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工程建设中要“土法上马，边设计，边建设，边生产，反对‘大、洋、全’”。老刘（我那时这样称呼他）就告诉我，“毛泽东的这种政策使很多工程设计质量差，施工后发现必须重新设计、返工。技术设备也非常落后，规模小，成本高，浪费很多人力物力。”他极力批评毛泽东当时所鼓吹的各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每省甚至每县都自己建造供应本地的化肥厂、钢铁厂、机械厂。他说：“苏联计划经济的长处之一就是全面计划区域的专业化，设计一些大规模的专业化定点企业，向全国供应专业化产品，毛泽东的这种政策完全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思想。”
那天晚上，全大队召开批判逃跑犯的大会。一个前两天逃跑被抓回的犯人戴着脚镣受批判。那次会后我才知道，这里平均每周都有人逃跑，偶尔也有成功地逃走的人。大多数被抓回的逃犯都被戴上脚镣，仍被强迫劳动。我这才明白，早上的嘈杂声中那热闹的叮啷声是逃犯脚上的铁镣声。
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挑土。一排排挑着盛满泥土的簸箕的犯人从一条临时修成的吐露上往堤上爬，肩上挑着空簸箕的犯人从土路两侧走回盛土的地方。用锄头将土装进簸箕是较轻松的工作，犯人们轮流做这个工作。忽然远处响起铜锣声，我抬眼望去，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犯人背上插着一个长牌子，牌子上写着“逃跑犯XXX”。一个干部和另一个值班犯人牵着他敲着锣在大堤上游行。周围的犯人小声说，“又是一个背时鬼”。我们的小组长说：“他是中午回伙房挑饭时逃跑的。”我们中饭在大堤上吃，寒风刺骨的露天里吃中饭，真不是滋味。但中午回伙房挑饭的犯人却多了一个逃跑的机会。这天收工回工棚的路上，刘凤祥告诉我，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风刮到中国时，劳改、劳教农场开始取削剃光头、在犯人衣服上写“劳改”字样的做法，犯人开始有每月两元零用钱。文革中两元零用钱被减到一元五角，剃光头、写“劳改”字和打人的做法又恢复了。我说，怪不得有些老犯人都说文革前刘少奇当政时，劳改犯人的日子好过得多。那是一位原来是渔业专家的老犯人对我说的，文革前他去劳改队，仍在干他的渔业专行，管理几个大鱼池，文革后他也被送来干修堤的苦力活。老刘不以为然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是左得可爱的人物。他们那时号召每个共产党做党的驯服工具，那种窒息人的创造性的味道，甚至不如文革中毛泽东鼓励人们造反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毛泽东文革中做的坏事比刘少奇更多，所以人们两害择其轻，大家现代都同情刘少奇。”老刘的这段话令我十分吃惊，因为他所有对毛泽东的批评都像是对刘少奇观点的间接支持，他也曾表现出对周恩来、邓小平的好感。然而我那天才发觉，他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好感却是有极大保留的（“两害择其轻”）。那天我们刚回到工棚，值班犯人就把刘凤祥叫去，说干部找他有事。晚饭时，刘凤祥带着一大包东西回到工棚。坐在我们那个通铺的角落，他把他的妻子张铁军带给他的一些罐头食品拿出来与我们这几个“省无联”案子的朋友分享。那天晚上，老刘给我讲了他的妻子的故事。
刘凤祥是在国民党时代受的高等教育。共产党军队打败国民党军队后，接管大片国民党区的政权需要很多知识分子，共产党采取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很多青年学生参加共产党，马上做了县长、局长。刘凤祥就在那时参加了共产党，一九五零年才二十来岁就当上了浏阳县县长，当地建设报的总编辑。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后在工厂劳动教养，一次工伤事故中右肢被机器截断。在医院治疗时，为他治病的女医生张铁军被刘凤祥在治疗中表现的刚强坚毅的男子汉气所吸引。张铁军完全接受了刘凤祥的政治观点，为他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智慧所感动。文化革命开始后，张铁军被当权派打成黑鬼，受到批判。她一度丧失人身自由。刘凤祥支持张铁军的同事上北京告状。这位同事在北京将张铁军的申诉材料交给中央文革。
这些材料被转到陈伯达（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手中，陈伯达当时正执行毛泽东的新政策，支持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起来造反。陈伯达亲自在张铁军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要求地方官僚为她平反。这个批示给长沙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很大鼓舞。张铁军恢复自由后，成了刘凤祥政治活动的助手。刘凤祥组织右派闹事翻案和鼓动造反派反对当局的活动被公检法注意后，刘凤祥告诉张铁军他随时可能被拘留。张铁军马上要求刘凤祥与她办理结婚登记，否则，刘凤祥入狱后，她无法与他合法地保持联络。他们就在刘凤祥被拘留前夕结了婚。刘凤祥被拘留在公安厅看守所的近两年中，张铁军以妻子的身份每月送东西和通讯。一听说刘凤祥被判刑，她就搬到离劳改农场较近的刘凤祥的母亲家，并买了大批物资，赶到建新农场来看他。
听了她的故事，我不由得想起宋绍文和很多人的妻子一听到丈夫判刑的消息马上离婚的故事。如果妻子不离婚，子女不与“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他们就会受到当局和社会的政治歧视，找工作、升学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刘凤祥妻子的故事成了犯人中的珍世奇闻，尤其在政治犯人中，她成了一位备受崇敬的圣人。刘凤祥还告诉我，他告诉张铁军“杨曦光与我们在一块”，张铁军听了后很高兴，要他向我问好。从刘凤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话语，我感觉到，他很喜欢我，他把我当成一位在我们这代人中有影响有思想的政治人物来看待。每天晚上，我都累得不想干任何事。据刘凤祥说，劳改队的干部最喜欢用沉重的劳动来折磨犯人，这样政治犯就再没有精力来想政治问题。所以每年冬天农闲季节，他们都要找类似修堤的工作来让犯人做。但是，我在十队的一个月却和刘凤祥讨论了不少政治问题，我们的讨论大多是在收工和出工的路上。老刘告诉我，我们很快就会分手，农场当局不会让这些同案的政治犯在一个大队，那一定是当局有意安插了特务在其中，好利用同案犯之间的交流收集他们需要的情报。文化革命使劳改的管理比以前混乱，所以我们这些同案犯才有机会平安地在一块呆一两个月。
正如刘凤祥所料，一个月后，我被调到内湖三大队去了。其他“省无联”一案的犯人也先后被分散到各个大队。周国辉去了一大队，毕健去了五大队，刘凤祥仍在十大队。三月份，建新农场开了一次宣判大会，是在三大队附近的大堤的闸口上开的。这个闸口是经常宣判处死在劳改队继续反抗的犯人的地方。那个宣判大会上，干部们宣布中共“一打三反”运动的决定，要“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林彪下令杀一批反革命，林彪的“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指示也被当作标语贴在会场上。那次宣判大会当场枪杀了五个犯人，其中有多次逃跑的犯人，有在劳改队继续攻击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政治犯。政治犯看到这几个案例都恐怖万分，因为被处死的罪名都是针对思想言论，而非任何具体行动。
四月初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我被干部叫出去。两个军人在三大队的办公室等我，他们自称是省革命委员会人保组的人，要把我押回长沙，因为“一打三反运动”需要重新调查“省无联”的“罪行”。我感觉到这次运动是针对各种当局的政敌的，我这次回去“凶多吉少”。我们坐船来到岳阳，在岳阳停留了一个晚上。我被关进岳阳市公安局看守所。从船码头到看守所的路上，我就看到街上贴满了强烈要求当局镇压“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的标语。突然我看清了标语上列有这样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名字“雷特超、刘凤祥”。我不由得大吃一惊，我知道雷特超是和刘凤祥一块被打成右派的原省公安厅的一个干部，他们一块劳改，又一块在文革中被逮捕。我怀着紧张和充满疑问的心情进了岳阳市看守所，我急切希望知道刘凤祥出了什么事。我被关进一个四五米长，三米宽的房子，挤着三十多人，地板上夜里铺满了床垫，人们躺下后，再没有插足之处。很多人是刚被判处徒刑等待押送到监狱或劳改队去。一个满脸沮丧和愤愤不满的青年告诉我，这次大规模镇压是保守派与军人联合起来向造反派的报复。他是个拖平板车的工人，家庭出身不好，文化革命中造了街道派出所的反，因为派出所总是歧视他的家庭。这次一打三反运动，这些共产党的骨干（他们文革都是保守派）兴高采烈，一夜之间就把他“攻击诬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罪行”的材料整好，与公安局军管会一起一天之内完成了逮捕判刑的整个程序。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保守派抓人判刑效率之高，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
他告诉我，批准杀人的权力已从中央最高法院下放到省级公检法军管会和人保组，很多人已被处死，很多文革中的造反派都被判了十几、二十年的重刑。我听到那些消息，发觉自己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政变，有点像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洗所有激进派一样。看样子毛泽东和林彪已从支持造反派转为支持保守派，彻底镇压造反的市民了。我向周围的人打听雷特超、刘凤祥的情况。一位中年人告诉我，雷特超、刘凤祥等四人已被以组织反革命组织的罪名被执行死刑。我忙问判决书有什么内容。有人告诉我，布告上说雷特超、刘凤祥为首组织反革命组织“中国劳动党”，煽动上山为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对我无异于听到一声晴天霹雳，一阵悲痛从我心中涌起，我问苍天，为什么这么优秀的政治家，这么正直的人却被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