八十多户人家，也就是说，每人平均有一亩多田，现在是一百二十多户人家了，人口多了许多；修水利、造公路又占了不少田，平均每人才七八分地，可日子倒过得神仙起来了，怎么回事？他们颇为愕然地看着我。堂弟说：哥，你数数那谷子穗子，看有多少粒？我仔细地数起来，两百六十多粒。堂弟说，你在家那会儿，才多少粒？最大的也就一百四五十粒。我们现在种的都是袁隆平的杂交稻，穗子大，而且不倒。袁隆平？！袁隆平是什么人？惭愧，那时我真的不知道袁隆平其人。这回他们大大地惊讶得面面相觑，你连袁隆平都不晓得？我常年在上海，又远离乡村，我只得羞愧地摇头。堂弟说，告诉你吧，天上有神仙，地上有能人，我们的日子靠“两平”！什么“两平”？我真是孤陋寡闻得可以。他们抢着说：一个是邓小平，是他把地还给了我们，农民只要有了地，日子怎么扒拉都能活；而袁隆平教给我们怎么种杂交稻，你看随便弄弄就是千把斤，弄得好点，千二三百斤也没问题。因为有他，我们这穷山沟里才有今天的日子。这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知道袁隆平，说是如雷贯耳，实不为过。我问，你们见过他吗？他们七嘴八舌：这样了不得的大人物，怎么能随便见得到呢，甚而说他是星宿下凡，是玉皇大帝见到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就派他下来拯救百姓的。
。。。。。。继而他们议论起：大家捐钱准备给他造个庙，问我的意见，我说这事儿大概需要审批吧。这下他们愤愤然了，要什么批？关公、包公、观音菩萨都可以造，为什么袁隆平这样大的活菩萨不能造？！他们说的也似在理，我说人家造庙是在人过世以后，人家袁隆平现在活得好好儿的，你们就造，这不是咒人家么！这下他们哑然而悻悻然了，只得说以后再议。接着他们矛头对着我来了，你们搞导演的拍了那么多片子，为什么袁隆平这样的人物你们不拍，难道袁隆平还不够主旋律？……是呀！为什么不拍？我也在问问自己。
打那以后，我就留意有关袁隆平的信息，而且有了想见见这位“星宿”的强烈愿望。这次是机遇难求，我岂能错过。我也深知袁隆平现在是名人了，采访的人太多太多太多，很难见的。我于是先与湖南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联系。“中心”的党委书记、全副主任是我的朋友，是袁的得意门生。有朋友之谊，他答应尽力协助安排，天助我也。
三
我即赶赴长沙，接待我的魏干事告知，袁到省里开会去了，但明天回来即可安排拍摄。我心中一阵欣喜，大功成矣！
然而不曾想后面的事，却七波八折，喜怒丛生，轶趣横呈。
当天晚上，全主任带我去袁家做礼节性拜访，我也想和他商量一下拍摄事宜。多年从影经历，我也算是见过一些大场面、大人物的，但不知为什么，在去的路上，我竟心怀惴惴，心跳加速，躁动不安起来。这大约和当年与家乡的亲人们谈论要为他造庙的情景有关，潜意识中，我也把他当成神了。及至见面，站在我面前的是个子不高、衣着随意的干瘦老爷子。短发染霜，面色黝黑，皱纹交错，双眼细眯，神情冷然。他猛吸着香烟，白雾萦绕，似有一种阻隔之感。没有握手寒喧的客套，“坐，抽烟。”这是他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我环视一下客厅，惊奇地发现，几乎每张茶几上都放着香烟，主人瘾君子无疑。我把家乡父老乡亲对他感激、崇敬之情向他转述，尽力说得感情些。他却很冷漠，只说知道知道，湘西我去过。我说起拍摄的事，刚一提起，他面色顿变，冲着全主任发火：“不拍不拍！我都拍十二次了，我又不是明星，我不要宣传，我是搞科学实验的，没时间，不拍！”我很惊讶，不知他哪来的火气，一时很尴尬。全主任却微笑着不说话。我急于向他解释这次拍摄的意义和重要性，他却调转屁股气呼呼上楼去了，把我们凉在那里。我心里在骂：怎么架子这么大？出来后，全主任直安慰我：“不要紧的，他今天有点感冒，情绪不好；他这人特情绪化，上次杨澜她们来拍，也是这个样子的；没关系，等他情绪好点，我再做工作……”那天晚上，我的情绪也特不好，见到“神人”了，却是这番情景，不是“神”，也不是常人，难理喻；无法，只得再作计议。
第二天，他的秘书告诉我：昨天老爷子不高兴了。我问怎么回事？辛秘书说，昨天是全省科技颁奖、表彰大会，省里党政主要领导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专家来了好多，介绍领导和来宾的时候，群众都礼节性鼓掌，可是当介绍到老爷子的时候，全场群众都站起来了，拍手两分多钟，还欢呼了。当时主席台上的领导和佳宾好像有些惊讶和尴尬。老爷子在台上坐了一会儿，脸色不好，会没开完，就走了。一路上虎着个脸，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敢问他；他是有点咳嗽，但这不是主要的，要是高兴了，就是感冒他还游泳呢。那他为什么不高兴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对群众的鼓掌欢呼不高兴，这不合逻辑，因为他绝对是一个与民众心气相通、血肉相连的人；由于别的人对群众如此鼓掌欢呼的尴尬而引发他的不高兴？我想了想，似乎可能，这种“成功者的隔膜”，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是难以言喻、难以沟通不易排解的。我在想：袁隆平的科学课题，在科技领域里的难度，我无法置评，但它绝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式的象牙之塔，而是置于千千万万民众之中的，它解决了千百万人的肚皮问题，民众对他忘情地鼓掌、欢呼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犹如我的那些乡亲们要为他造庙一样，是不难理解的。唉！
老爷子，您又何必为这情绪化呢！
第二天，全主任告诉我：情绪仍然不好，没法谈。这下我可急了，因为拍摄周期很紧，我带来的资金也有限，拖不起啊！，我说是不是找有关领导疏通一下。全主任说，千万别，这老爷子不高兴的事，你就是天王老子来，他也不买账。这可咋办！
辛秘书悄悄告诉我，老爷子无论多忙多么情绪，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他都要到他的实验田去转，和技术人员交流，到那里，他情绪就会好了（辛秘书还告诫不可讲是她说的）。我想这是个好主意，在稻田里埋伏偷拍，此时光线又好，偷拍的画面更生活、更有情趣。我交代摄像师，老爷子如果不干，由我去和他吵，你们照拍不误，大家取得默契。于是五点不到，我们就在稻田埂上选好了角度，架好机器，守株待兔。可是直到快七点了，仍不见其踪影，看着已傍山头的太阳，大家极为失望，我只好命令收机器回家。就在我们刚要装车时，忽然听到了一阵摩托车声，不知谁喊了一声“来啦！”我一回头，老爷子已驾车从我身边一闪而过，我命令“追！”于是，摄影车尾随而去，我都来不及上车。可老爷子使坏，他尽窜田埂小道，摄影车没法跟，一溜烟窜得无影踪。我们正懊丧地骂“这可恶的兔子”，又见他竟在远处的田头停了下来，与几位技术员指手划脚地聊着什么。于是我叫摄影师扛着机子匍匐前进，别让他发现。摄影师功夫了得，右肩扛着机器拍着，左臂撑地前进。从远处看这情景，真像打鬼子似的，真可气可笑。摄影师为了换角度，只得站起来，这下被他发现了，他站起来跳上摩托，开着就走。可气的是，划过我面前的时候，还回头诡谲地一笑，彷佛在说：“我就不让你拍，气死你，怎么样！
”目睹他远去的背影，我暗中骂道：哼！老爷子，你跟我玩这手，我湘西人的牛劲上来了，我要像蚂蝗似的叮上你，非拍成不可。而摄制组其他人嘻嘻哈哈：嘿嘿，这老爷子好玩好玩！
回到宾馆，我就给北京制片人打电话，请再寄钱来，我跟袁隆平耗上了。
我已摸清，他每天九点即离开家骑摩托上班。我们八点半就在其家门口，架好机器恭候。一人埋伏在大门外侦察，来往的人瞧见了，都觉得好笑，我们却是如临大敌般的严肃。“来了！”侦察员发出信号，从袁推开门的那一刹那起，我们的机器就开始转动，当他到旁边走廊推摩托车时，我喊摄像师把镜头推近，他耳朵也够尖的，听到了，故意撅着屁股对着机器，气得我直喊：“屁股也拍！”出门时，反正我们已经暴露了，我叫摄像师贴近去，袁却故意低头，用头顶对着。出得门，他即一踩油门，呼啸而去，还抬头扬手，一副得胜回朝的模样。摄像师扛着机器追击，搞得像拍惊险片似的，惹得围观者大笑不止。摄像师气喘吁吁跑回来：“导演，能用能用，有意思！”这叫干什么呢？从影几十年了，还从来没这般干过。
因为我惹恼他了，全主任不便找他了，辛秘书也不敢惹他，得靠我自已了。我的办法是“缠”！只要他在办公室里，我就在门外的走廊里转悠（进屋要影响他工作，怪罪下来担承不起）。他走出来，我就盯着他，也不说话（该说的都说过了），那意思是，我铁定了要拍，你看着办吧！他也看看我，随即转身就走，进另一间屋（也不定是他要进的屋）。这样的次数多了，他就干脆低头不看我，我也不拦他，只是表明：我还盯着您呐！
一天，我看见一群七八岁的小朋友在走廊叽叽喳喳，往各个房间里窥视。辛秘书告诉我：湖南的一个台要拍小朋友采访他。他们在找他呢！
我一看有门，即通知做好准备随时加栓。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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