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子呢？可刘瑾一个太监，侮辱众文臣的手法比皇帝还过分，情何以堪呀。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召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宣示奸党的名单。这个名单吓人一跳，内阁大臣包括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则有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六部的郎中有李梦阳，主事有王守仁等四位，翰苑词臣有检讨刘瑞，科道则有给事中汤礼敬等十六位，御史则有陈琳等二十五位。《明史》说这些人“皆海内号忠直者也。”魏忠贤还只能借助一部分文臣打倒另一部分文臣，而刘瑾此举，简直是和天下大多数文臣为敌。王守仁被他派人追杀得无处藏身，不得已在浙江伪造跳水自杀的现场，躲到了贵州龙场驿，才避免一死。等刘瑾事败后出山，建立了平定宁王叛乱的不世功勋。
《明史》说刘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最过分的一次是，某位文臣用匿名信的方式，斥骂刘公公的所作所为，刘瑾矫诏让百官跪在奉天门——今日天安门下，晒毒日头。而刘瑾站在旁边大声呵斥，太阳落山了以后，把所有五品以下的官员收押到监狱里。主事何■、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伸等几个文弱书生，大约平时不注意锻炼身体，竟然中暑而死。刘瑾的暴虐混账，连他的同类都看不惯。太监李荣送冰镇西瓜给文臣们解渴，另一位太监黄伟则对众位下跪的大臣说：“书中所说的都是为国为民的大事，挺身出来自己承认，就算死了也不失为好男子，奈何连累其他人？”这两位太监的言行说明他俩良心未完全泯灭，可刘瑾很生气，勒令李荣闲住，将黄伟发配到南京。
这样一个恣意任为的王八蛋，正德皇帝毫不干涉，没准他还庆幸刘瑾帮他收拾那帮让他读书、让他好好呆在宫里的文臣。但再荒唐的皇帝，也会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刘瑾关系紧张的另外一位大太监张永，被文臣们争取过来，开始在正德皇帝面前上刘瑾的眼药。
张永把皇帝的心思摸得透透的，对皇帝根本不说刘瑾如何贪赃枉法、如何欺凌大臣，而是说刘瑾要谋反，要篡位。可少年皇帝正德说天下任刘瑾去取。他本来就不喜欢皇帝这个职业，只喜欢享乐。可张永再加一句，刘瑾取天下，将如何处置陛下？再荒唐的皇帝这时候也会明白，自古权臣登基，其他投降的大臣基本上没性命之忧，而被废黜的皇帝一定会被害死，不这样做，新皇帝坐江山心里也不踏实，曹丕和朱元璋都是这样干的。
正德帝总得怜惜自己的生命吧，于是和张永进行周密布置，不费吹灰之力就逮捕了这位权势熏天的大太监。本来不要他的性命，只是让他谪居凤阳，可是抄家时抄出伪造的玉玺一枚，还有出入宫禁的令牌以及铠甲、弓箭等违禁物品。又发现刘瑾常常不离手的扇子，里面藏着两把锋利的匕首。不臣之心昭然若揭，正德帝大怒，命令凌迟处死。
从被瓦剌俘虏后通过“夺门之变”而复辟的明英宗，对两个极其倚重的大太监王振和曹吉祥的态度，就更能看出太监专权的底线应当在哪里。
王振这个人不同一般的太监，他书读得不错，英宗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伺候在左右，英宗是个很重感情的皇帝，对他一直很敬重，对他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因此王振得以专权，跋扈非常，对不顺从他的大臣也打击报复，但他没刘瑾那样混账。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撮弄皇帝亲征瓦剌，身履险地。本来最开始的方案是出紫荆关，到王振的老家山西蔚州，巡视他的故乡，这对为人臣者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土木堡之变”。但这位飞黄腾达的王公公对故乡很是爱护，他担心御驾一去，扈从如云，会蹂躏当地老百姓的庄稼——那时候大多是白白地伤了庄稼，没什么国家赔偿一说。因此临时改变主意，让皇帝改道宣府，才酿出大变，连累皇帝做了俘虏，他自己也死在乱军之中。照理说对这样的罪魁祸首，皇帝应该恨不食其肉寝其皮才是。可英宗不但不怪罪王振，复位后还十分怀念这位王先生，命令祭奠王先生，招魂以葬——因为王振尸首早就找不到了，并让其灵位进智化寺，赐名该寺为精忠祠。智化寺是王振得势时修的，史称“穷极土木”，至今还在北京的大雅宝胡同附近，成为明朝建筑的典范之一，其屋顶藻井工艺之精美，世界闻名。这个大太监还算是给后人留下点不错的遗产。
另一位大太监曹吉祥原是王振的部下，和石亨等人策划，发动“夺门之变”，迎接英宗复位，这样的功劳怎样说都不过分，因此受到了重用。但他气焰嚣张，令朝野侧目。经过人生巨变的英宗，更懂得江山社稷的重要性，比青年时稳重多了，因此对那些复辟功臣的放肆渐渐有所警觉。石亨事败后，曹吉祥也感觉到危机，他想到的不是消极避祸。对于英宗这样一位有情有意的帝王来说，这样的功臣只要不轻举妄动，平安养老是没问题的。但曹吉祥想到了冒险，他的养子曹钦是带兵的都督，曾经问过手下的门客冯益：“自古宦官的子弟有没有当皇帝的？”这个马屁精门客脑子转得真快，随口就回答：“君家魏武，其人也。”说的是魏武帝曹操，曹操也是宦官的养子，而且是同姓。这下曹钦心动了，决意造反。历史有时候很有意思，同姓、同为宦官子弟只是巧合，曹操的儿子曹丕当皇帝前，曹操父子经营了多少年？再说此时的大明不是当初的汉朝，英宗也不是献帝，而且他们父子俩，谁有曹操那两下子？曹钦带兵攻入朝房，杀死几位大臣，但失败的命运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等待曹家父子的是凌迟。
太监之所以能专权，是因为他紧紧依附皇帝，他的全部权威的源头是皇帝，所以别人忌惮他。一旦他决定造反，反叛他的权力来源，就是无本之木，人人可得而诛之，连纸老虎都算不上，怎能不败。
王振误英宗，英宗不但不恨他还思念他，除了情感的因素外，我以为大约英宗觉得王振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心是忠于自己的，出了个馊主意惹来了祸事，可以原谅。而曹吉祥虽然有拥立复辟大功，但最后竟然造反，心生反叛哪怕功劳再大也不可原谅。态度决定一切，信然。通过刘瑾、王振、曹吉祥三大太监的命运，能看到阉宦专权的底线在何处，那就是：对于奴才来说，无论主子怎样纵容你，仗着主子的势力如何无法无天，但奴才到底是奴才。如果有一天想从奴才变成主子，问题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
《皇帝、文臣和太监》附编
《儒林外史》中三次非主流士人聚会（1）
《儒林外史》中聚会地点大多在江南一带，南京、杭州、湖州等地，这些地方经济发达、百业兴旺，能养活一些闲人。也因为经济发达，故文化教育发达，参加科举的士人多，考中做官的多，名落孙山的则更多。因为有非主流名士聚会的群众基础。而明代是个两京制度，真实的首都是北京，北京聚集的是主流士人，春风得意者多。南京则是个“虚拟”的政治中心，也有一套政府班子，可大多是不管事的闲差。围绕南京，不得意的名士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氛围。
《儒林外史》中三次非主流士人聚会
《儒林外史》写了一帮读书人的生活，他们大多数是非主流的，一旦像周进、范进这些寒士，中了进士做了官，他们整天想到的是那些庙堂的“大事”，和民间的非主流知识分子就不会有太多的来往了。
明代后期，天下承平日久，便出现了许多非主流“名士”，所谓非主流，就是指科举不得意者。是否能通过科举进入官场，是划分主流还是非主流的唯一标准。周进、范进等人，没中举之前，人人可以奚落他，中举后，有了官职人人巴结，丫鬟、豪宅全都有了，便立马“主流”起来。所谓的士农工商，“士”排在第一，是因为士可以做官，做官就有管农工商的权力，做不了官的“士”很多时候还不如农工商，对没有发达的士，有人还能存一份表面上的尊敬，是因为想买他的潜力股，理论上这些人未来都有名中黄榜，身穿蟒袍的可能。要真成了孔乙己那样的死老虎，连短衣帮都敢嘲笑他。
《儒林外史》中聚会地点大多在江南一带，南京、杭州、湖州等地，这些地方经济发达、百业兴旺，能养活一些闲人。也因为经济发达，故文化教育发达，参加科举的士人多，考中做官的多，名落孙山的则更多。因为有非主流名士聚会的群众基础。而明代是个两京制度，真正的首都是北京，北京聚集的是主流士人，春风得意者多。南京则是个“虚拟”的政治中心，也有一套政府班子，可大多是不管事的闲差。围绕南京，不得意的名士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氛围。
这些名士，以诗词唱和，风花雪月自娱自乐，坐在一起就骂那些误尽读书人的“时文”——八股文章，骂那些得意的官僚和势利的盐商。其实这里面很多人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他们身在江湖，心寄朝廷，一刻不忘嘴上咒骂的官场。暗中艳羡那些靠科举发达的士子，如果给他们一个机会做官，大多数跑得比谁都快。他们的狂狷和名士气，是故意摆出来的姿态，是一种行为艺术。因为他们高不成、低不就，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不屑于卖苦力、做生意，只有搞行为艺术，企望通过这种行为艺术，引起士林注意，上达朝廷，有朝一日被征辟，那扇“幸进之门”向他洞开。
《儒林外史》书中有一回莺脰湖聚会的雅事，聚会的东道是父亲做过中堂、长兄为通政司大堂的娄三公子、娄四公子。这哥俩何尝不知道科举的甜头，做官的威风？他家的显赫无不来源于父兄科举的得志。可自己总是考不上，便变成批判科举、具有先进思想的新士人。书中写道：“哪知这两位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