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正，忙升迁。事情一样一样地排着队等候在爸爸面前，挡住了爸爸的视野，爸爸就忘记了你的童年却是不会永远等候在那里的。苏屋望台的生活让爸爸看清了许多事。每次爸爸见到那个聋孩子尼尔，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你，我亲爱的女儿。尼尔的不幸是人人都看得见的，可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尼尔的幸运。尼尔有一个把他的梦永远地扛在自己肩上的妈妈，而你的爸爸却不是这样的。你的爸爸要卸下了自己的梦，才会来扛你的梦。尼尔的妈妈让爸爸愧疚。
十月初中越收到了一封挂号信，是一个厚实的牛皮纸大信封。看到寄信人栏上那个陌生的律师事务所名字时，中越心里就有了几分不祥的预感。拆开了，果然是离婚协议书。
分居是范潇潇提出来的。当时只是说分开一年，冷一冷，说不定就好了。中越来苏屋瞯望台之后，俩人也是时常通电话的，说的居多是小越的事。潇潇从来没有在电话上探讨过离婚的事，甚至连暗示也没有过。当然中越不可能没有一点提防——分居通常是离婚的必经之途，他只是没想到潇潇出手如此之快。便禁不住将潇潇和那个姓项的以往的种种蛛丝马迹，一一地回想了起来。兴许那姓项的非但不是分居的结果，反倒是分居的起因。如此一想，中越便觉得自己是暗夜赶路稀里糊涂地掉进了陷阱，脑袋一热，拿起电话，就拨那个熟记在心的号码。
铃声响了一会儿才有人接，是潇潇。气喘未定的样子，又叫中越生出些龌龊的联想。中越憋了几秒钟，才冷冷一笑，说潇潇你等不及了吧？潇潇啪的一声将电话挂了。中越再拨，就没有人接了。中越一屁股坐在地板上，把电话机放在腿上，准备拨它一个通宵了。每拨一次，火气就大了一圈。拨到后来，头上就有青烟冒出，话筒几乎捏化在了手里。
拨了约有一个小时，终于有人接了起来。中越的脑袋轰的一声炸成了无数碎片，一声狂吼，差点把自己震倒：
“有本事就把那个姓项的摆到明处，背后打黑拳是他*的混蛋！”
电话那头是死一样的寂静。过了半晌，才有一个声音，战战兢兢地叫了一声爸爸。中越这才醒悟过来是小越，心里后悔莫及，就把声音放低了八度，说小越爸爸不知道是你。小越不说话，却叹了一口气。那口气极轻极弱，如细细的一缕烟云在中越的耳膜上擦了一擦，却擦出了一道难以修复的伤痕，中越的心就牵牵地疼了起来。
“小越你别叹气，你还是个孩子，叹气是大人的事。”
小越哼了一声，说谁是孩子呀，爸爸我已经十一岁了。顿了一顿，又迟迟疑疑地说：“其实爸爸你和妈妈过得不快乐，分开也是可以的。别担心我，我没事的。将来你们有了新家，我就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了，寒假去一家，暑假去另一家。我们班好多同学，都是这样的。”
中越的心又牵了一牵，说不清是悲是喜。只觉得在国外长大的孩子，和国内同龄的孩子相比，在有的方面似乎太稚嫩了，在另一些方面却又似乎太成熟了。
放下电话，却怎么也集中不了精力备第二天的课。他和潇潇一直认为小越的个性太大大咧咧，有些像男孩子，没想到孩子却一直是看在眼里的。他和潇潇的不快活，在小越面前其实都是很隐忍的。潇潇的不快活在先，他的不快活在后。他的不快活很大程度上源于潇潇的不快活，因为他本人对快活不快活之类的感觉一直是很懵懂的。
潇潇是人中的尖子，花中的花。潇潇是那种极其愿意走在拥挤的人群中，又渐渐把人群甩在身后的人。所以他们相识之后的每一件重大事情上，她都走在他的前面。她比他先读完学位，她比他早评上职称，她比他早半年出国，她比他先找到工作，她的工资比他的高出好几个台阶。她虽然一直走在他的前面，却不愿意他永久地落在她的背后。她先走几步，再回头拉他，一直等到他们大致平行。大致平行的日子是潇潇最快乐的日子，只是潇潇却不能沉湎在这样的日子里。潇潇劳碌惯了，潇潇不能长久地休息。她必须甩下他再往前走去，然后再回头来拉他。他虽然比她慢几步，但也都最终走到了她为他设想的目标。他让她失望的不是他达不到她的目标，而是他抵达目标的方式。她打心眼儿里见不得他那种偷工减料懒懒散散的样子。他常常觉得自己是一架千年老牛车，每一个接头都结着厚重的锈。潇潇若一撒手，他会立时轰然倒地，成为一堆毫无用处的朽木。
这样的生活模式维持了好几年，潇潇就渐渐厌倦了。他是个感觉迟钝的男人，很晚才觉察出她的不快乐。其实那时他也是可以扭转局面的，只是他懒散的个性决定了他只能是那样一种丈夫，用潇潇的话来形容，是提起来一串，放下来一摊的那种。他问过潇潇那样东西是不是屎，潇潇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即使在那个时候，他的不快活也还仅仅是因为他觉察了她的不快活。而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那份不快活，是在更后来的日子里才出现的。
半年前，他母亲在分别八年之后飞过千山万水来多伦多探望他。
他的父亲去世很早，他和两个哥哥都是靠着母亲在皮鞋厂工作的微薄工资养大的。母亲只有初小文化程度，识不了几个字，干的是全厂最脏最低下的工种——橡胶车间的剪样工。母亲日复一日的任务，就是把刚从滚筒里捞出来的热胶皮，按固定的尺寸剪出鞋底的雏形。这个工种是母亲自己要求来的，因为生胶有毒性，橡胶车间的工人，每个月可以拿到四块钱的营养费。
生胶落色。母亲下班回到家，脖子是黑的，手是黑的，一笑，额上的浅纹也是黑的。洗了又洗，洗出好几盆墨汁似的水来，泼了，就操持一家人的晚饭。饭很简单，几乎全是素的，却有菜有汤。吃完饭，收拾过碗筷，母亲就坐下来，开始织毛衣。母亲会织很多种的花样，平针，反针，叠针，梅花针，元宝针。母亲的毛衣都是替别人织的，母亲自己的毛衣，却是拆了劳保手套的旧纱线织的，穿在身上，颜色虽然黄不黄白不白的，样式倒是合身的。母亲给别人织毛衣，织一件的工钱是两块钱。遇到尺寸小花样简单的，一个月可以织五六件——当然是那种马不停蹄的织法。
中越生在乱世，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凭票供应。江南鱼米之乡，竟也开始搭配百分之二十的粗粮。家里三个男孩，齐齐地到了长身体的时候，口粮就有些紧缺起来。母亲只能用高价买下别人不吃的粗粮，来补家里的缺。每天开饭的时候，母亲总让儿子先吃。等到母亲最终摘下围裙坐下来的时候，那个盛白米饭的盆子已经空了。地瓜粉做的窝头虽然抹了几滴菜油，仍然干涩如锯末。母亲嚼了很久，还是吞不下去，直嚼得额上脖子上鼓起一道道青筋。中越看得心缩成紧紧的一个结，可是到了下一顿，依然无法抵御白米饭的诱惑。
母亲常年营养不良，又劳累过度，身体就渐渐地垮了。有一天晚上，三个孩子正围着饭桌做功课，突然听见母亲嚷了一句怎么又停电了？中越说没停电呀，母亲那边半晌无话。再过了一会儿，中越就听见了一些的声音，才发现母亲哭了——母亲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
母亲的眼睛坏了，不能再做剪鞋底的工作了，就调去了最不费眼力的包装车间，给出厂的鞋子装盒。母亲也不能再织毛衣了。失去了营养费和织毛衣这两项额外收入，家境就更为拮据了。三个孩子就是在那个时候才真正懂事起来的。每天做完作业，就多了一项任务——糊火柴盒。糊两个火柴盒能得一分钱，每天糊满一百个才睡觉。糊火柴盒的收入孩子们只上交一部分，另一部分自作主张拿去给母亲买了鱼肝油。
母亲的眼睛时好时坏，虽然没有治愈，却也终究没有全瞎。
后来三个孩子都成了家，大哥二哥搬出去住，中越也大学毕业去了省城。母亲这些年始终自己一个人过，不愿和任何一个儿子住在一起。中越是母亲最疼的一个老儿子，所以当中越提出要母亲来多伦多探亲的时候，母亲虽有几分犹豫，最后还是来了。
母亲是个节省的人，到了哪里都一样。在中越家，母亲舍不得用洗衣机和烘干机。母亲自己的衣服，总是手洗了挂在卫生间里晾干。走进卫生间，一天到晚都能看到万国旗帜飘扬，听见滴滴答答的水声。潇潇说地砖浸水要起泡的，卫生间总晾着衣服，来客人也不好看。潇潇说了多次，母亲就等到早上他们都上了班才开始洗衣服，等下午他们快下班了就赶紧收拾起来。地上的水迹，母亲是看不清的。母亲自己看不清，就以为别人也看不清，潇潇的脸色就渐渐难看了起来。
母亲操劳惯了，到了儿子家里，也是积习难改，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做上一桌的饭菜，等着儿子儿媳下班。母亲做饭，还是国内的那种做法，姜葱蒜八角大料红绿辣子，旺火猛炒，一屋的油烟弥漫开来，惹得火警器呜呜地叫。做一顿饭，气味一个晚上也消散不了。家具墙壁上，很快就有了一层黏手的油。
潇潇说妈您把火关小些。中越也说妈您多煮少炒。母亲回嘴说你们那个法子做出来的还叫菜吗？勉强抑制了几天，就又回到了老路子。
后来，潇潇就带着小越在外头吃饭，吃完了带些外卖回来，给中越母子吃，才算勉强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是母亲无饭可做了，就闲得慌。母亲不仅不懂英文，母亲连普通话也说得艰难。所以母亲不爱看书看电视，更不爱出门，每天只在家里巴巴地坐着，等着儿子回来。中越下班，看见母亲一动不动地坐在黑洞洞的客厅里，两眼如狸猫荧荧闪光，就叹气，说妈这里电费便宜，开一盏灯也花不了几个钱。
母亲近年学会了抽烟。母亲在诸般事情上都节省，可是母亲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