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怎把愁肠扫？
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裯。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沿房走。
夜将中，鼓冬冬，更筹三下。梦才成，还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怕。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瓦。
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凤，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样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这种《叹五更》之类的民间小调至今在许多地方还流传，格式、曲调比较固定，然后歌唱者即兴往里面添加内容，有如陕北的老汉唱《信天游》。这位白姓的书生，看来是民间文艺的水平高于八股制艺，魏忠贤一听，觉得自己更加凄凉，真的生不如死，便真的“自挂东南枝”，悬梁自尽了。
白书生用小曲为魏忠贤催命后，更多反映魏忠贤残害忠良的文艺作品很快就冒了出来。魏忠贤死后才半年，民间就开始流传话本小说《警世阴阳梦》，随后有《峥霄馆评定新镌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新镌魏监磨忠记》。杨涟、左光斗等被阉党害死的官员平反昭雪后，《杨大洪先生忠烈实录》、《周吏部纪事》等纪实性文学大为流行。同样，舞台上的伶人也不甘寂寞，很快就创作了大量反映天启朝那段惨烈历史的戏曲，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道：“魏党败，好事作传奇十数本，多失实，余为删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庙场台，观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据他回忆，扮演杨涟的演员一上台，底下的观众大呼：“杨涟！杨涟！”不知道扮演魏忠贤的演员卸装后，会不会像当年《白毛女》中演黄世仁的演员那样，差点被观众一顿臭扁。
魏忠贤刚刚倒台，就有那么多鲜活、生动的小说、纪实、戏曲出现，一方面当然反映民心向背，大家痛恨魏忠贤等阉党，这类题材才吸引眼球；但另一方面可看出明代商品经济是很发达的，尤其是文化市场十分活跃。
报大明知遇之恩的太监（1）
大明从洪武帝建国之初，就三令五申要求后代子孙防止太监之祸，可明朝太监专权甚于任何一个朝代，大明成了一个“太监帝国”。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是崇祯，那么最后一个太监则是王承恩。王承恩的权力，不如他的前辈王振、刘瑾、魏忠贤，他之所以青史留名，完全是在崇祯成为孤家寡人，没有一个大臣来勤王时，他陪伴皇帝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皇帝死后，他也自杀了。
大宋末年让士大夫代表陆秀夫完成的事情，到大明却让一个太监完成了。
这可能是冥冥中历史的无情之手在左右着，大宋文官地位空前，陪皇帝死的自然是文官；而大明太监地位空前，那么就让太监陪皇帝死吧。
前文《崇祯帝身边的“陆秀夫”呢？》，我分析无文官陪同崇祯上煤山的原因，有人认为我太片面，并举出一些李闯进城后，大臣全家自杀的例子，以及清入关后，东南一带多死难之士。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李闯进城，大臣自杀大多数不是为了殉国，事实上李闯围城时，他们有的是机会去保卫皇上，崇祯敲响召集百官的大钟，无人响应便是很好的说明。李闯进城前一些人自杀是害怕被流寇侮辱，个人的名节比皇帝的生死重要得多。李闯进城后，大肆勒索留城观望的大臣和太监，使旧政府那些本来对新政权抱有希望的高层人士失望，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便是一例。至于东南沿海的缙绅士大夫打着大明的旗帜，反抗清的入侵，更多的是保卫一种文化，保卫他们心目中华夏对狄夷的心理优势。试想如果清不入关，李闯如刘邦、朱元璋那样，能通达顺变，大顺军南下江浙一带，还会碰到对清那样激烈的抵抗吗？
大明王室和历代王朝一样，他们统治天下必须依靠稳定的科举制度培育出来的文官集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牧民之事，哪怕皇帝再能干也不能都自个儿完成，必须假手其他政治精英。可是，大明王室和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又是空前紧张。
要利用文官集团，又要防止他们手揽大权，这是明朝开国以后，皇帝碰到的最大矛盾。人毕竟不是计算机，输入一个指令就能搞定。所以洪武帝要废掉宰相，使任何文官都不可能成为政府首脑，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由皇帝一个人担当。他以为这个措施就解决了权臣控制朝政的大难题，可是他忘了他不可能克隆出无数个和他一样的后代，有杀伐决断之才，又有勤勉政事的敬业精神。大明的混蛋皇帝比哪朝都多，这些皇帝特点都一样，不敢信任文官。即使那个被张居正手把手教育成人的万历帝，害怕张先生，又拿他没办法，张先生死后便狠狠地报复，出了多年憋在心中的鸟气。
文官集团是一个有着共同职业规则和行为规范的利益集团，大体说来，他们都是前赴后继地要用“尧舜”这类标准作绳子，捆住皇帝，皇帝也是人，当然不肯就范。于是就出了很多招数，有嘉靖帝为了给生父母争取政治地位的“大礼仪”事件，嘉靖帝是软硬兼施；也有正德帝这个混小子干脆破罐子破摔，任你文臣如何说，我玩我的；也有万历帝那样消极抵抗，整年隐居深宫不见大臣，眼不见心不烦吧。
要防止像唐代那样，武将拥兵自重，宋代皇帝便扬文抑武，让文官来治军。可文官治军久了，难道就不会拥兵自重吗？问题又出来了，明代的皇帝也担心这个问题。那么来抑制文官集团的，能仰仗的只能是皇帝的私人代表——太监，以及假手太监管理的特务。
所以，洪武帝在设计制度时，就留下了不可能较好解决的矛盾，既要防文官又要防太监，怎么可能呢？两大集团总得依靠一头，大多数明朝皇帝，当然觉得服侍自己起居，深谙自己喜好的太监，比那些动不动就引用孔孟之说的文臣们可爱得多。——而且他们至少没有后代，专权、干政也就是自己威风，很难想到为子孙考虑而起篡位的念头。因此太监专权是大明政治制度运行逻辑下的必然。
咱们再说说崇祯皇帝，他比起自己的父兄来说，算一个兢兢业业的皇帝了，他总觉得自己不是个亡国之君，为什么总碰上亡国之事呢？流寇蜂起，士林道德沦丧，东北胡人侵扰。他这是在替祖宗还债呀，亡国的种子，不是一两天前种下的。他也知道太监的可恶，即位不久就清徐了魏忠贤，清理了群阉，天下士人为之鼓舞。
可是，崇祯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疏远了太监并不意味着他信任文官集团。他一直认为文官多是贪污腐化不效忠朝廷的人，——这个判断没大的错。可在天下板荡之时，你不信任这些文官，谁给你办事？袁崇焕之死，从根子上来说是崇祯帝对文官集团的不信任造成的。崇祯清洗太监势力后不久，他又开始重用太监，没办法呀，不信任文官可总得有人替皇帝办事，崇祯帝是很难跳出这样的历史循环。至死崇祯帝还在抱怨文官集团：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如果真的是群臣亡了大明天下，根本原因又出在哪里呢？
王刚在《江山风雨情》中，把太监王承恩演得狡诈而又仗义，对皇帝忠心耿耿。
这个形象我倒觉得不错，并非所有的太监被割了那东西，就立马变成坏人了，司马迁不也是被去势吗？生理上的损害带来心理的阴影是肯定的，但凡事不能绝对，太监之祸首先是源于制度之祸，而太监内部和文官集团一样，有忠有奸。比如永乐朝的郑和，万历朝的冯宝，泰昌、天启时的王安，算比较忠诚的太监。
王承恩与皇帝一起自杀，让人对他多几分带有悲凉的敬仰。好歹他用死，替三百年中成千上万的太监报了明室的知遇之恩。
太监揽权的底线（1）
明朝的宦官，扰乱国政，危害极大。但和汉、唐的区别是，他们再兴风作浪，也很难反仆为主，控制皇帝。除了那个实在太昏庸的明熹宗外，他们几乎成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傀儡，其他皇帝都能掌握主动权，再飞扬跋扈的太监，也只是皇帝放到天上的一只风筝，线还攥在皇帝的手中。
这个结果之产生，我以为重要的原因是，明朝的皇权相比较前朝，实实在在得到了加强，无论太监怎样牛气冲天，在朝廷里总预备着由一些文臣组成的“反对党”，皇帝既然能用太监来牵制文臣，打压文臣的气势，同样能用文臣或其他太监来预防大权在握的太监的“越线”。
那么，太监揽权的底线在哪里？底线是忠于皇帝，无非分之想，做到这一点哪怕再气焰嚣张、臭名远扬、贪污腐化，皇帝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如果可能危害到皇帝本身，皇帝会毫不犹豫地收拾他。既然狐假虎威，狐狸必须只能是老虎的跟随，尊重老虎的权威，如果想操纵或代替老虎，老虎可能不用自己动手，只要一声长啸，丛林里其他动物，就会积极扑上去，收拾这只狐狸。
武宗正德帝够荒唐了吧，他在位时，刘瑾之专权，一点不亚于魏忠贤，而且表面上的蛮横霸道，对文臣的凌辱，和魏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且不说他贪渎，这点毛病在皇帝眼里算不了什么，就说他毫无顾忌地侮辱文臣的人格，已十分不可想象。文臣的人格尊严已经被皇帝任意践踏，比如廷杖，文臣们认了，谁叫人家是万岁爷，是名正言顺的主子呢？可刘瑾一个太监，侮辱众文臣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