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人遗憾的是，有些人找到了，他们却谈不出什么，或者是不愿意谈。“农工嘛，就是与泥巴打交道的人，泥巴永远在，人嘛，被泥巴一点一点地吃掉了，最后自己也成了泥巴，与泥巴打交道的人就是这命。”说这话的是一个干瘦的、皮肤像老树皮一样、有两双奇特的大粗手的老人。
还有位老人对我所做的事不屑一顾：看样子，你要为这些女兵树碑立传吗？我看不用。伺候机器的人机器会记住他，伺候泥巴的人，泥巴会记着他，这就足够了，足够地真实。书上的东西，我们不奢望也不信任。那么多书，连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回答过。为什么朝朝代代，苦的都是在泥土中翻滚的人。我记得他说完这句话后，“哧”地冷笑了一声。
我记得自己当时无言以对，尴尬而慌乱。他的话和那声冷笑一直刺痛着我的心。
我一直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我想我能做到的，也就是写一点真实的文字，和他们以及他们的庄稼一样真实的文字。
有一位白俄罗斯作家说过，正在身边而又未被我们感觉到、意识到的故事太多了，犹如历史本身。
所以，当我像孩子一样每每坐在这些老军垦战士跟前，听到他们讲述过去的岁月时，我总能感觉那就是历史本身，那就是时光中最感人的成分。
我坐着客车一直往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面走。北泉镇过了，大泉沟镇过了，十户滩镇、莫索湾镇过了，汽车折向西北，进入了东阜城镇，这是农八师一四九团团部所在地。它孤悬于垦区之外，被中国第二大沙漠紧紧地包围着。走在田垅之上，你甚至可以感觉出这片土地在沙漠紧逼之下的挣扎。
这是一块硬在沙漠中开垦出来的土地。
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开了二十六年拖拉机，最后从一四九团砖瓦厂退休的廖群。不想来到这里之后，她去石河子为女儿带孩子去了。我只好又返回石河子找她。经过多方打听，终于与她联系上了。
可能是长期与泥土打交道的缘故，她保持了纯朴的本性，但泥土也使刚满六十五岁的她显得比同龄的人苍老了许多。
我们进疆的湘女主要是五一年和五二年，经戴庆媛和朱楚湘到新疆军区档案馆去查证，五零年和五一年有三千多人，这有花名册；五二年只有统计数字，是四千多人，共八千余人。最大的不过二十岁，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在整个新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留下过我们湘女的足迹，只要有团场的地方，就留下了我们湘女劳动的身影。每一片绿洲，包括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厂、八一水泥厂、八一面粉厂、八一合作总社、八一毛纺厂、八一糖厂都浸透着我们的汗水。有不少人埋骨天山，长眠新疆。
人家说我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其实，好多湘女不仅仅是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终生，好多人还接来了自己的父母，后来，兵团需要劳力，需要人口，他们又动员来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种一人来疆牵动全家来疆的情况很多。
宋承莲自己吃了很多苦不说，有了孩子后，就把母亲接过来了，母亲离开了长沙的生活环境，到新疆来吃玉米渣子，吃土豆白菜，受风沙严寒，最后埋在了新疆。后来，她又动员弟弟从长沙来到了她千作的一四三团。她弟弟一直工作在该团水利战线，是总工程师，一九九四年在指挥抗洪抢险时，不幸牺牲了，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土称号，也是埋骨天山。
还有吴楚芸，她儿子邹明一九—七六年在支援巴基斯坦时，为抢救战友牺牲在异国的土地上。她想着毛主席的儿子牺牲在朝鲜而安葬在朝鲜，因此，她没有要求运回儿子的遗体。郭清秀的母亲漆瑞英在九四年以八十四岁高龄去世后，按她的遗嘱，把骨灰撒在了玛纳斯河。而埋骨天山的女兵仅崔曼琼来疆时所在的分队就有刘益成、王春年、刘国安、童春珍、刘永琴、王丽丽、汤佑芳等。
我原名廖文藻，湖南衡山县人，一九五一年三月入伍，我父亲是醴陵县政府的一名科长，我是他的独生女。
我到部队后，分在二十六师休养所当护士，我是主动要求去开拖拉机的，没想一开就开了二十六年，这在湖南女兵中是唯一的。
不用说，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很多人坚持不下来，就当家属去了。要说我不后悔也是不真实的，当初如果当护土，以后的生活会轻松许多。现在，伺候了一辈子泥土——到砖瓦厂也是和泥土打交道，只有三四百元退休费，还只能领百分之八十。但这是自己当初的选择，怨不了谁。
我工作的地方都是苦地方。先是开发苇湖，然后又去了莫索湾。
那苇湖的苇子跟竹子一般粗，无边无际，一掉进去就很难钻出来。那儿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老鸹最多，好像全世界的老鸹全集中到这里来了。一飞起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像乌云一样遮天蔽日。野猪、野狼也不少。有天晚上收工回来，我就被一条四条腿的“老兄”悄悄盯上了。走着走着，它突然把前爪搭在了我的肩上。我知道遇上麻烦了。只要我一扭头，它便会一口咬住我的喉咙。说时迟，那时快，我运足全力猛然抓住那两只爪子，狠命往地上摔去，我第一次知道狼的力气有那么大，我差点没有整过它。
这些大动物还好对付，最令人伤脑筋的是蚊子。一到夏天，就是蚊“雨”倾泻，蚊“雷”震耳。一张口就飞进好几只，一伸手就抓一大把。有人说，那儿是“白马进去，红马出来；瘦子进去，胖子出来”，马怎么红的？蚊子咬红的；瘦子怎么变胖的，蚊子给咬肿的。还有蛇，我有一天早上起来，被子上竟盘了一条蛇，吓得我连滚带爬地从苇棚子里逃了出来。那里雨还多，一下雨就是一片泽国，苇棚子是挡不住雨水的，一下雨，衣服、被子和人全都湿漉漉的。最怕的还是开春冰雪融化的时候，拖拉机常常陷住，一陷住，就只能靠人推——棉衣、苇把子不停地往轱辘下垫，把拖拉机推出来，人也成了泥猴子了。苇子这玩意特难缠，一晚上能窜出十几厘米，今天刚割掉，明天又冒出来。但它爱水又怕水，割过的苇子，切口被水一沤就活不成了，我们就用这办法来对付它。
这是我在苇湖印象最深的事，而莫索湾比苇湖还要艰苦。
那已是一九五八年的事了。作为兵团的第一批拖拉机手，还在开拖拉机的已经不多了。而我是因为表现太好了，所以才没有被调走。我开着拖拉机进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莫索湾开发战不仅是玛纳斯河流域，也是整个兵团开发史上最壮丽、最辉煌的一章。
莫索湾荒原因其幅员辽阔而极具诱惑力。历史上曾有人试图向荒原发起挑战，但都失败了，这包括大名鼎鼎的左宗棠。这里的西营城、野马城、东阜城等屯垦遗址，就是他当年的军队留下来的。那半掩于黄沙衰草之中的断壁残垣散落各处，警示后来者莫要轻易来碰这让他们一次次屯垦失败的荒原。
但农八师下达了开发莫索湾的命令，要求各老场选调精兵强将，自带农机具，全力支持创建新农场。
各路人马或徒步，或乘坐汽车、拖拉机，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大漠深处。整个大漠立即沸腾了：打荒、运荒、犁地、修渠、铺路、植树、歌声、打夯声、号子声、机器轰鸣声与烧荒的烟火、高扬的尘土，组成了一个壮阔的、战天斗地的劳动场面。
那个苦呀，真不知该怎么说。首先是没有水喝，吃的、用的水都是从几十公里以外拉来的。正是年初，拉的都是冰，得加温化开才能喝。每人每次只有一小杯水，官兵一视同仁，绝无后门可走。洗过脸的水还得用来洗衣，洗脚，即使嘴唇干得冒血珠子，也舍不得沾一沾宝贵的水。冬天过去之后，冰雪化完了，就只能喝蜇嗓子的苦水了。沙漠里的风特别厉害，三五天就是一场，都是裹着沙石的狂风，一来就搅得天昏地暗，有时还刮黑风，那风一来，连站在你面前的人都看不见。沙石打在脸上，像针锥一样难受。这风也开开玩笑，搞搞恶作剧，有时大家正坐在地头开会，它也参加，迎着他你睁不丌眼睛，所以只能背对它，好啦，等你会一开完，它已用裹挟来的沙子在你背后做了个“沙靠背”。最害怕的是小麦要灌浆的时候，它来了，一扫过麦田，就是一片狼藉。大家把麦子扶起来，它又光顾，反复折腾你，所以那时的麦秆儿长得有点怪，总有三五道弯儿，大家开玩笑说莫索湾的麦子富有“曲线美”。有时候，它一扫过，麦子再也扶不起来，每个人都会暗暗落泪。还有就是这里的地穴特别多，拖拉机老往里面陷，那是老鼠、野狼、蚂蚁和烂掉的树根造成的……
但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军垦士垦荒的步伐。莫索湾开发于一九六零年胜利结柬，二年多时间，共开荒造田九十多万亩。另外，还建房两万多平方米，造林：三万三千亩，栽果树四千四百多亩……一个个新农场像梦一样出现在准噶尔腹地的荒原上。
我始终参加了这场会战。并留在了这个叫东阜城的地方，在这里，我投入了新的战斗，那就是保卫垦荒成果。
沙漠是难以被制服的。它是世界上最顽固的东西。它们总想着要“收复尖地”。莫索湾开垦出来了，但要守得住才叫最终的胜利。
不等你站稳脚跟，它仃J就开始反攻了。这包括从地上来的干旱，从空中来的风沙，从地下冒出来的盐碱。
对于干旱，只有修灌溉系统。干渠、支渠像动脉，贯穿各垦区；斗渠、农渠像小血管、毛细血管，遍布每块条田。全国最大的灌溉系统之一就在我们这儿。而石河子的水库就有十几座，蓄水近亿立方米。像蜘蛛网子一样的水渠就达一万五千多公里，想一想，真是不敢相信那是我们用双手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