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文臣和太监 作者: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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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文臣和太监 作者:十年砍柴-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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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着崇祯帝自杀前所写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临死前依然说“诸臣误朕”一则反映崇祯帝刚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际的心情:你们这些大臣,世受国恩,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一个人也见不着,白养你们了!
  历史记载中,崇祯帝自杀前那几天惊慌失措,犹如一头困于笼牢中的野兽。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将北京城围成铁桶一样,崇祯帝还在御案上写了一句“文臣个个可杀”,密示近侍。尽管随即抹去了,但可见此时君臣已同水火,相互不信任到何种地步。这种情形下,很难指望有大臣和他一起殉国。
  十八日外城陷落,他问太监为什么没有京营兵护驾,太监回答说:“皇爷安得有兵?京营兵皆散,今惟有劝皇爷走耳。”走投无路的崇祯召新乐侯刘文炳等带家丁前来护驾。刘的回答是:“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岂能当贼?”刘文炳说的是实情,明朝从洪武帝开始,对大臣监控甚严,大臣如果自己训练家丁,那就有私练武装的嫌疑,可能危及江山,是大罪,而一些没有经过训练的家仆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此时崇祯尝到了祖宗之法结下的苦果。
  当日崇祯将长平公主的胳膊砍断,叹息道:“汝奈何生我家?”命令太子化装逃到民间。他自己也趁黑微服到朝阳门,要出城,守门的不放行,说天亮再说。——这也是规矩,但此时李闯大军在外,稍微有点良心的人不会拘泥于成法,无论是城中哪一个达官贵人,能放出一个就可能救活一人,但此时守门的已生了异心,他们在为李闯守门不让人逃命,好日后邀功。崇祯扈从想夺门而出,守门的反而用大炮回击。他命令人去叫负责守朝阳门的朱纯臣来开门,可朱府看门的人说老爷赴宴未归。——此时哪能有闲心去赴宴,分明是托辞。走安定门,门闸太坚固,打不开。太子叩嘉定门想外逃,守门的官员周奎自顾自睡觉,兵士不理睬太子。
  一个皇帝连自己都城的门都打不开,这说明几乎所有基层办事人员都知道大明将亡,纷纷为自己找后路了,崇祯除了投降,绝无生路了。
  孔尚任写的《桃花扇》,虽是戏曲,但真实地再现了明亡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提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听说崇祯驾崩,唱了一出《哭主》,他捶胸顿足对着北方哭道: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这曲《胜如花》道尽了孤家寡人崇祯帝殉国的凄惶,堂堂天子,竟然不如“飘蓬断梗”。
  李闯进城后,有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史以及一些公侯、驸马自杀。这些人算是大明的忠臣,但我以为他们不降于贼是报朝廷之恩,未必报崇祯个人之恩。而投降的更多,大学士李建泰以下,包括兵部尚书、户部侍郎、工部侍郎等众多高级官员。明代文秉在《烈皇小识》中列了个长长的名单,共一百三十二人。文秉还特意点了几个关键的投降者的所为:
  “逆闯入都,首先劝进者,陈演(内阁首辅)、朱纯臣(就是以赴宴搪塞崇祯不开朝阳门让皇帝逃生的那位)也;向贼叩头求用,指斥先帝为无道者,魏藻德(内阁首辅)也;从狱中出而为贼策下江南者,张若麒也;其颂贼为救民水火,神武不杀者,梁兆阳也;代贼焚毁太庙神主者,杨观光也;大负先帝委任,终以拷掠死者,李国桢也;先帝求金不应,东宫出亡不纳,终赍盗粮,尽为贼有,负君辱国,贻恨千古者,周奎也。”除了这些大臣,还有崇祯很器重的守城太监,后开门投降的曹化淳等。
  崇祯尸体被李闯军队发现后,停灵数天,《烈皇小识》载这些已投降的旧臣对先帝尸体的表现,“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斜着眼睛瞟一眼就过去了,人情如此之薄!
  据《明季北略》记载,崇祯梓宫暂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两个和尚自愿前来为大行皇帝超度,李自成的两大重要部属宋献策和李岩经过此地。岩对宋说:“何以戴纱帽的反不如和尚?”宋回答:“那些纱帽原是陋品,并不是和尚之品比官员强。”李岩再问:“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为什么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宋献策的回答是:明朝的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因此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新进者心想,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哪有马上死的道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思忖,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就算一人死了也于事无补。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认为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
  这段对话,未必是信史,但多少反映当时一些有见识的士人对明朝情感之冷薄。科举是表面上的原因,本来明室仅仅把八股制艺作为笼络也是控制读书人的手段,读书人也只把它作为敲门砖。所谓忠义之说,远不能遮掩利益驱动的本质。所谓明朝养士三百年的“养”,和用草料养牛马差不多,多数士人哪会给它尽忠?
  清代定鼎中原后,追赠崇祯的谥号为“庄烈帝”,帝王死于宫外者为“庄”,而自杀很符合“烈”字。崇祯皇帝既不像汉献帝那样懦弱,也不像隋炀帝那样残暴,也不像南唐李后主、宋徽宗那样醉心于诗词书画而荒了国政,而是很敬业、颇思进取、一直想匡正爷爷万历、哥哥熹宗执政时的过失。因此崇祯的死更具有悲剧意义,比其他亡国之君博得了更多的同情。
  明朝养士三百年,最后大敌当前,这些食朝廷俸禄的人很多都这个样子,当然可以说这些人无耻、软弱。可他们天生就这样无耻吗?同样是读书人,宋末士大夫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度足让明朝士人汗颜。同样读孔孟书,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我们要比较一下宋、明两代养士的差别。
  宋代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和崇祯帝相比,同样是自杀,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凄凉而是悲壮。大明和李自成军事力量的对比,远不如南宋和蒙元军事力量对比那样悬殊。蒙元是在扫平欧亚大陆,歼灭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后,包抄了疆土狭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时的蒙元来攻击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级大国美国进攻伊拉克一样,胜负早定。即使这样,南宋独自抗击了蒙元几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边的崖山。蒙元水师逼近,宋军在张世杰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惨烈无比的“崖山保卫战”,因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蹈海自杀。史载:“后宫诸臣,从死者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大战中与帝室失散的张世杰知道少帝已死后,领着船队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岛一带海面时遇飓风溺死海中。
  张世杰、陆秀夫和在北京就义的文天祥被后人称为“宋末三杰”。而为大宋殉葬的士人远不止这三人,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长沙)时,岳麓书院几百个儒生全部战死。
  而明代呢?皇帝自杀时,身边连半个陆秀夫都找不到。清兵南下时,投降的大臣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江南一些缙绅起兵主要是以复社文人做领导,他们大多是不受重用或闲呆在家中的在野知识分子,如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如唐世桢,一个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清兵下江南后,跟随唐王抗清,最后被清廷杖死。《研堂见闻杂录》感慨:“忠臣烈士,不出于缙绅,而出于一青衿弟子,不出于食禄大臣,而出于偏藩几日之薄官,其为明朝结三百年之报,惟公一人矣。”而东南文人领袖钱谦益,口口声声要殉国。待到国亡时,小老婆柳如是劝他投河以成大节,钱说水太凉了,以后再说。他最终还是投降了清朝,没当成陆秀夫。连后来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这些投降的大臣,说汉族文人太柔弱,让他们入了《贰臣传》。
  明末文人无耻者、贪生怕死者众多,而整个大明,提倡理学是不遗余力的。读书人从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们培养出许多洪承畴和钱谦益。
  明代的教育为什么失败?关键是统治者并没有尊重文人,他们没有真正把文人当成有独立意识的人来对待,而是当成奴才来处置。明廷所要培养读书人的忠,乃是忠于一家一姓、带有奴性的忠,而非爱社稷、护百姓的大忠。
  可以说,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除了其间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几个对文人不错的皇帝外,大多数皇帝和文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朱元璋几乎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改造文人,让文人的自尊扫地,气节不存。他动不动就打大臣的屁股,他赋予太学以下各类官学的管理人员有任意侮辱读书人人格的权力。到了他的儿子朱棣,更是变本加厉,灭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的灭族是当权者在向天下的知识层昭示一个道理:不要忠于道统和原则,而是要忠于最终的胜利者。
  明初朱元璋父子用侮辱人格的方式来对待士人。经过仁宗、宣宗等相对仁厚的皇帝执政,士人的正气也渐渐地又被培植起来,打屁股不再是耻辱,因为直谏而被杖,倒是一件足以自傲的荣誉。孟森先生说:“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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