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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董卓、袁绍和袁术三个人，在皇帝问题上都犯了错误。
董卓是废立。废掉了少帝刘辩，扶立了陈留王刘协为帝，历史上称为献帝。献帝是谥号，是死后才得到的称号，生前史书上称为帝、天子等等。臣僚们则称为天子、帝、皇帝、今上等等。但我们现在讲史，则常常称呼他的谥号献帝，这是为了行文上的方便以及和其他皇帝有所区别。
袁绍是另立。初平元年─二年（公元190─191），勃海太守袁绍和冀州牧刘馥等要立幽州牧刘虞为帝，由于关东各路诸侯意见不一，特别是刘虞本人坚决拒绝，这个计划便流产了。
袁术是自立。建安二年（公元197），袁术于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自号仲家。
易中天认为：对待皇帝问题的这三种错误态度，是董卓、袁绍和袁术在群雄角逐的斗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我认为：实事求是地说：这三种情况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对皇帝问题不能估计太高、言之太重。
从大的背景来说：当时汉室凌迟、皇权衰落，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把皇帝当回事，皇帝这张牌，并不那么灵了。拿孙策来说，他过江作战，把江东看成好像是无政府的蛮荒之地，扬州刺史刘繇、会稽太守王朗、豫章太守华歆，都是朝廷所任命的官员，而孙策败刘繇、捉王朗、降华歆，并未考虑到朝廷的因素，丝毫也没有尊重皇帝的意思。而这几个朝廷命官，也没打过朝廷和皇帝的旗号，他们和孙策之间似乎只是军阀之间的争斗，凭的只是实力，扬州、会稽和豫章等州郡，给人的印象都是独立王国，和朝廷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现实，皇帝的因素实在是微乎其微了。
其他军阀之间的角逐也无不如此。就说官渡之战吧，袁绍有抢皇帝之心，曹操也时时提防皇帝被他抢走，但这仅仅是名义之争，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曹操能够以少胜多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手里有皇帝（这和打扑克不同，打扑克抓到大王，作用要大得多了），而是因为烧了袁绍乌巢的军粮和许多其它因素。
现在我们就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董卓的废立和袁绍的另立，究竟有多大的作用。
董卓的废立。尽管当时人们出于维持现状的心理而表示反对，袁绍还因此和董卓闹翻，“横刀长揖而去”，亡命冀州；但董卓还是一意孤行，废了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当了皇帝，是为献帝。但立了也就立了，朝臣们照样三呼万岁，人们还是接受了。当袁绍要另立冀州牧刘虞为帝时，曹操还表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自管北向冀州尊奉刘虞，我还是西向长安尊奉当今的皇帝（献帝）。”可见曹操承认了董卓废立的事实。人们反对董卓不是因为他废立皇帝，不管原封不动地由刘辩当皇帝，还是废了前者由刘协当皇帝，人们都照样反对他。反对他是因为他控制朝廷，专断朝政，是因为他的跋扈和残暴。在人们的心目中，“废立”这个因素，并不占什么太重要的位置。
袁绍的另立。袁绍、韩馥等人提出后，串连没有成功，计划流产了，因而在政治上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如果成功了呢？袁绍便有“另立中央”之罪。但这只是嘴皮子上的东西，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军阀之间的混战，凭的是实力，要的是硬件，手里有个皇帝，也吓不倒谁；别人反对他“另立中央”，用吐沫也淹不死他。也许大家会因此吵一阵子，双方都拿皇帝说事。但吵归吵、骂归骂，最后还得用武力来裁决。
袁术的自立。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当时人们的正统观念还很严重，很多人只能承认由刘邦传下来的那一支姓刘的人来当皇帝。刘辩、刘协、刘虞他们谁上谁下，人们并不那么在乎；而由姓袁的出来称帝，人们就无法接受了。“四世三公”又怎么样？“八世三公”也不行！于是袁术便成为众矢之的，吕布打他，曹操打他，刘备也堵截他，他的部下雷薄、陈兰也不收留他，终于在颠沛流离之中死于江亭。
看来在易中天所举的废立，另立和自立三种错误做法中，废立和另立影响并不太大，实际的负面作用也不是那么明显的；只有袁术的自立却遭到现实的报应，使他自取灭亡。看来这在当时是一条高压线，是随便踩不得的。无怪乎曹操把自立称帝形容为“放在炉火上烤”，而至死也不敢问津了。
第二个问题：易中天关于皇帝问题的论述，特别剖析了“奉天子”和“挟天子”的本质区别。
易中天注意到：曹操方面的说法是“奉天子”。毛玠说：“奉天子以令不臣。”贾诩说：“奉天子以令天下。”而袁绍方面的说法则是“挟天子”。沮授说：“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田丰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
易中天进一步分析说：
“实际上，这事从一开始曹操就高了袁绍一头。高在哪里？高在格调，高在品位。……奉，是尊奉、维护；挟，是挟持、利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是要实现国家的统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是要实现个人野心。一个光明磊落、一个鬼鬼祟祟，岂能同日而语？毛玠说得对，‘兵义者胜’。不义，气度上就差了一截。”（《品三国》71页）
这些话乍读之下，似乎令人觉得满有道理。但仔细琢磨起来，似乎问题也并非这么复杂，易中天使人有故弄玄虚之感。其实，袁绍方面所说的“挟天子”也好，曹操方面所说的“奉天子”也好，都是要把皇帝弄到手，利用皇帝的名义说事，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过“奉天子”说得客气一点，隐蔽一点，“挟天子”说得直截了当一点而已。易中天不是盛赞曹操说真话的精神吗？不是说曹操“真实”、“本色”吗？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曹操方面说的不是真话，反而袁绍方面更为真实、本色一些。反正“奉天子”也好，“挟天子”也好，前提都是君弱臣强，皇帝淪于权臣的控制之下。如果皇帝像高祖刘邦、武帝刘彻那样，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那就会由皇帝“以令不臣”、“以令诸侯”了，就不需要权臣这么干了。而只要皇帝被控制在权臣之手，他就是傀儡，还有什么独立意志可言，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第三个问题：奉迎皇帝的作用。
易中天认为：在皇帝问题上，只有曹操的迎奉天子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效益最高的政治策略。那么，曹操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易中天说：
“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县后，不但没有损失什么，或受制于人，反倒捞到了不少实惠。他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收河南地，关中皆附）。更重要的是：他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有的反对派都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品三国》71页）
这话说得很对。这就叫取得了政治优势，迎奉皇帝确实有一些好处。但这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了，这些好处是相对的，有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我在上面说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皇帝的牌也不那么太灵了。
在书的另一处，易中天又说：
“不要以为你掌握了个小皇帝，当了个大将军，天下就是你的了。没有的事！
事实上，袁绍不听他的，袁术不听他的，吕布、张绣这些小军阀也不听他的，更不用说远在天边的刘表和孙策了。皇帝的旗号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天下还得靠拳头打出来。”（《品三国》68页）
这话也说得很对。但和前面的观点相对照，则是矛盾的，起码在分寸上相差甚远。前面的说法把奉迎皇帝的好处绝对化了，这一说法则相对化了，甚至说曹操手里有皇帝也没有人听他的，打天下还得靠武力。
易书有这样一个特点，有的论点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使人觉得互相矛盾；但在易中天那里却不是矛盾的，这里说过了头，那里又拉回来，正反都有理，但却使读者糊涂起来，你的意见究竟是什么？
易中天又说：
“任何说法和决策都是双刃剑。毛玠和荀彧为曹操设定的这个“政治正确”和“正义旗帜”，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也给曹操戴上了紧箍咒。尤其是荀彧提出的尊奉天子，大公无私和弘扬正义这三大纲领，全方位地遏制着曹操的个人野心……使他终其一生都不敢取现任皇帝而代之，悍然称帝。”（《品三国》74页）
这话不对。如果毛玠和荀彧真以为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就等于给曹操上了紧箍咒，可以遏制他的政治野心，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曹操是不会这么想的，曹操不是孙猴子，毛玠和荀彧也不是观世音，他们是不能给曹操戴上紧箍咒的。
若说是双刃剑，另一方面应该是：奉迎皇帝也给曹操带来了政治包袱，落了个挟持天子，专权窃国的恶名。在那个年代，挟持皇帝的事，一幕接一幕地轮番上演着：先是宦官控制皇帝，以后又是何太后擅政，接下来皇帝又相继落入董卓、李傕、郭汜、董承、杨奉手中，曹操迎献帝都许，人们认为也是换汤不换药，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所不同的是：曹操比其他挟持皇帝的人有政治头脑，可以利用皇帝的名义搞出更多的名堂而已。在汉朝官员的眼里，曹操是一个奸臣，甚至是奸贼，他们的反抗此伏彼起，从来没有间断过。重要的有建安五年（公元200）的“衣带诏”事件；建安十九年的伏完事件；建安二十三年（218）的太医令吉本等人的反曹事件；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的西曹掾魏讽造反事件等等。每次曹操都杀了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