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文臣和太监 作者: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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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文臣和太监 作者:十年砍柴-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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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道德品质太差,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身边的太监身上,张懋就说:皇帝天生圣明,原来并无这个念头,一定是左右的太监引诱走入非道。因此文官们屡屡劝谏皇帝远宦官。十月,刘健、谢迁、韩文等文臣上奏诛杀刘瑾等太监,以失败告终。
  对文臣们的劝谏,正德帝的态度则是打太极拳,一推二拖。要么是说一句“知道了”,就没有下文;要么干脆就留中不发,装着不知道这回事,气得大臣们只能以告老还乡要挟。皇帝也不着急,你要走就走呗,大明不缺当官的。文臣们所依靠的礼法的力量、声名的考虑、对祖宗的敬畏等等,对少年皇帝没多大的约束作用,好比拳头运力却打在了棉花上。
  这些大道理搁在一个正常的少年身上,往往会招致反感。这帮大臣不是以普通的少年标准来看待和要求皇帝的,而是以尧、舜,汉文、景,唐宗宋祖等明君的最高标准来要求正德帝的。——这又是明代以预设的理想化模式来执政的一大体现。他们以为,皇帝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别的少年能玩的你不能玩,别的少年能干的你不能干。皇帝不能有一点个人爱好,只能每天呆在宫里读圣贤书,看奏折,与大臣廷对。希望最大,往往失望越大,最后适得其反。正德皇帝执政的十六年是荒唐的十六年,他千万百计要逃出宫殿,住在豹房或宣府,就是为了逃避文臣们的视线。最终壮年暴亡,没有留下子嗣,继位的嘉靖帝继位,惹出了震动朝野的“大礼议”之争,君臣彻底决裂。如果在正德帝继位初期,因势利导,尊重一个少年人的心理特点和个人爱好,文臣集团和皇帝乃至皇帝身边的太监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营垒分明,不是那么紧张,也许正德帝会慢慢地上了做皇帝的轨道,不会那样出格,很有可能留下一两个皇子,不会给死后朝廷乱局留下导火线。
  这些想当“帝王师”的文臣不了解人性,只了解道德,望君成龙的心思太迫切,他们对皇帝的“教导”结果和自己的初衷正相反,也在意料之中。

  更适合当可汗的皇帝(1)

  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九月十五日,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港口淮安府清江浦。
  一群人在开阔的水面上划船打鱼,这些人衣着华贵,举止优雅,周围旌旗蔽日,侍卫如林,显然这不是普通渔民为了谋生的渔业活动。谁知道乐极生悲,船突然翻了,一个三十左右的青年人掉进水中。旁边船上的人立刻像炸了窝似的,叫声震天,许多人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把青年人搭救了出来。
  青年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染上了重病。这个人就是当时大明朝第一人正德皇帝朱厚照。第二年三月,他便死在自己钟爱的豹房,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也没有过继任何一个侄儿辈作为儿子。皇位继承问题出现了危机,群臣商议,将他皇族的一位堂弟从封地湖北钟祥弄到北京,作为朱厚照老爸孝宗的过继儿子继承大统,是为嘉靖。最后才闹出了把整个大明朝廷折腾得天翻地覆的“大礼议”事件,朝局元气大伤。
  正德皇帝为什么不好好地呆在北京,而出现在了大运河上面呢?这个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热爱自己治下的任何一寸大好山河,就是不爱他最应该呆的地方——紫禁城,即使不得已在北京,他大部分时间也在紫禁城外的豹房,和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美女以及宠爱的太监、卫士厮混在一起,而冷落那些一心想他临幸的后宫以及总想给他讲治国之道的文臣。
  这次正德皇帝南下是因为江西南昌的宁王造反,他听到后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这位酷爱舞刀弄枪的万岁爷总算找到一个机会可以率兵打仗了,于是决定御驾亲征,可是出了北京不远就接到快报,宁王已被地方官王守仁擒拿,皇帝没必要亲自动手了。可好不容易有这样一次机会,哪能放弃?他毫不理会,照原计划南下,于是在“御驾亲征”的名义下,去锦绣江南闹了一年。
  在此之前,他已经给自己起了另一个名字朱寿,并自己封朱寿为威武大将军,总领天下兵马。他曾带领部队去了宣化、大同一带,和蒙古骑兵真刀真枪地打了一仗,让皇后、大臣们担心个半死。
  到了明代,中国农耕文明发展到了僵化的程度,武将的地位日益衰落,在道德治国的理念下帝国靠各种繁文缛节的礼仪运行。因此理想的皇帝就应当是一个温和文雅、喜欢文牍和政事的谦谦君子,最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在皇宫里看奏折,和大臣商量国家大事。
  可正德皇帝似乎就是专门和这种礼仪文化、农耕文明反着来的一位君主。他不像一位华夏天子,倒更像一位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大可汗。他的一切爱好和审美观接近草原而疏远耕地。
  比如说他从小就爱骑马射箭,爱身履险地,甚至亲自去驯服狮虎。这用大明的流行价值观来说,不是一个皇帝应该做的,这种冒险是胡闹是荒唐。而在草原上,大汗的子孙们从小就跟着长辈出去打猎,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不配做骑士,更不要说继承汗位了。
  在游牧民族中,大汗和王子亲征是常有的事情,非如此就不能激励士气。成吉思汗一生无数次带头冲锋陷阵,即使他统一蒙古高原后,对他的子孙也是这样要求的。横扫欧亚大陆,一直打到多瑙河上那次远征就是著名的“长子西征”。从大可汗开始,王公贵族都派了自己的大儿子去参加那最艰苦最危险的征伐。游牧民族没有千金之躯不履险地的说法。
  汉族的天子尤其到了明代,实际上是个大囚犯,被无形的枷锁捆在皇宫里,而草原上大可汗的王帐可设在草原上任何一个地方。正德皇帝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建在北疆边塞宣府的大将军府。那个地方离草原最近,时时可能受到蒙古骑兵的侵扰,在那里正德帝也许更能感觉到一种金戈铁马的气息。
  明帝国是个典型的宗法社会,特别讲亲疏之别、讲妇女的贞节,一般男人结婚对新娘的要求是,悠悠万事,处女为大,而正德皇帝根本不讲这个。他对那些以处女之身选进皇宫的少女不感兴趣,而对已婚妇女、寡妇却兴趣颇高。有一个军官叫马昂,他的妹妹已经嫁了别人并怀有身孕。此女子貌美而善于骑射,并擅长胡乐。这正是正德皇帝最喜欢的,他一见倾心,便把这个怀孕的有夫之妇纳入豹房,倍加宠爱。这在文臣们看来,可是关系到大明社稷的大事,皇帝什么女人没有,哪能爱上一个怀上别人孩子的女子?尤其是皇帝自己还没有亲生儿子。于是上书苦谏,并拿出秦始皇嬴政的例子,说吕不韦将怀上孕的赵姬献给秦国公子子楚,最后生下了“野种”,窃取了秦国的江山,可正德帝丝毫不当回事,这真有成吉思汗之风。铁木真年轻时,刚刚结婚的妻子孛儿帖被敌人抢走,怀上了敌人的儿子后又被铁木真抢了回来。敌人的儿子生出来后,铁木真不但没有遗弃,反而把他作为长子养大,后来成为铁木真征战四方的一个得力助手,铁木真照样给这个儿子很大的封地,这在汉族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大明重宗法,正德帝偏偏不把宗法不当回事。自己没有儿子毫不在意,按照宗法制度完全可以过继同族侄儿,可他也不这样干,却到处认异姓的干儿子。
  我估计,正德皇帝没准羡慕自己北部的敌人——那些游牧民族首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率领骑兵四处征战。在大明朝廷,他是孤独的,他羡慕的生活方式,在饱读孔孟之书的文臣看来,是没教养的,是落后野蛮的。
  朱厚照生错了年代,如果他生在皇族有突厥血统、朝野有尚武之风的大唐,他也许会有一番作为。
  朱厚照也生错了地方,如果他生在天似穹庐莽盖四野的草原上,没准是个英武的可汗。
  可惜他生在16世纪的中国,生在那个被红墙圈起来的紫禁城,变成个“荒唐皇帝”。

  继承资格的解释权(1)

  拙文《莫问帝王家务事》在博客上发布后,引发了一些朋友的争论。皇家的家务事该不该管?如何管?我们都知道,帝制时代皇室是家国一体的,家事即是国事,家事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清明、国家安定与否。为臣民的都希望继承皇位的是扶苏而非胡亥,是杨勇而非杨广。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士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皇室家务事。拙文笔调有点揶揄叶伯巨、解缙,但绝非讽刺挖苦这两位。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代人只能办一代人的事,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精神禀赋和思维方式,何况那个年代距我们已经六百多年。
  有朋友在讨论中提到明代一些大臣,为了搞明白皇帝的老爸究竟是谁,弄得要死要活,整个朝政也为此搞得很不堪,这场争议直接影响此后大明朝的兴衰。这就是嘉靖朝最大的事件——“大礼议”之争。
  一个人他的父亲是哪个,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可在那个时代,父子关系绝不仅仅是血缘关系,不能简单地用生物学的知识来判定,而是用礼法来判定。直到民国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长房如果没有儿子,那么其他房的兄弟家儿子,必须过继一个给他以承香火,且一般是长子。钱锺书的大伯没有儿子,他就是被过继给大伯的,童年时大伯对他的关爱远甚于他的亲生父亲。
  “大礼议”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明孝宗享国十八年,以勤政宽厚尊重士人儒获得臣民特别是士林的赞誉,可他和大多数明代皇帝很不一样的是他不怎么好色,不纳妃子,这一夫一妻的结果是孩子不多,生了两子三女——在皇室中,皇后一个肚皮生出五个孩子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二皇子早夭,而大儿子继位后,便是有名的荒唐皇帝朱厚照,这是个从小患多动症的愤青,和他父亲相比完全是两个极端,不安分,行事怪异,又好声色。他父亲因为女人少,儿女不多,他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身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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