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郑和下西洋，大多数史官并不重视，无非把其看成扬威于海外的出使而已，其意义还远不如张骞凿通西域。对明朝史实记录极其详细的《明通鉴》，对此事也只带了一笔：
（永乐三年，公历1045年）六月，丁未。遣中官（宫中宦官）郑和使西洋诸国。
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踪迹之，且借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乃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将士卒三万七千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者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自福州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西南洋诸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使之朝贡。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
自侯显使西域后，中官奉使外蕃，后先相望，而和与显尤著云。
寥寥数笔，就点出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朱棣篡了侄子的皇位，龙椅坐得不踏实，派心腹去寻找建文帝。此其一。“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让人来朝贡。此其二。这是纯政治目的，花费这么多的钱，有没有收益？这种算法只能用于经济活动中，而政治工程是不讲代价的。
那时候的政治账是什么呢？就是大明朝的面子。大明朝即使和外藩做买卖，是一种现在看来可笑的“朝贡贸易”，大明朝只赔不赚，目的就是要人家承认自己是名义上的老大。《明通鉴》的作者以春秋笔法讽刺了一下郑和，暗示明代太监干政始于郑和等人。
作为皇帝的私人代表，郑和及其船队没有属于自己的航海目的，他们走得再远，出使的外藩再多，也只是完成皇帝交给的政治任务而已，不会有什么明确的经济目的。我以为大明从郑和下西洋的“开放”到后来的海禁，转型得那样迅速，原因是大明根本就不想要求海外的财富，只要外藩象征性臣服自己，自己赔本都行，华夏臣民供养一个皇室足够了，因此哪怕郑和发现了新大陆，当时的大明也不会建立海外殖民地，因为它是个心态封闭的帝国。
哥伦布远航的目的则不一样，他们完全是为了财富。当时的欧洲，从贵族到平民，都在传说东方印度、中国的富庶。哥伦布的扬帆出海，直接的动力就是财富，这种动力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吻合的。和郑和——这个皇帝的私人奴仆相比，哥伦布是个有点海盗气质的冒险家，西班牙女王只是他的庇护者和赞助人而已。他并非奉使去完成某种特定的政治任务，而是类似一个承包商，从大老板那里转包工程后，自己想办法争取最大的盈利。和郑和相比，哥伦布更具有个人意志，他不像个长官，更像个有自主权的公司总经理。而郑和船队的远航，完全是帝国行政触角的伸展。
攫取财富和疆土，那是包括国王、百姓、流浪汉都感兴趣的买卖，这样的买卖有激励机制，人们愿意冒死去做。哥伦布的远航才能掀起了欧洲人的淘金热。而郑和替朝廷扬威于海外，只是为皇帝和朝廷的面子添彩，对大多数人毫无好处，难怪兵部尚书刘大夏一怒烧掉了郑和的航海日志。——这没有给大明带来经济效益的远航不是劳民伤财是什么？
后宫VS宦官 以毒攻毒？（1）
明代有四个著名的宦官：郑和、王振、刘瑾、魏忠贤。除了七下西洋的郑和谨慎本分外，其他三人都是弄权的高手。
王振深得明英宗的信任，他能左右皇帝的决策。正统十四年他怂恿英宗轻率地御驾亲征瓦剌，酿成了“土木堡之变”，官军死伤十余万，其中包括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及兵部尚书、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等高级官员五十余人。王振也在战乱中被一位非常气愤其行径的将军杀死。——这是明朝立国以来最大的耻辱，是明朝由盛变衰的转折性事件。
而在英宗继位不久后，王振差点被剪除掉，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土木堡之变”，也不会有英宗重新掌权、囚禁了代宗的“夺门之变”，明朝也不会因此而元气大伤。
对王振弄权的危害，大臣们早就看出来了，但无可奈何。因为他动辄就搬出皇帝来，打压诸大臣。正统元年（1436年），小皇帝刚登基，王振为了让各位大臣害怕自己，杀鸡给猴看，首先拿兵部尚书王骥开刀。当时王骥和侍郎商议边塞事务，五日内没有奏报英宗，王振唆使英宗召见王骥，当面训斥：“你们这些人欺负朕年少无知吗？”将尚书和侍郎逮捕下狱。这一招一下子就震住了文武百官。
对有皇帝撑腰的王振，为人臣的没有什么办法，要治他，必须找出一个让皇帝害怕或有所顾忌的人才行。那么只能是皇帝的妈妈或者奶奶了。当时仁宗的正宫张氏还在世，被尊为太皇太后。这个太皇太后并不贪图权力，将政事都委托给内阁。当时内阁主事的是经历过永乐、洪熙、宣德朝的元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忠心耿耿，勤于王事。有一次，太皇太后派王振去内阁问一件事，杨士奇还没有交出商议结果，王振就擅自做出了决定，气得杨士奇三天不上朝。太皇太后很恼火，看出了王振的野心，决定除掉这个大明的隐患。
有一次，当着皇帝和内阁的五位大臣，太皇太后让人把王振叫来，对他说：“你侍候皇帝起居，很不守规矩，今天当赐你死。”宫中的女官已经把刀刃搁在王振的脖子上了。皇帝和五大臣跪下来求情，并承诺以后不许王振干预政事。王振这才死里逃生。
太皇太后死后，就没有人约束王振了，他日益跋扈，英宗自己尝到了被敌人俘虏的苦果。
明代多宦官之祸，而无后宫、外戚之殃。从洪武朝的马皇后开始，大多数皇后、太后能守本分。这位太皇太后也是恪守本分的典范，宣宗去世后，有大臣请她垂帘听政，她说，“不要坏了我祖宗之法”，可谓见识不凡。
垂帘听政是后宫干政的最高形式，自然不值得提倡，其祸患无穷。清代那拉氏秉国几十年，就是很好的证明。然而容我做一个假设，如果英宗时，太皇太后真的垂帘听政了，也许更方便诛杀王振。
如此说，并非说垂帘听政是应当的，而是在专制的皇权社会，要对付一种病态的权力，必须利用另一种病态的权力，如医术中的“以毒攻毒”。舍此以外，别无他法，因为皇权社会不是民主社会，它没有建立一种权力制衡的良性体制。这一点在汉末显现得更突出，一会儿是外戚和后宫联合起来，为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将宦官杀掉；一会儿又是宦官挟持皇帝，将外戚灭族。
至于五大臣也跪请太皇太后放王振一条生路，并非他们同情王振，或者和王振有不浅的交情。这五大臣中就有被王振气得罢朝的杨士奇，他当然知道这个宦官太不安分了。他这样做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他巴不得王振马上死翘翘，可是他又知道皇帝格外地喜欢这个太监。如果他毫不犹豫站在太皇太后一边，促使太皇太后结果了王振的性命，固然是为大明江山，可是他们知道，太皇太后风烛残年，一旦去世，权力都归了皇帝，皇帝会报复当年赞成杀王振的大臣及其家人。
清代的学者夏燮就此议论道：“（三杨）私意揣摩若此，又奚有于王振乎（和王振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要人不顾身家性命去考虑大明江山这个“大局”，有点苛求，因为皇帝未必领情。两害相权取其轻，人家首先想到自己以后的安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专制社会里，以毒攻毒，为人臣者为自己安危着想是正常的。
皇帝不重用太监还能重用谁（1）
太监——这个被阉割了，搞得不男不女没有性别的稀罕物种现在没有了，可是在我中华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这是个人数不算很多（即使明代太监人数达到顶峰时到一万多人，但搁在亿兆百姓中，还是个稀罕物）的物种，能量却不少。从汉代的十常侍，一直到清末老佛爷手下的安公公、小李子，大多数朝代有过太监干政、祸国。
俗话说：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可历代王朝不知道被太监乱政这块大石头绊倒多少次，帝制不亡，则阉祸必定延续。
太监乱政的重复，不是因为这些帝王健忘，而是帝制时代的家天下，决定着必然会给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奴才以揽权的极大机会。
历代主要王朝中，唯有宋代没有太监乱政，并不是因为宋代的政治生活很民主，而是当时武官几乎没有兵权，文官中从中央到地方，权力被分割得七零八碎，管纠察百官的台官和管理民政的政府官员互相制约乃至攻击，这种情况下，出现不了特别有权力的大臣，皇帝用不着用自己的私家奴才去办事，进而蚕食公权。
从根本上说，这江山都是某姓帝王的家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从秦始皇郡县制实行以后，宫和府还是有区别的。尤其是读书人通过早期的察举，后期的科举来管理国家事务，并非完全是皇帝的家奴，大多数时期是皇帝和文人集团共同管理国家，只是皇帝是这个“超级大公司”理所当然的董事长，各级官员作为“公司”的不同级别的职员，必须对董事长负责，但这些职员多多少少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也有和董事长不相同的想法。
让我拿太监乱政最严重的明代来分析。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鉴于历史上太监乱政，想了很多招防止太监有权。比如说他一再告诫后代继位的子孙，只能用太监在宫中伺候皇帝、后妃的起居之类的小事，决不能委托他们去办政事；再比如招录的太监必定是文盲，让他们不具备干政的才能等等。防范不可谓不严密。
可是明太祖的遗诏一再被后代子孙忽视，到了明代后期，军政权、情治权、财权、用人权无一不操纵在太监手中，难道能简单地说这些明代皇帝都是朱元璋的不孝子孙吗？
非也，皇帝一人乾纲独断，他便不信任各级官员，也不信任所谓的先皇留下来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