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的南京乡试，是明末最有名的一次乡试，许多江南名士都在这次考试中中举，复社诸士通过这次考试集体进入人们的视野。此次乡试，杨廷枢中第一名解元，同时中举的复社人士有张溥、吴伟业、吴昌时、陈子龙，这些人又先后中进士，进入仕途。特别是第二年张溥、吴伟业师徒同时中进士，一起进入翰林院，吴会试是第一名会元，殿试为第三名探花，更是科场佳话。
这年乡试揭晓后，张溥为首的复社众名士在秦淮河的花船上举行金陵大会——那时候才子们喜欢在声色场所会友论文，极大地促进了青楼文化，使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这类名妓有机会脱颖而出。黄宗羲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后来回忆，与会的除了他和沈寿民、寿国三人外，其他人都是刚刚考中的举人，可以想象江南名士相聚，科场得意再加美人在旁，张溥等人该是何等的兴高采烈，对黄宗羲而言，则是众士皆得意，斯人独憔悴。这次落第后，他在京口（今镇江）碰到了被温体仁排挤回乡的内阁大学士文震孟，文看了他落第的试卷，十分惋惜，安慰他“后日当以古文鸣世，一时得失，不足计也”。这句话对黄宗羲影响至深。
随后，黄宗羲又参加三次乡试，都落第。因为当时的秀才除了可以在本省参加乡试外，还可以去北京、南京参加顺天乡试和应天乡试，一些人在本省考不中，总愿意换个考场碰运气，黄宗羲的几次乡试分别在杭州、南京、北京参加。像黄宗羲这样的名士，有些考官愿意把他揽为弟子，可命运总和他黄氏兄弟开玩笑。他参加南闱考试时，北闱的考官到处搜罗他和弟弟的卷子；等他来年换成北闱应考时，又有考官在杭州搜他们的卷子想将其录取，总是失之交臂。1642年壬午乡试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考试，是年三十三岁，两年后明朝灭亡，清军入关。他先参加鲁王的抗清部队，后隐居林下泉边，一心做学问，矢志不做清朝的官。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崇祯三年他和张溥等人同时中举，日后再顺利考中进士，那么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他就会入仕做官，不但案牍劳形没时间做学问，仕途十来年他的官位不会太低，在官场上的名气会越来越大，这些在朝代鼎革之际加大了他的风险。尽管他也组织“世忠营”参与抗清，但是一介布衣，毕竟没有故明官员那样惹人注目，所以才有可能逃生。
我们再来看看当年秦淮河中聚会中那些得意者的最终命运。为首的张溥进翰林院后，得罪温体仁，干脆回家讲学，在明朝灭亡前生病郁郁不得志而逝；他的高徒吴伟业降清；吴昌时在崇祯十六年，明亡前一年做到吏部文选司署理郎中（吏部选拔文官的代理司长，文选司是六部中权力最大的司），卷入政治漩涡，被崇祯帝杀死；陈子龙参加抗清，兵败在太湖投水自杀；第一名杨廷枢在清朝下剃发令后，不愿意留清朝那样的大辫子而被杀死。
这些人在科场上比黄宗羲得意，因此能顺利进入仕途，官做到一定的时候，清兵南下后，他们是重点关注对象，不投降就死于节义，几乎没有别的结局。黄因为不是官员，风险更小，再加上这老先生自我保护能力更强，得以躲过清军南下初期的暴风骤雨。等康熙朝时，江南基本上平定了，朝廷对汉族知识分子以怀柔为主。黄宗羲经历了家国巨变，目睹了天翻地覆，本人好学深思，活得又足够地长，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才使他有成为大学问家的可能。
《皇帝、文臣和太监》第三编 太监之乱政
好制度为什么走样（1）
阉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夫人主受命于天，原非得已；故许由、务光之流，实见其以天下为桎梏而掉臂去之。岂料后世之君，视天下为娱乐之具。崇其宫室，不得不以女谒充之；盛其女谒，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相因之势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阉宦》
好制度为什么走样
《明史·宦官传》开篇就有这么一段话：“明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内外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诸有司不得与文移往来。”
汉唐两代，算是中国国势非常强盛的朝代，可太监为害也很大，到了后期，已经直接干预皇帝的废立。朱元璋以史为鉴，提出这种防范制度不可谓不严密，不可谓没有针对性。但历史给太祖高皇帝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有明一代，阉祸之乱，甚于前代，一直伴随着皇朝覆灭。
为什么现实与理想差距这么大呢？也许有人说，经是好经，被后人念歪了；制度是好制度，被太祖的不肖子孙破坏了。果真如此否？细究起来，这个结局几乎是铁定的，没法避免。
分析太祖定下的规矩，似乎他已经从政治架构、政治待遇、薪水报酬等各个方面限制了太监参与政事，不给他们高级别的官衔，不让他们兼外廷的官职，不让他们和外官通来往，不让他们拿很高的薪水，甚至用“预者斩”这样的严刑峻法威慑太监，似乎每个细节都加以防范了。但是这种制度是理想化的制度，是一种并不建立在当时政治、经济现实和社会规律之上的制度，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朱元璋在位时，凭借自己的个人智谋与威严，能够让这种制度不走样，但到他的子孙那样，必定走样。
首先我们看看，这样的制度违背了起码的人性。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待遇如此之低，而太监们却是牺牲男人最宝贵的东西来伺候皇帝的，有所失必有所求，所失者多所求者也多，人家把男人的那东西都割掉了，就奔着月米一石的待遇去，显然太不符合人情了吧。再说呢，太监作为皇帝朝夕相处的奴才，他们比谁都更能接近最高权力，仅仅靠吓唬人的祖制很难阻挡权力的诱惑。就如一个工资微薄的保安，让他看守一座金山，他能没有想法吗？
再者明太祖废除了宰相，朝廷大事都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看起来是乾纲独断，可他哪能保证后代继位者都像他那样为了大明江山宵衣旰食，就像好不容易买来良田千顷的土财主，非常勤俭节约但不能保证身后不出败家子。废除宰相，大权收回来，可一个人当家作主保管一大份家业，那么奉承巴结他的贴身奴仆，一定会想办法分肥，太监就是这样蚕食了一部分皇权。如果在废相之前，帝国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分置的，家族公司的董事长靠血统继承，而总经理是职业经理人，凭能力选拔，如此混蛋董事长的私人秘书要想控制公司不那么容易，总经理和各部门经理比较容易防范董事长私人秘书。可大明是董事长和总经理合二为一，这皇帝一昏庸，私人秘书上下其手干预政事就太容易了。
如果明朝皇帝都像朱元璋那样对太监那样严酷，肯定会让太监怨声载道，合计起来对付皇帝，甚至还会危及皇帝的安全。一个当家的和私人秘书的关系都搞僵了，他还能睡好觉吗？朱元璋是开国皇帝，他能采取这种非正常方式控制太监，后代哪有这种能力？决心当一个好皇帝的建文帝，“御内臣甚严，诏出稍不法，许有司械闻”。这完全是按照皇帝爷爷的既定方针办，建文帝算是孝顺的孙子。可时势异也，他没有爷爷的威望、能力和经验，还坚持祖制肯定会碰钉子。果然，他叔叔朱棣起兵造反后，宫内的太监痛恨建文帝太严厉，身在曹营心在汉，纷纷和朱棣暗通款曲，为叛军通风报信。朱棣得了皇位后，对太监的态度马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例如郑和可以带兵出使。对朱棣来说，自己皇位的巩固是最大的利益，他必须利用内臣来控制那些人心隔肚皮的外臣，用内臣总觉得比用外臣放心。在个人利益面前，祖制肯定会被抛弃。他的手腕和父亲一样厉害，尚能控制被重用的太监，可规矩一旦破坏了，前有车后有辙，后面的皇帝再像他那样重用太监，负面效益就会越来越显露出来，再想走回头路，恢复祖制，会寸步难行。就如崇祯帝剪除魏忠贤后，也曾严格限制太监干政，但终于挺不住最终回到前代皇帝的老路上。因为此时，太监干政已经成了承袭两百年的不成文法，皇帝也没有力量去对抗。
由此可见，一项制度的优劣不在乎纸面上多么合理、多么先进、多么严密，而是在乎现实的大环境、整个宏观制度是否能支撑这项制度健康运行。
没有属于郑和的那片海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
在对郑和功业的缅怀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人们总爱把他和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对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改变了整个世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郑和呢，除了给皇帝带回来一些类似长颈鹿那样的吉祥物、留下一些荒诞和史实杂糅的传说外，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有人以惋惜的态度表达这样一种情绪：本来我们华夏民族有过开万顷波涛、拓展生存空间的机会，可惜擦肩而过。
如西欧人那样，沿着哥伦布的足迹，开拓海外殖民地，我以为并不值得艳羡。但是，以史论史，郑和等人“错过”殖民海外的机会是肯定的。并非技术上达不到，当时郑和带领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哥伦布首航时，只有三只小帆船。而是明朝那种内敛的、保守的、专制的政治制度，决定郑和下西洋倒变得有些匪夷所思了。
对郑和下西洋，大多数史官并不重视，无非把其看成扬威于海外的出使而已，其意义还远不如张骞凿通西域。对明朝史实记录极其详细的《明通鉴》，对此事也只带了一笔：
（永乐三年，公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