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车发动的一瞬间，世界又回到了她的身边，她全身上下的血液重新开始欢快地奔涌。
她慢慢地把眼睛上的布解开，发现再往前走几米，就是她的老柳巷。路灯的光如刀子一般，刷刷地闪着她，把她的眼睛照得刺痛刺痛。
只是，她的大脑一片空白。他的手是根魔杖，把她的什么东西拿走了。永远地拿走了。不，这东西不是她身体内的那层薄膜，这东西是看不见的，是属于脑子的，属于心的。
但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在很长时间里她都不能确定，也不能明白。
那天晚上回家之后，她在卫生间待了许久。母亲问她怎么了，她说：“例假。”一整夜，她都把电扇开到最大档。第二天，她如愿以偿地感冒了。那三天，她哪儿都没去，就在床上躺了三天。
假期结束，一到学校，她就宣布退出“九英帮”。
“我看见你们就觉得恶心。”她说。
其实，她知道，她更恶心的，只是自己。
上晚自习的时候，她第一次提出要爸爸去接。她说她做了一个噩梦，不想再一个人走夜路了。母亲问她做了什么噩梦，讲出来可以解一解破一破。她道：“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鬼。”
“真真也知道害怕了。”母亲笑。看得出来，她的笑容是安慰的。一个女孩子，说到天边也不过是女孩子，总该有所畏惧才算正常，不然总是让人担忧的。
后来余真要求住校。住校的一年里，她开始勤奋读书，她发誓要考一个很远很远的大学，能多远，就多远。那一年，她没有一个朋友，不去走近任何人，任何人也别想走近她。“九英帮”失去了她就像失去了主心骨，很快解散。八个男孩子里除了董克，没有人敢再招惹她。其实董克也不敢招惹，每逢周六晚上回家和周日晚上上学的时候，他只是在胡同口等她。他可怜巴巴地站在那里，用眼神和余真打着招呼。余真全都知道，全都看见，可她全都熟视无睹。
教室，图书馆，宿舍，餐厅，她每天都在这几处直线行走，独来独往，对别人的事一律不闻不问。同宿舍一个女孩子失恋，哭得地动山摇，室友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安慰和同情，只她没有。那个人幸福的时候与自己无关，悲伤的时候凭什么要加上自己？没道理。这个世界说起来谁和谁都有关系，再说起来，谁和谁都无关。有同学曾经小心翼翼地批评过她，说她太骄傲太冷酷，把自己的门关得太紧，这样享受不到集体的温暖。她道：“我不是一个房间，我是一座墓。墓有门吗？”
她把自己的野都收敛了起来，慢慢地，像一朵受了风寒的花，把自己的瓣，一片一片地聚起来，重又成了一个花苞。她变了一个人，安宁，内向，长久地不说话。看人总是寒光闪闪，像有一道玻璃嵌在里面。家里人都说她懂事了，知道用功了，像个女孩子了。只有她知道自己：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但大学毕业之后，她终还是回来了。因为她要嫁的人，就在这个城市，她没法子不回。这个破了她初夜的城市，又要补给她一个完美的婚姻。她不能不要。她必须得宽宏大量，不计前嫌。
２
又是六月，余真被批准到避暑胜地北戴河休假。
早就听说省厅在北戴河建有一个休假中心，这是她第一次来。规定可以带爱人和孩子，全额公费。其中来往路费由单位报销，其他一切到了北戴河都由休假中心包圆儿。这样的好事必定也是物以稀为贵，全局每年只有一个名额。今年局委班子研究出的结果，轮到了她。要说轮到她也是有些勉强，在局里她算年轻的，资历比她老的有的是，多少人还都没去过，她自然该往后排。但正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无缘无故的恨一样，世界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休假。她虽然年纪轻轻，却是局里的办公室主任。公车，接待，财务，都是她分管。一个很敏感的中层位置，银行拉存款，出差报旅费，司机讨油钱，都得过她这层手。下面趋奉的人是有的，上面拉拢的人也是有的，没人和她过不去，因为没人和好处过不去。一进单位仿古的翘檐大门，传达室的师傅都会对她多敷衍一分钟笑脸。
对这些，她都是明白的。
当初他们办公室仅副主任就封有三个，她是最年轻的。谁也没想到她会被扶了正。对此，只有她自己心里有数。当办公室主任无非就是算计领导的心思。她要是乖起来，顺起来，圆滑玲珑起来，投其所好起来，没人能比得过她——正如她当初野的时候，也没人能比得过她一样。如果说当上办公室主任算是一种成功，那她成功的秘诀就是以失去智慧的方式让智慧显现，以失去主意的方式让主意确定，以失去名字的方式让名字刻下，以失去自己的方式让自己存在。这么说有点儿玄，举个例子——领导想找个有特色的地方吃饭，她知道哪儿合适，但她一定不说。她给他推荐几个路线一顺儿的饭店，让司机开着车，饿着肚子找。那几个饭店比较起来，领导选择的肯定是她想推荐的那家。吃了，喝了，满意了，高兴了，领导还很有成就感，回去打电话的口气就是这样的：“哥们儿，我刚刚发现了一个好去处……”
让你的用心变成他的成就。无非如此。
凭着这点儿工夫，她当上了办公室主任。她没有给谁送过一分钱的礼，可以说，她升职的过程完全是纯天然无污染绿色环保。一位副局长曾经不无遗憾地说，如果她多少能喝点儿酒的话，他确定她的升职速度会比现在更快。
但余真不喝酒。
既然局委班子研究过了，一研究就成了组织决定，余真推三让四，做够了一番人情，当然没人会接，于是就去，去得无可奈何，也去得理直气壮。送行的时候，局长说：“好好玩，平时都是你跟着领导鞍前马后地服务，这次你就把自己当领导，好好地服务服务。”
儿子马上就期末考试了，要去还真是有些不放心。丈夫说他在家盯着，让她尽管去：“平时都是你陪儿子，过够瘾了，风水轮流转，该我新鲜两天。”瞧，对她全都是这么通情达理，体贴关照，不去都不好意思。
余真有点儿忐忑地上了火车。一个人清清静静地休一星期假，想想都莫名其妙地觉得奢侈，觉得于心不安。她的日子一向都是紧巴巴的，不，这紧巴巴与金钱物质无关。这紧巴巴，以前她总以为指的是时间。因为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单位，她总是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似乎头顶永远悬着一根弦，这根弦嗡嗡地弹着，从来不能让她大大地喘口气儿。现在，当她坐在火车上的一瞬间，她明白了：这紧巴巴指的也不是时间，而是心理。坐在火车上的她百无聊赖，闲得发慌，那根弦仍然在嗡嗡地弹着。弹着，一股艺无止境的劲头。
真是要命。
出租车停下，下午六点十分。休假中心到了，确实是个幽雅的所在。鲜花，草坪，一棵粗壮高大的核桃树下支着几张白色的木桌，配套的是同色休闲木椅，样式稚拙可爱。草坪后面疏疏落落地竖着几栋白顶红砖的小楼，玩具一般，让人一望就心生向往。
2007…5…21 15：47：45 苹果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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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关着，按通知书上的号码打电话，没人接。余真无所事事地站在门外，看着门口路标上的仿宋绿字：草厂南路。是，通知书上写的地址就是草厂南路。草厂，这是个好名字，她喜欢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可以嬉戏的名字，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乡间气息，仿佛可以看见多年之前这里生机勃勃的翠绿村庄，村庄之外有大片大片的青葱麦田，猪羊圈外堆着大垛大垛喂牲口的干草堆，钻到草堆里，躺下，会被清洁潮湿的草气腌住，用打火机点着，一根草就会燃出一根焦香……十六岁之前，余真会干这些。那时候的她啊，口袋里什么都可以没有，绝不能没有打火机。打火机的用处太多了，点树叶儿，点烟，自习课无聊的时候点前面女同学的辫子，哪位老师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捆芹菜，她一准儿用打火机把绳儿给掐断。打火机是个好玩具，口袋里没有打火机的小余真，就像现在的她包里没有手机一样，失魂落魄。
余真捏捏自己的包，包里除了手机之外，还有许多必需品：钱包、“心相印”纸手帕、“雅客”木糖醇口香糖、小镜子、小梳子、唇膏、防晒霜、通讯录……没有打火机。十六年来，她再也没有装过打火机。
余真摇摇头，想要把泛起的十六岁摇走。十六岁的花季？你没有啦。她对着传达室的窗玻璃照照自己的脸，已经三十二岁的她看起来顶多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粉嫩圆润，不胖不瘦，清水挂面头，黑漆杏仁眼，完全是个漂亮少妇的模样。可是，十六岁的花季她确实没有过。她的十六岁，是被腰斩的。
她的神情一派安宁祥和，和脸盘不相称，但与年龄很般配。十六岁，她被强暴了，但现在的她看着还可以，既不愤世嫉俗，也不忧伤沉痛。这是中年的表情吧，中国人中年的表情。中国人的中年一向是提前的，和国际不接轨。据说联合国规定四十五岁以下都是青年，四十五岁到六十岁是中年，六十岁之上才是老年。要这么说，她还年轻。
年轻？余真继续在窗玻璃上照自己。太阳还很毒，脸上已经被晒出了油。但，真的，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屋里有什么东西明晃晃地花着眼。余真定了定神：柚黄色的桌子上闪着一串钥匙的金光，而另一面墙上的铝合金窗户有一扇没关严。太好了，一刹那，余真做了个决定。既然没人看见，既然她还年轻——余真朝自己做个鬼脸，放下行李，蹬着大门上的横线铁格，翻了进去，然后双手一按，